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真实性文件》20年的保护实践回顾与总结
——《奈良+20》声明性文件译介

徐桐

《奈良真实性文件》20年的保护实践回顾与总结
——《奈良+20》声明性文件译介

徐桐

“《奈良真实性文件》二十周年纪念国际会议”于2014年10月22-25日在日本奈良县举行。作为会议成果，在25日闭幕时通过了《奈良+20: 关于遗产实践、文化价值和真实性概念的回顾性文件》。作为对20年来国际遗产保护发展中新的回应，刚通过的《奈良+20》文件继承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对于文化与遗产多样性背景下遗产“真实性”评判标准的思考，同时也基于20年来国际遗产保护实践的经验回顾与总结，回应了诸如多元利益相关者、遗产保护带来的冲突、以及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等在《奈良真实性文件》通过时并未凸显的相关议题。

奈良+20，奈良真实性文件, 真实性，遗产保护实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178234/E080102）

1 从《威尼斯宪章》到《奈良真实性文件》

1964年第二届建筑师与文物建筑保护专家国际会议1）基于国际社会在长期实践，特别是二战后出现的文物建筑修复重建中出现的对保护与修复的思辨，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通常简称《威尼斯宪章》）。《威尼斯宪章》最基本的精神是对于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进行相关历史信息保护的思想[1]，并且历史信息的保护应当是真实和完整的，基于1960年代对遗产类型（单个建筑、城市或乡村环境、艺术品）2）和遗产真实性要素（设计、材料、工艺与环境）3）认识，确定了对于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干预时“最小干预”“可识别”“与环境统一”等普遍性原则[2]。上述基本精神与原则至今仍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基本参考。

然而，在1964年后的30年保护实践中，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遗产多样性日益得到尊重和认可带来了新的保护思考。1994年奈良真实性会议的召开和《奈良真实性文件》（简称为《奈良文件》）的通过是为了回应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对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认定与监测中出现的管理问题的不同认识下进行的。不同于《威尼斯宪章》通过时所面对的过去文物古迹的纯粹修复或重建，各国开始探讨基于自身文化理解，对于将“文物古迹的部分构件的定期更替”当作其管理文化遗产的传统时，如何认定其“真实性”进行思辨。

《奈良文件》回溯了《威尼斯宪章》所确定的对遗产评估与管理所依据的历史价值标准，并将《威尼斯宪章》中对历史信息的“真实和完整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为通过判定承载和阐释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源的“可信性和真实性”来判定遗产的真实性的具体操作指南。此外，为了回应文化多样性和遗产多样性背景下的“真实性”思辨，《奈良文件》通过分析价值的信息源所拥有的“社区属性”“传统材料属性”“文脉属性”的多样性，提出应用“真实性”标准评判遗产的基本要素时应当参考的上述多样性的具体指标[3]。

从 奈良真实性会议召开背景、内容中体现的遗产认定与管理操作导向性作用，乃至起草文件的两位主笔雷蒙德·勒麦尔（Raymond Lemaire）4）和赫伯·斯蒂夫（Herb Stovel）5）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背景看[4]，《奈良文件》回应的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共性的文化与遗产多样性背景下与遗产“真实性”相关的遗产认定与管理操作问题。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奈良文件》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过度解读其地区性意义有失偏颇。

2 《奈良+20》对《奈良真实性文件》20年的实践回顾与总结

新通过的《奈良+20》延续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对于遗产“真实性”的辨析，及其在文化与遗产多样性背景下阐释的遗产保护认知和实践的包容性精神，同时基于国际遗产领域20年来大量保护实践的回顾与总结，回应了其中涌现的许多诸如多元利益相关者、遗产保护带来的冲突以及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等在《奈良文件》通过时并未凸显的相关议题。

《奈良文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遗产基本要素“真实性”评估参考标准在横向维度上的视野，呼吁参考价值的信息源所拥有的多样“社区属性”“传统材料属性”“文脉属性”；《奈良+20》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纵向维度上的思考，呼吁“对于遗产价值的认知及其真实性的判定放在一个能够容纳人们认知和观点变化的周期性审视之中，而非建立在一个孤立的评判程序上”。

《奈良+20》继承了《奈良文件》强调 “社区”在保护中作用的基本精神，并基于20年遗产保护实践总结出的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其相关表述更加具有遗产保护管理的操作导向性。《奈良+20》呼吁“拥有权威的群体”应努力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遗产认定和管理，以及遗产资源利用过程中特别是“声音弱小的群体”，且遗产的专业人士应当将研究和决策制定的参与范围扩展到“能够影响遗产的社区性事务”之中。

此外，对于2000年以后全球政治变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加剧，特别是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冲突地区相关文化遗产价值认定与管理责任上出现的明显分歧，《奈良+20》不仅再次强调了《奈良文件》所提倡的包容与尊重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尝试从操作程序层面给出冲突相关方进行声张与调和的方式，呼吁通过“具有公信力和透明的程序用以调和这种分歧”。

再者， 《奈良+20》继承了《奈良文件》中认可“（社区）在自身的需求与其他文化社区的要求之间达成平衡”的基本精神，并回应了20年来遗产保护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力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明晰的阐释定位 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提出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利益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兼顾文化价值、遗产演变、社区需求和管理需要等具体的指导性原则 。

小结

《奈良文件》20年来，“文化与遗产多样性”认知的进程在日益加快，《奈良+20》 在对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回顾的同时，也明确了当今遗产保护管理所面临的纷繁挑战，并在正文“五项总结”后提出为了更好面对上述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尝试的方向。对于中国，在世界遗产增加到47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352处增长到4295处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做的努力远不止《奈良+20》所做的阐释。如何在汲取国际保护经验的同时，总结基于自身实践的保护理念，探讨我们保护面临的挑战，是我们阅读此《奈良+20》文件时需要进行的思考。

[1] 吕舟.《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J]. 建筑史论文集（第15辑），2002: 192-198.

[2] 国家文物局. 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2-54.

[3] 国家文物局. 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奈良真实性会议《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41-143.

[4] Jokilehto, Jukka. Considerations on the Impact of Nara[C]. 奈良: 《奈良真实性文件》二十周年纪念国际会议, 2014-10.

注释：

1） 1965年改组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2）《威尼斯宪章》定义：第一条。

3） Jukka Jokilehto, Considerations on the Impact of Nara.

4）雷蒙德·马利·巴隆·勒麦尔（Raymond Marie Baron Lemaire, 1921-1997），历史、艺术史及考古学专家，欧洲及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元老。1964年《威尼斯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创始人之一，为ICOMOS 的首任秘书长，并于1975年担任该机构主席。同时担任ICCROM的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德·勒麦尔国际保护中心（The Raymond Lemair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nservation, RLICC）前身的历史城镇及建筑保护中心的倡议设立人。本人曾参与过雅典神庙、比萨斜塔等重要保护工程。

5）赫伯·斯蒂夫（Herb Stovel, 1948 - 2012），国际遗产保护专家。曾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及卡尔顿大学教授，保护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Preservation Technology）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秘书长（1990-1993），ICOMOS加拿大国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7），ICOMOS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专家，负责起草了世界遗产“全球培训计划”（2000），并参与了ICOMOS及UNESCO各地区二级中心的筹建。 曾活跃国际遗产保护培训领域，曾任ICCROM遗产地区中心（Heritage Settlements Unit）主任（1998-2004）。

NARA+20: Retrospec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of Twenty Years Conservation Practice of Nara Document

XU Tong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Twenty Years Anniversary of Nara Document, held in Nara, Japan on Oct. 22th-25th, 2014, a retrospec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document, namely Nara+20: On Heritage Practices,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was approv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Gustavo Araoz, the Chair of ICOMOS, and Jukka Jukilehto. Besides inheriting the basic spirit of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the newly released Nara+20 also responds to several newly emerging issue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based on retrospec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of past practice, includ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conflicts duri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ol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tc.

Nara+20,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authenticity,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actice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4-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