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断代史专书词汇、语法研究新思路
——读晁瑞《〈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

王 毅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专书语言研究是语言学本体研究的重要基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汉语史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近代汉语在汉语史上重要地位，引起了越来越多语言学者的重视，以专书语言研究为突破口，由点及面，由面串史，可以很好地揭示近代汉语在汉语史上起到的桥梁作用。只有专书的语言面貌清楚了，汉语史的面貌才能更明确。作为一部专书研究成果，《〈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是作者晁瑞集十年之功而成的词汇学、语法学著作。

一、词汇学新探索

从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来看，相比近代汉语语法、音韵而言，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一者是因为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是最复杂多变的，其变化的轨迹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直难以准确地加以把握与厘清；其次，在语言学中，“词汇学”一直被视为“小学”而不受重视，大家都比较注重训诂学，甚至“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与词汇史混为一谈”[1]，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汉语词汇史的专业研究；再者是由于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缺失，最终导致研究成果少而又少。[2]177

晁瑞博士的《〈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抓住了词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作品中出现的908个方言词汇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释义，并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努力将词汇研究引向深入，探讨方言词汇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与汉语通语词汇之间的传承关系。不仅让我们领略了《醒世姻缘传》中山东方言词汇的特色，也为今后其他断代史专书词汇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方法，开拓了词汇学研究新的思路。

(一)词汇史与词汇学理论价值。

该书首次对历史文献中方言词的认定标准作了理论上的探索。作者认为只有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才可以将其列为方言词：

1、词的频率标准；

2、同一时代，不同词义的出现频率；

3、文体及叙述角度标准；

4、同一种古籍，不同的整理版本，差异较大的词语；

5、训诂学家笔下的方言记录；

6、各类辞书、方言志收录的方言词。

这一观点的提出，对研究探讨历史文献方言词的定性与归属问题有参考价值。

该书除了对见于《醒世姻缘传》方言词中的双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构词法进行了研究，得到了部分构词法规律外，还对“三音节”词汇的形成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该书第五章仔细探讨了汉语处所词三音节化产生的时代与过程，在排除“唐代说”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文献断定其产生于金元时代，还调查研究了蒙古语的“与——位格”及其对汉语处所标记“里”的句法影响，进一步论证了“三音节”词语的演变规律——首先是句法上的方位成分强迫性使用，致使汉语中本来不需要方位词的地方使用了方位词，接着方位词的使用向汉语纵深发展，产生了三音节的处所词，而最终，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蒙古语对汉语影响的逐渐削弱，三音节词语又逐渐消亡。

(二)训诂学价值。

该书的训诂学价值主要不仅体现在可以利用现实方言活语言材料，准确解释词义上，更主要的是有助于辞书的编撰，即利用《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汇，补正大型工具书《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在词典立目、词条释义、义项归纳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1、立目疏误。如“抗”字，《汉语方言大词典》只收录了一个义项，作为动词，释义为“用身体抵、推、托；用肩抗”；而在今天的北方方言区，这个义项涉及两个不同的词语，“用身体抵、推、托”和“用肩抗”，在读音与含义上都有所区别，这在《醒世姻缘传》有明显的例证。

2、释义误差。如“炉”字，《汉语大词典》释为“煮”，乃是放在水中“蒸煮”的意思，但是《醒世姻缘传》中的用例却明显带有中原官话的特征，即“焙干——一种放在火上烘烤的烹饪方法”的意思，今天的山东方言也较为普见。

3、义项缺失。如“打罕”一词，《醒世姻缘传》中指“见人不称呼或无法称呼”以及“生气、嫉妒”的意思，在今天的山东方言里面也较为常见。但《汉语方言大词典》只收录了第一个义项，而《汉语大词典》干脆就失收。

二、语法史新探索

方言词不仅涉及实词，还有一些虚词。在语法研究中，作者一直贯彻梳理每一个词演变历史的思想，对功能词的来源和演变作了深入探讨。如第七章第四节介词“望”存在多向语法化路径。最初来源于“相对”义的动词，在“望+NP+VP”结构中，随着组合主语生命度的降低，而语法化为介词。后来与来源于“看视”义的“望”合流。动词的宾语从有定、在交际现场，到不在交际现场、不定指，到方向、处所，随着宾语类型的不断扩展，动词“望”逐步失掉其对后面名词的支配地位，成为一个介词。

对部分功能词的主观化过程作了探讨，如第八章第一节反诘语气词“不的”来源于能性否定傀儡补语。语法化条件是：句式是反问句，且有连动结构。这是会话含义通过听话人“抄近路”获得，这个意义逐渐附加在语言形式“不的”上而成为语气词。

蒋绍愚、曹广顺认为“把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是有广阔前景的”[3]15。该书虽然是断代史专书语言研究，但是在相关问题论述中作者却跳出“断”的层面，把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摆在整个语法史的高度上进行探讨研究，如在探讨《醒世姻缘传》方言虚词的演变过程中，贯彻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与方言研究结合的思想，除了追溯其在历史上的来源，还联系现代汉语方言，论证虚词的不同演变阶段，同时还根据今天方言分布，结合历史文献，推测了某些方言词传播的大致方向。

以该书第九章助词“家”为例。“家”唐代虚化且可用于时间词之后，正式虚化为一个词缀，宋代出现在时间结构的后面，成为一个助词，所带语言成分从时间词扩展到样貌词。从文献看，宋代使用这种语言结构的，多为南方人。金元时期扩散到北方，在《醒世姻缘传》中还有一部分“X家”词汇化、构式化。助词“起”用于动补结构中，也可以作差比标记。方言及通语中有不少同类标记。粤方言中的“过”，不是唐代“胜过、超过”义词汇性差比标记，而是句法型标记。作者在深入考察元明清三代语法史的基础上，认为明清时代是汉语官话基础方言发生大变动的时期，出现了南北官话接触合流的现象。包括：削除蒙古语影响、南胜型、回归型、南北和谐双赢型等语法现象。清初的《醒世姻缘传》以北方官话为主，但仍残留南系官话成分。这应该是语法史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

三、官话发展史新探索

汉语的官话系统分为南北两系。吕叔湘先生认为：“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属于南方系；现在的北方系官话的初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个小区域的方言。到了金、元两代入据中原，人民大量迁徒，北方系官话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南方系官话更向南引退。”[4]58明代一直到清初，南系官话再次北上，由于朱棣迁都，南北官话逐步深入接触。官话在形成的过程中多次并大量受到不同方言的影响，如何厘清从方言到通语的流变过程与相互关系，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以第三章研究实词历史演变问题为例。其中“父亲”义的称谓词有多种，“爷”是唐代以来的通语词，现在正逐渐从北方衰退；“大”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跟我国北方历史上长期与少数民族杂居有关；“爹”和“大”本来是一个词，但是“爹”经过汉化成为北方的方言俗语词，今天已经遍布中国绝大多数方言区，成为一个新生的通语词。再如“拿持”义动词，“搬”是个通语词，“端”是个长江型词，“掇”是个南方型词。“端”在明代进入通语，继而与“搬”明确分工。“掇”也北播，清代中叶以后基本从北方消失。方言词与通语中的近义词，可能会相因生义，方言词“中”与通语词“好”即是如此。

四、综合研究方法探索

科学的研究离不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该书在对方言词汇进行界定与描写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确保论证结果的科学性与真实性。

(一)描写法。

将其中的方言词分为名词、方位词、处所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数词、数量词、拟声词、副词、代词、量词、连词、介词、语气词、助词等16类，详细描写了它们出现的语法环境，并将其与今天的山东方言作了对比，让我们对清初山东方言词有了全面细致的认识。

(二)比较法。

1、共时比较法：将《醒世姻缘传》放在与清代语料比较的基础上，通过频率统计，鉴定出哪些是方言词。除了与同时代的语料(主要来自民间俗曲《聊斋俚曲集》，小说《续金瓶梅》)对比，还注意与同时代其他方言语料相互参证。

2、历时比较法：既将清初方言词与古代方言词作对比，又将其拿来与现代的方言词作对比。其中“古代方言词”主要来源于《元刊杂剧三十种》《五代史平话》《蒙古秘史》《金瓶梅词话》；“现代方言词”部分来源于实地调查，部分来源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这样的比较来考察清初方言词发展趋向。

同时还注重了南北方言对比。明代初年江淮官话代表的《逆臣录》、稍后的《西游记》；典型的南戏《六十种曲》；带有少量吴语成分的《型世言》《三遂平妖传》等，这些作品的语言都能反映南系官话的部分面貌。在清代作品中，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儒林外史》(为江淮官话)、《儿女英雄传》(为北京官话)、《歧路灯》(为中原官话)、《缀白裘》(多吴语)、《海上花列传》(多吴语)与《醒世姻缘传》的方言词做对比，这样的对比让方言词语的地域特征更加明显。

(三)语义分析法与语音考察法相结合。

方言词常常是书写无定形。有时书写形式不同，未必不是一个词。有时书写形式相同，但未必是同一个词。考察判定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词要坚持语义分析及语音考察两个标准。词义引申有一定规律，只要两者有引申关系，就可以认定两词之间的联系，这是条件之一。接下来再考察两个词语音上有没有联系，是不是有方言音转的现象。如果语音上有密切关系，那么就应该认定两者为一词。

(四)定性、定量分析法。

我们鉴定一个词是不是方言词，主要依据电子语料的统计数据。这种方法能够把某些语言现象的性质从数量上确切地反映出来，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给人们整体的认识。特别是在论证一些比较性的问题时，更能够显示出其科学性与严谨性。如“盘缠”一词，作者考察了清代文献使用情况，找出其中共计292例，通过逐例分析发现这是个兼类词，具有动词“花费、支出”和名词“费用”的特征，其中作为动词义项的共计20例，仅限于具有方言色彩的小说中使用，而作为名词义项的另外272例，出现范畴不限，由此得出结论：在清代时说“盘缠”的名词义项为通语，动词义项则具有方言色彩。定量定性分析的结果是明确可信的。

由于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详细考察了汉语史上的重要语言材料，这部书在词汇史和语法史上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一部专书进而关注到汉语官话的发展历史，是作者极具慧眼的地方。祝愿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深入下去。

[1]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中国语文，1995(6).

[2] 张生汉.对“盥、沐、沫、浴”一组词的考察[M]//汉语史研究集刊(二).成都：巴蜀书社，2000.

[3] 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M].江蓝生，补.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