国有背景企业绩效与无形资产关系的比较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产权重构、治理优化、有进有退等多项系统改革。到目前为止，传统国有企业的改革似乎告一段落。表面上看，改革后的国有背景企业绩效也能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国有背景企业要不要进一步改革及如何改革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国有背景企业的绩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国有背景企业绩效的依赖因素却少有人问津。时至今日，我们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即由依赖有形资产发展向依赖无形资产发展转变、由依赖土地使用权向依赖专利及专有技术转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有背景企业，在经济发展转型中应扮演重要角色，其自身绩效多大程度上与无形资产，尤其是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相关状况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成败。

二、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经营绩效与无形资产相关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如Aboody等利用量化方法研究了企业未来经营绩效和英国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重估价值之间的关系［1］；Lev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盈利增加与无形资产的投入之间高度正相关［2］；Aboody和Lev从软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视角，研究了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问题［3］。Barron等认为分析盈余预测的一致性程度与公司无形资产水平显著负相关［4］。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系列研究。薛云奎和王志台研究了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发现无形资产与股价高度正相关［5］；邵红霞、方军雄研究认为，不同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同［6］；王化成认为企业未来的业绩与无形资产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7］；赵敏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行业特征及监管对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8］；王宋涛和杨薇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多维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有形资产的竞争，更是无形资产的竞争［9］；郑骏川研究了技术并购和企业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0］。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本研究都有裨益，但尚无文献是从不同国有背景出发，研究企业绩效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关系。本文选择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和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和高校上市公司的绩效与其不同类型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量化对比不同类型无形资产对微观企业经营绩效贡献的大小，以期为企业运用无形资产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和运营绩效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制定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应用策略提供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有背景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及社会功能。因此，国有背景企业或多或少受到国有控股方的影响，并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国有背景企业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享受不同程度的隐形补贴。国有背景企业有两种典型类型：一是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二是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异质国有背景企业是指由不同类型的国有控股股东控制的国有绝对控股企业和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本文主要探究这两种异质国有背景企业绩效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依赖关系。

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往往受政府干预的强度较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亦较大。如物价波动时，需要其平抑物价；修建公共基础设施时，需要其鼎力相助；扩大就业时，需要其大力支持等。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势必消耗企业的资源。然而，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所控制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些企业要正常经营，就需要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如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政策的补贴。久而久之，政府机构控股的国有背景企业就会对政府机构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其绩效会主要依赖土地使用权等政府掌控的资源。这势必会使政府机构控股的国有背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减弱，其绩效将不主要依赖于专利等技术类无形资产。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对于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对其绩效的影响大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影响。

高校控股的国有背景企业，由于有高校这一主体作为缓冲，政府机构干预的强度相对减弱，其直接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对较小。而且，高校没有太多土地使用权资源可以贴补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这些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对土地使用权的依赖相对较弱。高校丰富的资源优势是尚待转化的科研成果，这对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来说，是可以依赖的。诸多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都是依赖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对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依赖程度较大。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对于高校上市公司，技术类无形资产对其绩效的影响大于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影响。

不同类型控股方对国有背景企业的依赖因素有较大影响。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对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依赖要大于对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依赖，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对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依赖要大于对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依赖。我国要实现经济转型，使经济绩效主要依赖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当前状态的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是难以实现的。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对经济转型应能起到更大的支撑作用。下文我们就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四、模型构建

根据实际需要，我们参照和扩展了Aboody、Barth和Kasznik在研究英国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重估价值和企业未来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以及Aboody和Lev在检验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时采用的方法［1］［3］。为着重研究绩效与无形资产的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删除了固定资产净值，并参照王化成的模型［7］，得出这一调整是可行的，删除固定资产净值并不影响企业绩效与无形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而且将原模型中的总无形资产拆分为各类无形资产，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本文所选取样本是各个高校上市公司和国有法人类控股公司的财务数据，时间跨度大，样本数量多，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本文也运用了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相比于简单的截面数据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扩大了样本容量，提供了更多有效信息、更多变化性、更少共线性、更多自由度，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效性，也提高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OPINCt代表主营业务利润；OPINCt-1代表上一年度的主营业务利润；MB 代表净资产倍率，以t年12月31日的市值与账面净值的比值表示，用于控制企业的风险和成长性的潜在影响；Intech代表样本企业在t年末的技术类无形资产总值；Right代表样本企业在t年末的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总值；Others代表样本企业在t年末的其他类无形资产总值；t表示年度；i表示样本公司；ε表示残差项。

五、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和样本选择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和高校上市公司。到2012年12月31日截止，我国上市公司已有2 494家，高校上市公司已有30多家。为了对比分析，我们最终选取了99家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29家高校上市公司①。本文数据均取于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从报表附注中获取无形资产具体构成数据，为保证数据的高质量，我们的考察区间定为2001～2011年，在此期间，所披露的数据较为规范和详细。但不可避免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披露还存在着缺陷，所披露的无形资产的具体项目繁杂，标准不太统一，而且少数公司披露的数据较简略。在所搜集的样本观测值中，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为989个；高校上市公司的样本观测值为252个。

我们对数据进行统计和研究分组，得出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无形资产比重等于无形资产总额除以资产总额，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比重等于使用权类无形资产除以无形资产总额，技术类无形资产比重等于技术类无形资产除以无形资产总额。在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中，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比重最高，均值高达75.39%，而技术类无形资产比重的均值相对较低，只有9.48%，而无形资产比重的均值只有3.82%。在高校上市公司中，无形资产比重的均值有6.57%，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比重的均值高达66.06%，技术类无形资产比重的均值为14.76%。可见，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比重均值远低于高校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比重均值，其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比重均值远高于高校上市公司的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比重均值，其技术类无形资产比重均值低于高校上市公司的技术类无形资产比重均值。

表1 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与高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两类异质国有背景企业的绩效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不同，在这里我们将无形资产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各种使用权；第二类为技术类无形资产，包括专有技术、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软件等；第三类为其他类无形资产，包括除使用权类和技术类无形资产以外的无形资产。

1.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对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依赖程度

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使用权类、技术类和其他类无形资产与其绩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0、0.75和0.49，回归系数分别为3.568、0.975、2.478，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0、0.000、0.001，检验效果均是显著的。模型的R2为0.659，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使用权类无形资产、技术类无形资产和其他类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均有影响，且均显著正相关。其中，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系数最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技术类无形资产和其他类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起的影响较小，从而验证了假设1。

表2 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结果

2.高校上市公司绩效对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依赖程度

高校上市公司使用权类、技术类和其他类无形资产与其绩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2、0.647、0.578，回归系数分别为0.782、5.807、2.487，检验P 值分别为0.000、0.000、0.0124。模型的R2为0.618，模型拟合情况较好，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看出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远远超过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验证了假设2。

表3 高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有背景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有背景企业绩效与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反映了无形资产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及对经济组织绩效的贡献。通过量化研究表明，对于异质国有背景企业，不同类型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是大相径庭的，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使用权类无形资产对其绩效的作用大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作用，其技术类无形资产对绩效的贡献相对较小；而高校上市公司技术类无形资产对其绩效的作用大于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作用。上述研究为政府和企业开发及运用无形资产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据。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技术水平的升级，我们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占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更须进一步变革。要尽力发挥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尤其要发挥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等对企业绩效的支撑作用，这就需要彻底转变过去企业绩效高度依赖有形资产或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政府应减少国有背景企业对有形资产及使用权类无形资产的依赖，注重引导国有背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使技术类无形资产成为国有背景企业绩效的主要支撑点。对于政府机构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应打破通过有形资源或使用权类无形资产进行补贴的发展模式，创立通过技术类无形资产积淀而获得卓越发展的新模式；对于高校掌控的国有背景企业，应进一步鼓励其作为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

注释：

①我们对高校上市公司中ST 及PT 公司进行了剔除，最终保留了29家上市公司。同时我们选取了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与高校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选取原则如下：一是考虑到极端值和非常规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首先剔除业绩过差的公司，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二是由于国内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A 股上市公司，同一只股票在不同板块上存在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而且B股和H 股对A 股的信息披露有所影响，所以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 股的A 股上市公司；三是由于高校上市公司平均股权集中度较低，为此，我们选择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40%的上市公司；四是高校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均为国有法人，由于国有控股与国有法人控股这两种不同属性的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差异很大，因此，我们的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剔除了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仅保留了国有法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后，本文选取的国有法人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为99家。

［1］Aboody，D.，Barth，E.M.，Kasznik，R.Revaluations of Fixed Assets and Future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UK［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9，26（3）：149—178.

［2］Lev，B.R＆D and Capital Market［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9，11（4）：21—35.

［3］Aboody，D.，B.Lev.The Value Relevance of Intangibles：The Case of Software Capitaliz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asearch，1998，36（4）：161—191.

［4］Orie，E.，Barron Donalbyaed，Charles Kile，et al.High-technology Intangibles and Analysis′Forecas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40（2）：289—312.

［5］薛云奎，王志台.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及其价值相关性研究［J］.会计研究，2001，（11）：40—47.

［6］邵红霞，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无形资产明细分类信息的再检验［J］.会计研究，2006，（12）：25—32.

［7］王化成.企业无形资产与未来业绩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5，（10）：120-124.

［8］赵敏.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行业特征分析及监管对策［J］.财经论丛，2009，（3）：68—74.

［9］王宋涛，杨薇.内部能力、企业竞争力和企业资源最优配置——一个理论模型（AMEC 模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3）：59-67.

［10］郑骏川.技术并购企业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