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①

吴翔宇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①

吴翔宇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五四儿童文学；中国形象；现代生成；意义重构

伴随着西方的“现代性入侵”，古典性的“中国形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建中国形象，呈示了现代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自我、他者的心路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对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设计的精神诉求。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植根于近代转型的时代语境，现代西方国家形象和传统中国形象是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双重他者。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中西、古今文化语境参照下自我调整的多重文化行为。双重他者的张力作用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了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

一、认同危机与确立自我形象的思想转型

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性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有着内在的话语关联。文学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自由地呈示一个特定区域或群体的历史记忆、思维方式。既能再现历时脉络中的民族或国家的行进轨迹，也能言说共时空间范围中民族或国家的细部生态。对此，安德森将现代民族国家定义为“想象共同体”，他道出了文学通过特定“民族语言阅读”对“现代民族国家”塑形的作用。文学关于民族或国家的书写和言说缝合了现代性演进的时代主题，传统变成一种可以“运用的过去”，而对深层的、神圣的始源的召唤，则变成当代实用的创造民族的方法②[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页。。在民族、国家的宏大体系中，思想启蒙、社会革命等重大的意识形态命题，顺利地进入宏大叙事的架构之中，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性的文学隐喻体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文明体系是一个稳固的民族国家模态。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小农经济结构的原因，“夷夏传统”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深蒂固。“抚夷”、“师夷”、“剿夷”、“制夷”的观念成为相对恒定的外交观念。当然，在古代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所形成的朝贡制度几乎很少受到挑战，尽管国内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乱华，但中华民族的性质并未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这样认为，在近代西方大规模入侵之前，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确认了其在世界舞台的群体认同，中国文化之于其他国度的“普世价值”曾一度让中国人津津乐道。在古代中国关于“天”、“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着对于外在未知世界的短视，在一个自足的“自我世界”中搁置了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参照。在此情境下，中国人不大可能产生如白鲁恂所谓现代化转型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的认同危机。古代的中国人几乎很少对其中国人的身份产生怀疑，显然，在没有强大他者介入的前提下，国人的身份是天然存在的，不需要国人予以确证。中国社会由于外部缺乏竞争意识，在禁锢和封闭的空间中缺乏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冲突，而中国文化的内质中以和谐中庸为粘合剂，忽视和压制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即鲁迅所谓的“不撄人心”。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相对恒定，国民的身份意识只限于国内文化语境中自我主体的范畴，没有世界体系中国家间的差别和比较，在家族、社区或宗教等关系网络中过着相对自足的生活。由于没有“他者”的闯入，文化间的比照意识较为薄弱，历朝历代国家的更迭难以产生民族沦丧的危机，没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也就不会有现代性的焦虑。这种情境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并不是古典国家形态在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刺激下的传统蜕变与现代跟进，借助对西方现代国家的认同而建构起来的。近代西方的强势突入，冲击了封闭自大的传统中国，将中国卷入了世界体系间的价值互视和文化参照之中。在与“他者”或“他性”的区别和比照之中，主体和自我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和确认。近代中国遭受的西方入侵的危机，打破了国人的原初镜像，改变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也逐渐瓦解，中国变成了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中国正是在与近代世界的对峙中逐步建立起“世界意识”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充分了解和认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认准方向，确立自我位置的立足点。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完全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横向移植，没有本土资源的对接与培植。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种族和族类思想对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提供了不少助力。应该说，“世界意识”的开启是中国人现代意识确立的重要标志，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启蒙工程。这对于强化国人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有着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认同是一个主体对自我的追问和建构，认同即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而国家认同则是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一个固定的政治认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家的身份资格。认同的方式是在同一范畴内增强或夸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增强或夸大不同范畴间的差异，即在不同文化范畴或群体间产生了一种“增强效应”*[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这种民族危机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很好地诠释了“冲击—反应”下中国人开启自我身份寻找和主体表述的现代意识。在强大的危机面前，国人除了自存的本能反应外，还有自我身份亟待确认的迫切体认：我曾经是谁？我现在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将我指认为谁？我想成为谁？等等。这些疑问的提出显然是由闯入自我生活世界的“他者”造成的，因此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要在破碎的现实中重整自我记忆，在双重镜像中重构自我的角色定位。寻求身份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对于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的人来说，不仅难以确证自我存在，也无法获得被共同体保护的资格。所以，身份的确认是自我意识强化的前提和基础。

空间观念的转变势必引起时间意识的转型。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因为中国的“生存原则也不必有什么变化”，“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有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谓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 108-109页。。传统逼仄且封闭的“天道循环”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天演进化”的时间意识正慢慢走进国人的心中。随着中国人地理视野的扩展，中国也被置于世界范畴的国家体系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遵循着进化的生存原则。“物竞天择”的时间意识，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整体，人类社会将沿着过去、现在到将来的方向不断地进化、进步和发展，历史的发展轨迹则为进步法则所规约。线性的社会历史时间取代了循环的自然宇宙时间，历史也便有了方向、规律和本质。由于体现了历史的目的论特征，时间已不再是传统神秘主义的机械循环论，而是一个带有矢量的进化模式。这意味着生命和事件是从一个历史时刻跨进另一个历史时刻的前进历程，历史成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之源。着力于对世界和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探寻，未来时间也就成为个体存在可能性思考的主要阶段。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过去的时间或时代就是陈旧、黑暗的，是理所当然应该被批判和鞭挞的对象，未来的时间才是新的光明所在，是人达至永恒的现代诉求。于是，向过去告别，立足现在，奔向未来历史的终点，书写和想象“新人”等都成为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一句话，追求进步，将个人融汇进奔向未来的历史时间，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

“世界意识”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跳出传统虚幻的自我世界，在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在西方的入侵和东方民族意识觉醒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间滞差”*[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迟到的焦灼让人们更加急迫地去寻找新的言说方式和时间思维。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如何确立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建构起关于中国现代性社会空间的文化想象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人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自近代已经产生了，其驱动这种文学实践的内在根源依然是现代性的焦虑。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必须寻找到落后的根源，改变现存的问题，跟随世界潮流，以此推动本国自主性工程的演进。而晚清以来国人要面对的不只是文化层面的入侵，同时更意味着国土沦丧，文化废弃，中国人面临着沦为亡国奴的民族危机。在此前提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将被异族践踏，国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信仰将被粗鲁地改写，习惯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将在片刻之间化为虚无。然而，这种民族危机也催生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国人集体反抗提供了条件，为传统道德集体主义的民族复兴夯实了心理基础。这种与外来他者的接触，为停滞落后的旧中国的解体提供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德]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由此，个人的独立性为民族尊严的群体性所替代，自愿加入到这场寻找民族国家身份，建构民族国家尊严的使命之中。这为中国新文学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提供了精神支援，并以此提升其表现和言说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境界。

二、国家的表述与五四儿童文学的出场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作家从未停止过对于民族国家的“乌托邦话语”的营构，这是中国作家挣脱传统文学样式所隐喻的循环、封闭国家的书写，试图践行“未来式”的想象方式来书写进步、民主、科学的国家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充当了公共舆论的平台，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在本土传统与外来传统的相互参照中，寻找文学的现代意识及新的文学传统。在想象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他们始终将古典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现代国家形象进行比照，在进化论思维的指导下，古典中国形象的落后与西方现代国家形象的先进均被放大，因此得出显见的结论是：用西方现代国家的先进性来烛照中国古典国家的落后与停滞。在西方与东方的对峙中，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直面西方强大的现实，而在注目于西方的文明进程时接受对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批判。于是，改造旧的国家形态建构新的国家形态成了他们的基本共识。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似乎为中国提供了诸多文明的范式，于是，以西方为效仿模式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可以说，启蒙运动自清末始，时间上的“现代与传统”、空间上的“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价值二元论一起，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性观念中比较稳定的内涵。民族的觉醒被想象成从过去沉重的历史噩梦中苏醒过来，着手将中国重建为进步的、有竞争力的国度，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技术，然后希冀摆脱西方的压迫。

在这种话语框架中，中国形象建构存在着严重的“他塑”的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和辨别。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格局中，中国很多时候只能被“他塑”为“被启蒙的”或“落后的”“沉默他者”。中国形象的“单一”和“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形象“定型化”，并给予绝对的价值评判，从而使中国形象屈从于被塑造的尴尬境地，最终难以与西方的国家形象在一个平等的坐标中予以观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形象的理性“自塑”。可以这样理解，在西方现代话语的重压下，中国逐渐丧失了言说的主体性，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由此很多人倾向于从西方或西学中寻找“阐释中国”、“言说中国”的方法和资源，“发现西方”或“学习西方”是当时中国最为直接的文化反应和应对姿态。中国被置于自省和反思的位置上，逐渐成为需要改进和启蒙的客观化材料，进而失去中国固有的精神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在学习西方或仰视西方的过程中陷入文化自卑主义的窠臼之中，而应该在中西互为主体的平台上，形成一种既冲突又互动的知识话语。而这种话语不是建立在价值论的优劣上，而是在本体论的差异上。

一般而言，国家的想象是通过语言文字导生的现象。将国家比作家庭的比喻转而引出了各种把“妇女”、“儿童”纳入国家的策略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儿童始终处于成人话语的控制之中，不是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灌输“圣经贤传”，便是将儿童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这样一来，父母将子女当成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在“亲权重，父权更重”的中国，“长幼有序”、“父为子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等家族观念盛行，长辈决定和规范着幼辈、晚辈的行为和命运。这种“父为子纲”的思想将儿童挤出了其该有的权利之外，成为父辈的附庸，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对于儿童来说是缺席的。这种“长者本位”的危害是巨大的，不仅导致了“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的反进化的结果，而且放逐了儿童作为民族国家重要组成的“人”的主体价值。由于中国文化绝对的伦理取向，强调子对父的“从”、“肖”与“孝”，使得父子冲突在文学创作中被弱化了，或者说，子的弑父冲动被压抑弱化了。针对这种现象，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将其实质予以深刻的揭示，“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7日。。因此要解放儿童，就要交还给儿童该有的地位与尊严，而近代的思想解放恰恰为儿童的发现及解放准备了条件，儿童作为新生的人的价值被发现，与未来中国存在着某种对应和隐喻关系。五四知识分子试图将儿童吸纳为国家体系中具有主体价值的现代新人，肯定其在家庭中的“审父”行动和“叛逆”个性，在与成人世界的比照中彰显其作为崭新话语体系的精神光彩。

晚清以降，儿童的社会使命感随着中国的危机而逐步被强化。在国家遭受危机的时候，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高扬少年的人格和精神，将未来的国家和少年的品格联系在一起，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他曾指出，“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夫”*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他将“童子”想象成“救天下”者，赋予了这些人进取、自立等良好的人格。这一时期同样还有“新少年，别怀抱，新世界，赖尔造”、“思救国，莫草草”、“新少年，姑且去探讨”*剑公：《新少年歌》，《新小说》第1卷第7号，1903年8月。等赋予儿童社会责任与使命感的儿歌。可见，儿童的书写与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关联导源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儿童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开始进入启蒙者的注意视野，重要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这一知识背景提供给儿童的文学主要是政治启蒙，注重儿童作为“新民”的质素，这种隐喻未来中国的儿童是当时知识分子表述中国的重要的价值主体。对历史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一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可回避的精神诉求。而国家想象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作家的儿童文学构想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因此，强化儿童文学的国家想象具有其他社会形态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

在中国，“以长为本”作为一种家族观念、伦理观念根深蒂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儒家伦常像一个难以驱散的幽灵始终投射着它的阴影。在传统的意识中，“家”和“国”都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也是不能轻易更改的。长辈给予晚辈以生命，晚辈就该按长辈的意愿去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等晚辈变成长辈，再延续和传承这种伦理秩序，于是一代一代就恒定了这一“不变”的规律，成为传统、规范，并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这种代际之间的隔阂使得国人对儿童存在着诸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周作人：《儿童研究导言》，《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1913年12月。。在此情境下，“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周作人：《小孩的委屈》，《晨报副镌》1921年9月22日。？可以说，伦理将种种差异连接起来，能在一个群体或民族中培育一种“排他主义”的忠诚感，人们通常不愿完全放弃伦理原则的理念。因此，“古老的伦理是各个追寻新伦理的搜索队会聚的终点”*[美]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伦理能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伦理体系的稳固性也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近代以来的启蒙者试图通过离弃旧伦理传统来建构一种新伦理，这种新伦理符合进化的精神，符合现代的传统。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活的，因此近代以来的启蒙者要从家庭这类原始共同体中寻求突破口，予以颠覆性地否定，才能为新伦理体系的建构铺平道路。吴虞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孝悌儿子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康有为将家庭视为实现大同世界的阻碍因素之一；刘师培、何震呼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梁启超提倡于家庭、宗族之外培养和铸炼“新民”；傅斯年撰文《万恶之源》批判旧家庭制度对个性的戕害等。这些先觉者都普遍关注儿童这个群体在其伦理体系中的位置，重视儿童的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可能性的解放方略，这都为“幼者本位”思想的获得提供了基础，有效地推动了启蒙者重新厘定家族成员之间的新伦理精神，以建构健康的家族伦理秩序。

五四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过去被看成“不完全的小人”的儿童在这一时期却被理解为“完全的个人”，而逐渐被拉进现代人关注的视野之中，并寄予某种希望。“儿童本位观”的建构使其疏离了中国古典儿童教育、文学观念，具有了现代品格。尽管周作人也曾指出：“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在他看来，儿童有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一味地强调儿童的社会性会影响其自然性的发展。这当然是合理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社会性和内在性的诉求是有先后的，强化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境界的提升。事实上，周作人是深谙此道的。他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他进一步指出，儿童是社会的儿童，不是关闭于家庭之中无任何社会责任的主体，“彼以儿童属于家族，而不知外之有社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乎”*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6号，1914年3月。。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也明确提出：“今天的儿童便为明天的国民……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对待。”*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第2卷第4期，1921年1月15日。遭受民族危机的中国现实使得儿童问题浮出水面，儿童视角、儿童心理、儿童人格、儿童主体成为可以与新中国相隐喻的载体，民族想象必然成为儿童文学的落足点，五四儿童文学的发生便突破了单纯的文学层面，突出了教化的功能，并且已经实际地参与到塑造未来国民品格的行动中去。

三、双重制导下“儿童本位”实践的价值建构

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相似，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有两个“他者”： 现代西方国家形象和传统中国形象。可以说，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中西、古今文化语境参照下自我调整的多重文化行为，这种多重文化的“对视”为儿童文学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两个“他者”之间的关系既冲突又互动，冲突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异质性上，“西方国家形象”的“新”驱动了中国有志之士的无限向往，也推动其对于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传统中国形象”的“旧”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现代思想的烛照，阻碍了中国发展的变革进程；而互动则体现为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中，新旧思想的价值判定标准更加明确，它们共同推动五四儿童文学明确自我定位、彰显自我价值以及找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文化认同的方式是“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页。。由于上述两个“他者”的制导作用，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赓续传统儿童读物、儿童思想、儿童教育的那一套，而更多地是从西方引入先进的理念来给中国儿童文学输入新质。这种转向创生了具有现代特质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文学作品，而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其中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值得肯定。在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读物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培养和提升儿童的思维、人格需要有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的烛照。

在译介外国儿童读物的过程中，五四先觉者借助西方儿童本位的观念来书写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诉求。这一时期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涉及爱国主题，用以鼓舞民众爱国热情、激发救亡图存的意志。如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在其序言中，道出了他的目的，“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意在鼓励少年儿童培养独立、自治、冒险的精神，因“是三者，皆我国民之缺点也”。进而，他发出了“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的世纪呼喊。林纾曾译过《爱国二童子传》、《鹰梯小豪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等多部表现少年英雄的外国小说。林纾申述了专门为儿童译述此书的目的：“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可见，他翻译的和儿童文学有关的作品，其关注的焦点并非“儿童文学”，更非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而是关注这些文学作品所起的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只不过其“道”有了新的内涵，即铸造爱国救国的“新国民”。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翻译立足中国社会语境，期冀激活儿童(“新民”)的人的品格，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他们勇于探索科学知识的积极进取心理。这与鲁迅“立人”的思想启蒙，提倡科学救国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强调“硬译”的鲁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他选择文本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正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鲁迅译有《爱罗先坷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班台莱耶夫的《表》等。他认为这些国家更富有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以求挽救国运，“目的在告诉小读者，要生存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改变社会制度必须由斗争取得”*鲁迅：《<小彼得>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在这些译作中，有弱者的困境、绝望，也有他们的幻想，更有他们的反抗，而这些内容恰是鲁迅思想启蒙的核心要素，非常契合鲁迅借此来实践其“立人”的工程。儿童的地位一直处于边缘，在成人的世界中，儿童的诸多想法被虐杀，是“被吃”的对象。因此，鲁迅自喻为肩起“黑暗的闸门”的人和“梯子”，要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中间物”的价值定位，让他一生致力于支持儿童从传统的因袭中走出来，走向新世界、新时代、新国度。他提出：“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鲁迅：《<表>译者的话》，《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这里所说的“新作品”应该是积极上进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用革命的思想教育下一代，把儿童培养成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滥觞于现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脱离这一时代转型的文化传统，其关注儿童的现代品格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关于“人”的发现和解放有着内在的关联。“立国”与“立人”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新生”(“现代化”)最主要的就是人的“新生”(“现代化”)，诚如阿·英格尔斯所言：“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动上都转变成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著，殷陆军译：《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五四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将儿童从成人的知识背景中解放出来，如果“儿童”置身于“成人”或其他强权意识的价值构建之中，那么就人的概念来说，“个人”的主体就成了问题。原因是其行为、意识都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这样一来，这种人的主体意识被拘于既定历史的逻辑及本体的价值之中，被预先设定。五四儿童文学正是以“儿童”的本体诉求为起点，以儿童的内在成长与外在环境牵引的相互构成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以建构儿童文学的现代传统为核心，进而叩问“什么是儿童？”“儿童的内在欲求是什么？”“儿童的价值何在？”“儿童的社会使命是什么？”等一系列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茅盾曾指出，“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江(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1日。，这里所说的“儿童问题”就是五四时期包括儿童在内的“人”的问题，这牵扯到了人的主体价值、诉求、道德等当时最为现代的命题。可以说，儿童这一群体并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历史语境而独处，同样在其身上负载了与成人一样的社会意义和使命。

综上所述，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要从西方和从中国传统寻求双重资源。虽然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属于中国儿童文学起伏消长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但它们却又是中国儿童文学演变的并行不悖的历史规律和制导传统。在这种制导传统的作用下，出现了如下两组话语纠葛，夯实了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体系：一是“民族国家”与“个人”(儿童)的融合与背离。“立人”与“立国”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它们的融合是民族国家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的双重创造。五四儿童文学在启蒙话语的触发下，将此双重主体的创造融入于中国想象的建构中。与此同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从一开始就对个人话语形成了压抑。儿童从家的牢笼中走出来是为了走向民族国家的集体叙事。这种个人经验淹没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叙事策略也集中反映在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中。二是“传统”与“现代”的顺应与悖反。“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对传统精神的反思，站在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断裂传统的根基是现代中国想象的逻辑基础，然而正因为西方现代他者的存在，民族意识的获得却依赖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回溯寻求身份认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激起了中国形象的建构，并以此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自我共同体。民族精神的塑造却是在把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想象与描述吸收到自我认同中来建构自身价值的。因此，西方他者与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性的依据与被弃置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悖论性关联，使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陷入了困境。那么，如何在拆解这两组对峙话语的权力关系的同时，能够表达植根于民族生存现实的“中国经验”是五四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预设恰恰是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想象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涵。

Modern Generation of China’s Image Constructed by Children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Fourth Movement

Wu Xia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May-Fourth children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Identity crisis inherently actuates literary practice of China’s new literature, including May-Fourth children literature, to look for and to construct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e writing of children themselves reflects the though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renascence. Guided by the Western image and traditional imag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by May-Fourth children literature embodies the fu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 and the natural of China's image, indicating in f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china.

children literature in the May-Fourth; China's image; modern generation;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2013-09-20

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浙江省哲社规划“之江青年”项目“中国想象与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建构”(11ZJQN086YB)的阶段性成果。

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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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973(2014)01-0024-08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