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①

史少博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6；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①

史少博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6；哈尔滨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本居宣长；儒家思想；日本精神；军国主义

本居宣长，生于1730年，死于1801年，是日本江户时期的重要哲学家、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与当时日本的儒学派展开了对决。本居宣长潜心研究《万叶集》、《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名著，培养的弟子遍布日本各地，形成了国学派势力，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本居宣长著有《石上私淑言》、《紫文要领》、《源氏物语玉小栉》、《古事记传》等书，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

本居宣长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学界风行“古道学”思潮的时期。由于江户时期日本大量地吸取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德川氏锁国政策施行后日本民族精神企图重建，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古学者们认为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于是开始整理日本的古籍，并且在阐释过程中增添了自己的思想。本居宣长的师长贺茂真渊，就已经确立了通过考据而“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本居宣长在贺茂真渊教导下对“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大加推崇。本居宣长提出“日本古道论”，这种学说也被人称为“复古神道”。本居宣长排斥儒学思想，反对正统的儒家思想, “先净除汉意，以探寻远古之真义，而欲得真意，则须得古言；欲得古言， 则莫过于究明万叶矣。”②[日]子安宣邦：《本居宣長とは誰か》，東京：平凡社，2005年，第56页。

这里的“万叶”是指《万叶集》。本居宣长虽然对《万叶集》作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古意的高峰，是研究日本的《古事记》，在对《古事记》的阐释中，抵制儒学、排斥儒学思想，从而完全否定儒学。本居宣长说：“平安朝以降，解读神典的人首先不是从古意、古文入手加以解读，却乞求于外来的佛教，仅仅从道理上加以探讨，他们不懂《万叶集》，也就不懂古意、古文，他们不明白，除‘汉意’的大道理之外，还有日本的古代精神。以这种态度来研究，则日本的古代精神就被湮灭，从而不能被明确认识。以汉意为基础对记载古神的日本古籍加以解释，‘道’就迷失在其中了。鉴于此，我对记载诸神事迹的《古事记》与《日本记》的解释，与世间通常的观点大相径庭。因为平安朝以降一直无人有此主张，所以招来了世间学者的种种非难。这都是因为平安以降的学者对神典的解释一直囿于‘汉意’，观点陈陈相因，摆脱不了汉意束缚，不明白自己所信奉的观点错在何处，而我的观点则完全建立在《古事记》与《日本书记》所记载的古代传说的基础之上。”*[日]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308页。而日本现代哲学家土田健次郎认为：“本居宣长等国学者虽刻意避开对儒学用语的使用，但对朱子学之问题意识却十分重视，他们主张的‘大和意’正因‘汉意’的存在，才衬托出其意义鲜明的构造。”*[日]土田健次郎：《朱子学对日本的贡献》，《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我国学者王家骅也认为：“首先，从《古事记》的成书过程看，它不可能不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次，从《古事记》的宇宙观可以明显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复次，儒家‘有德者王’的思想对《古事记》也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古事记》下卷的一些神话、传说还表现了儒家思想传入以前不可能存在的‘忠’、‘信’等道德观念。”*王家骅：《试论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事记>的影响》，《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对日本“古道”的真意进行了歪曲和遮蔽，力图对儒家思想和佛教进行摈弃。本居宣长从1764年开始钻研日本的古典著作《古事记》,历经35年,于1798年, 撰写完成了对《古事记》进行全面阐释的《古事记传》四十四卷巨著。其古典的研究运用实证的方法，努力按照古典记载的原貌，排除儒家和佛家的解释和影响，探求“古道”，从而实现以日本的古典来阐述“古道”。本居宣长认为《古事记》中所讲的道，是指皇祖神之间相传的“古道”，这“古道”是“真实之道普遍于天地间，无论何国都是一条路，但这个道只是我皇国得其正传，外国皆从古即已失传，因此，在外国便另说种种的道,将各种的道认为正道,不知外国之道皆务末的枝叶之道,非古来真实之道”(《玉匣》)。由此排斥国外之道，更是排斥儒家的圣人之道，认为儒家的圣人之道是虚伪的。本居宣长直接诬蔑儒家的圣人之道说：“圣人之道为治国而作，却反而为乱国之基。”(《直毘灵》)本居宣长认为只有日本的“道”是至高无上的，不是人创造的，是神创造的，他认为日本的“道”高于其他国家的“道”。本居宣长举例说在日本的上古，没有中国儒学的圣人之道，君与民都信奉自然之神道，而达到了身不修而修，天下不治而治。因而，他极力反对与他同时期的日本儒学派，把圣人之道作为“汉意”进行了批判，提倡不能用儒学之道诠释日本的“神道”，提出不能用儒学来遮蔽日本的“古道”之光，并且认为日本的《日本书纪》是受“汉意”影响的产物，故而主张要用日本的古典《古事记》来阐释他推崇的“古道”。

本居宣长提倡探索“古道”，认为天地自然之道也来源于天照大神所传的道，这个“道”有代代天皇受继，这就是日本的道。本居宣长把天地自然之道，表象为“皇国之道”。他还认为日本民族固有的情感“物哀”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本居宣长解释《古事记》的巨著《古事记传》，是集复古思想之大成。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学者，再发现并阐扬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本居宣长强调日本的“古道”，完全否定了中国儒学思想，消解了儒学的“道统”，构建了“神”之道的“神统”，从而实现了从古语阐明古义，而究明“古道”的思想。

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

针对中国儒学性善说，本居宣长提出“是以善恶之事维神所为”，“神亦有善恶”，宣扬善神恶神共存论。本居宣长在对《古事记》解释的《古事记传》中说：“所谓神，就是创始古代典籍中所见天地之诸神，叫做祭祀神社之御神。”*[日]本居宣長：《古事記伝》(巻三),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第66页。

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的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他非常重视“神”。日本的《古事记》记载了众神的世界和日本代代天皇的事迹，将世界想像为上方是高天原、中间是苇原中国、下方有黄泉国三层结构。本居宣长在解说《古事记》时,全面否定儒家、神道家之前一切关于“天”“ 神”“ 命”概念的解说。本居宣长把产灵神和天照大神视为最高神，从而否定了天御中主神和国常立神作为最高神的资格。他说：“盖人世事皆由于神的安排，就显事而言，亦不出幽事以外。”他认为：“神道之安人心就在于人死亡后，不论善人恶人统统进入冥府，即要到阴冷的黄泉国去受罪。日本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天照大神即太阳。”*陶银骠、武斌、王举忠：《中外哲学家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本居宣长认为：“古御典中所见天地众神作为开始，直至祭社中所有之御灵、人、鸟兽、草木、山海等等，都有不寻常之德，可畏之物俱称之为神。”

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合理性，认为一切都是微妙的“神”在起作用。本居宣长还把“神”分为“善神”和“恶神”，并且认为从古到今“善神”和“恶神”相互纠缠，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的智慧难以估量的“深妙之理”，认为现实人的吉凶祸福是由祸津日神和直日神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本居宣长认为祸津日神是荒神，而直日神是和魂，其神体为天照大神，认为日本天皇是天孙降临。

本居宣长极力反对用儒学的圣人之道、圣人之言来解释日本的神道，反对用儒学思想来理解日本的神道。他说：“今天的神道家，都是以儒者之道为本来理解吾邦之神道，因此，大失神道之意，愚不可及。”*[日]日居宣长：《本居宣长全集》第十三卷,東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601页。本居宣长的巨著《古事记传》有《直毘灵》的总论，其副标题是《原道论》。本居宣长主张“道”是“神”创始，并且由天皇世世代代维系，“唯以天皇大御心为心，颇敬畏天皇之命，为天皇慈悲神灵所庇护，稳乐度世”(《直毘灵》》)。本居宣长认为，臣道就是对君主的决定服从，日本天皇的绝对权威来自于日神之子万世一系的血统。正是由于德川氏崇敬朝廷以应天照大神之大御心，因此才会天下长治久安。本居宣长在不断地同儒教对抗的过程中进行理论探索，试图用神道来排斥儒家思想和佛教。本居宣长的复古国学通过国家主义的阐发促进了落后国家日本的志士奋起和国民团结，并且也成为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以及国家建设的原动力。本居宣长在神道神学方面亦有建树，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本居宣长提倡神话感性，排斥理性，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时走向歧途。本居宣长以《古事记》的研究发端，对当时影响日本思想界的儒学思想做了持续的批判与辨析，这对日本民族自身独立性、确立民族自信起了很大的作用。本居宣长通过对古典的研究呼吁民众从新关注天皇的存在，对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起了意识形态基础的作用。

日本自从进入江户时代，儒学和神道之间经过各个学派之间的论争，呈现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本居宣长却否定儒学思想，试图切断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本居宣长的神道论在日本的学界也有很多争论。有学者认为：本居宣长虽然坚信《古事记》是了解日本上古时代的最佳经典，也在对《古事记》进行阐释的《古事记传》中，论证《古事记》记述的是上古史实，但对其现实合理性分析不足；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神”的杰作可以看出，本居宣长复古国学的神道论具有非理性的成分。

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

本居宣长为了排斥儒学思想,在研究《古事记》时,挖掘了《古事记》中儒学思想渡来之前日本的土著世界观,并且赋予其新的意义,成为日本人精神构建的前导。本居宣长通过研究古典，发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不同于中国式的以权力为评价基准的价值观，将其称为“和魂”或“和心”。本居宣长主张摈弃与“大和心”对立的“唐心”(儒家思想)和“佛心”(佛教思想)。他所说的“大和心”就是日本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具有虚伪性，如中国历史上争夺皇位不仁不义的事，由此指责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了祸害。本居宣长认为，日本精神要在儒家思想没有传入日本的古代去寻找。日本从古到今，神道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在日本的古代，神话比较发达，并且神话中也蕴藏着许多深刻的哲理，而日本古神道往往同古神话有密切关系。本居宣长认为，应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

本居宣长所谓的“日本精神”具有神秘的色彩,他认为日本是世界的本国,世界都是在日照大神的支配之下。他说: “盖天与地原为一物,其间无间隔,故高天原者,万国所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因为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只要天地长存，则四海万国无不蒙其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也不能一日片时不得大神蔽荫而可自存者。”(《玉匣》)后来本居宣长的继承者平田笃胤提倡“大和魂主义”，而“大和魂”来源于“大和心”，是把日本的上层建筑与神国的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武士道精神，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

本居宣长否定、排斥儒家思想，推崇日本至上优位论，宣扬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正如我国学者朱谦之所说：“宣长政治哲学是十足反动的神国主义、天皇绝对主义、日本至上主义，直到今天尚给日本法西斯运动以理论的根据之一，可以说是复古国学最黑暗的一面。”*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6-107页。日本的学者村冈典嗣也认为本居宣长的“日本主义与国家精神继承真渊而来，越来越纯粹”*[日]村冈典嗣：《日本文化史概说》,東京：岩波書店，1938年，第111页。。日本的江户时期，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一度出现高潮，也出现了研究儒家思想的不同派别，而本居宣长极力排斥儒学、否定儒学思想，推崇日本固有的精神，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理论也具有了双面性。由此理论引发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把亚洲人民带入战争的深渊，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到最后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结语

本居宣长排斥、否认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已经渗透于日本文化中是不可否认的。“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应神天皇十六年)左右，儒家思想就传入日本。5世纪初期，百济使者阿直歧到了日本，成为皇子茧道稚郎子的老师，传授汉学。经他推荐，翌年，百济博士和边吉师(后世称王仁，应是一位生活在当时朝鲜半岛的汉族移民)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中国儒家经典也到了日本，从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513年(继体天皇七年)，百济国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到了日本，此后以轮换的办法持续向日派遣五经博士。又根据《隋书·侯国传》的记载，公元5世纪前半叶，日本皇室和贵族已接受汉字和儒家思想。”*史少博：《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关于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点放在江户时代的儒学方面，而对于从5世纪初期传入日本直至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的日本儒学，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将其视为江户时代(1603—1867)儒学的前史而略加叙述。比如日本学者万羽正朋的《日本儒教论》、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安井小太郎的《日本儒学史》等，就是这样定位的。有些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日]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44页。

17世纪，儒学取代了佛教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到江户时期主要出现了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朱子学甚至一度成为了日本的官学。即使在当代，日本人的礼仪、日本人的文化也都深深留有儒家思想的烙印。对此，本居宣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近世，也偶尔见一些人，多少意识到了儒教思想的禁锢，并尽可能从中挣脱。但是他们不能彻底地摆脱汉意，仍然认为天理阴阳之类的东西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动辄将‘高天原’视为帝都，而又不把天照大神视为天上的太阳，还将‘龙神的宫殿’看做是一个海岛，如此等等。这样，他们就难免以自己的看法对神典种种曲解，这仍然是‘汉意’在作怪，而他们却不自觉，可见‘汉意’的毒害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日]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318页。

可见，本居宣长否定儒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的思维方式也不时地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使是本居宣长思想内容中所强调的日本精神，无疑也受到了儒家思想中“忠”的思想的影响，只不过在本居宣长思想中，儒家思想的“忠”得到了畸形发展，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来源，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对外扩张、侵略的思想武器。这也许不是本居宣长的初衷，但是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给亚洲造成了灾难，追究其军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本居宣长的思想确实有其内在的关系。

Neg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by Motoori Norinaga

Shi Shaobo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126;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As epitomizer of Kokugaku in Japan, Motoori Norinaga was honored as one of its four celebrities during the Edo period. He strongly rejected Confucianism, for his goal of scholarship was nothing but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Chinese thought”. First of all, he explored the “ancient Japanes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to negate Confucian thought, and based upon ancient Japanese language studies, he elucidated these principles with ancient Japanese classics. Thus he protested tha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ad distorted and sheltered their genuine intendment, and tried hard to discard Confucian thought and Buddhism. Secondly, he praised the “god”, and denied Confucianism by negating the attachmen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ndated of heaven and the disdain for the “god” by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attempted to diss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Japanese Shinto through his praising of “god”, thus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ilosophy. And thirdly, he advocated Nihon seishin (Japan’s spirit) and rejected Confucianism. Because Motoori Norinaga believed that, through ancient Japanese myths and legends, the world outlook and outlook on life of the Japanese could be understood, and the nature and source of the culture of Nihon seishin, be explored. He, too, advocated the view of Japan’s supremacy and Nihon seishin, which were later made use of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and became a theoretical source for Japanese militarist outward expansion, inflicting disaster and endless pains upon the Asian people.

Motoori Norinaga; Confucian thought (Confucianism); Nihon seishin (Japan’s spirit); militarism

2013-12-03

史少博(1965—)，女，山东德州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为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12BZX033)、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HEUSZB1313)和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HEUZYTS13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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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1-5973(2014)01-0076-05

责任编辑：寇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