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生平及其相关并称考述*①

范知欧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号谷山，又号谷峰，世称于阁老，东阿县县城(今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人，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是齐鲁文化在晚明时代所孕育的最杰出代表，也是晚明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于慎行的研究已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对于其生平行实这一基础性的问题，则尚未见有较为全面的专文介绍，且已有之研究资料往往疏于考证，舛误间出，影响了对于慎行研究的深入发展。拙文《于慎行史事三则》对于慎行第一次归隐、反对张居正夺情始末及第二次归隐、于慎行非首辅等三则史事有所考订，发表于《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②范知欧:《于慎行史事三则》，《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可参看。现珍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的《东阿于文定公年谱》是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已将其收录影印。此年谱署“济门人邢侗编纂，皖门人阮自华撰述”，共二卷，为明万历年间手稿本，流传至今，绝大部分完整，为于慎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但不足之处是它只以时间为线索记载于慎行的具体行实，没有将其一生置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且年谱的作者好用“春秋笔法”，笔墨晦涩，叙事过简，未能突出重点，往往使后人不易索解。此外，由于于慎行曾活跃于晚明时期的政界、文坛和士林，在其生前身后，曾流传一些相关的并称，表明于氏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因参稽群书，钩沉史料，对于慎行的生平及其相关并称细加考述，庶能更深入地了解于慎行其人，并对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重新予以审视和评价。

一、于慎行的生平

于慎行祖居登州府文登县赤山盘龙村(今山东省文登市境内)，系西汉名臣于定国后裔，是所谓“东海高门裔”③［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然数世以来，门第不显，于慎行自称“寒门薄祜”④［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冲白斋存稿〉叙》，明万历于纬刻本。。一世祖于深于明洪武年间奉诏徙东阿杨柳渡(今东阿县境内)。深生忠，为邑三老。忠生时，是为慎行祖父，时为人敦节侠，乐于助人，以高年赐爵一级。于时时移家东阿县城。于时有五子，玭最末，是为慎行之父。于玭自幼聪慧，有神童之目，十七岁中举，先后任许州、靖宁州知州，升任同凉府同知，摄府事，“明习吏治，声称甚著”①［清］岳浚:《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人物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廉吏终生。于慎行的母亲刘淑人出身于东阿望族，“庄慧，娴书史”②［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玭有子五人，女二人，慎行排行第五。于慎行的父母及其二兄慎思、三兄慎言俱善诗文，一门风雅，彬彬称盛。

整个东阿于氏家族的中心人物是于慎行。《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太淑人(按:指于慎行母亲)一日梦庵摩罗果，悬实丰硕，食之，遂有娠”③［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慎行的出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中当有附会。于慎行的一生，按出处进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求学时期(嘉靖二十四年1545—隆庆二年1568)、官宦生涯(隆庆二年1568—万历十九年1591)、乡居岁月(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三十五年1607、1608)。

于慎行自幼凝重笃学，敏慧绝伦，故“蒲衣少专圣童之誉”④［明］邢侗:《来禽馆集》卷十六《先师谷城于文定公碑》，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张岱《快园道古》卷五《夙慧部》记载于慎行八岁时，看邻家造新房，“有老人出一句，呼慎行对之，曰:‘磨砖砌地。’于即应之曰:‘炼石补天。’”张岱赞其“出口即有宰辅气象”。⑤［明］张岱:《快园道古》卷五《夙慧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1页。于慎行的父母十分重视对慎行兄弟的教育，他的母亲尤其“辛勤长自写遗编，教儿灯下不停口”⑥［明］于慎思:《庞眉生集》卷四《七歌》之四，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深刻地影响了于慎行的一生。他晚年“每思太淑人课灯下，辄废食”⑦［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慎行八岁随父从平凉(今甘肃、宁夏境内)归乡，次年起，先后受书于邑人周南、张某、贺甲。于慎行十一岁时，刘淑人不幸逝世，遂私属《先慈言行录》以悼念母亲，识者以为“童史”⑧［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是为其生平最早的著作。次年，已能自构时文，“语益多奇”⑨［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慎行十三岁时，即“居刘氏(按:指于慎行外家)之北楼，毕经史及诸代文集，克意尚行，遂屹然成儒者”⑩［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奠定了一生学问的基础。十四岁，于慎行补博士弟子员第一。此年冬，有东平州同知某来摄邑，心仪慎行之才，“以侧理、隃糜及他物饷之”，慎行不拜。其父于玭问故，对曰:“此分宜客(按:指严嵩)也，儿凉德，无迩炎矣。”⑪［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嘉靖三十八年(1559)，山东布政使朱衡招之馆下，使与其子朱维京及济南于达真共学。在济南三年期间，于慎行先后师事闽人郑日休、张天衢、黄应麟等，其人皆饱学宿儒。于氏与朱维京、于达真诸同窗“进同笔研，相与命牍割毡，俛仰千古，固各超然怀不杇之图矣”⑫［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一《〈朱光禄集〉叙》，明万历于纬刻本。。当时朱衡曾以书抵于玭，谓:“季(按:指于慎行)器宇凝重，异时鸿钜儒也。”⑬［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可谓有识人之鉴。朱衡多藏书，“善持议论，上下千古，包罗百氏。……其学无所不窥”⑭［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八《明故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镇山朱公行状》，明万历于纬刻本。，又富于经纶之才，为世名臣。他教诲少年于慎行，潜移默化，对奠定于氏思想学术的基础不容小觑。于慎行即说:“生我者父，成我者师。……炉锤日化，埏埴维均。”⑮［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二《祭宫保镇山朱师文》，明万历于纬刻本。于慎行在济南时已崭露头角，以诗文于真达真并称“二于”①朱国祯著、缪宏点校:《涌幢小品》卷十三《二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名儒蔡汝楠一见大奇之，私下曰:“我辈，我辈人。”②［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嘉靖四十年(1561)，于慎行举山东省试第六，时年十七岁。鹿鸣宴上，御史等诸公欲为其行冠礼，慎行以未奉父命辞。此后，于慎行结束在济南的学习，讲读于家乡。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与同邑秦氏完婚。次月，于玭逝世，时慎行家“贫甚，问木于秦。竭蹶成礼”③［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次年十二月，于慎行与五弟慎由分家，他与五弟慎由同住。“分盉盎各十余事，米才数升”④［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生活极为困顿潦倒。嘉靖四十一年(1562)、嘉靖四十四年(1565)，于慎行曾两次入都会试，均不第而归。隆庆元年(1567)时，有数月居时任工部尚书兼理河漕的朱衡幕下，为其视草。

隆庆二年(1568)春，于慎行应试登第，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是科人才于有明一代称最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戊辰公卿之盛》谓:“惟戊辰一榜，……先后宰相七人，真是极盛。若尚书则十八人。亚卿、中丞、三品京堂，则五十二人。”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戊辰公卿之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页。于慎行由是得以结交当世英杰，同年关系对他此后的政治、学术生涯都产生了深巨的影响。四月，于慎行办事御史台，日随常朝。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八月入馆，业师为殷士儋、赵贞吉，深得其器重。殷、赵二人，一为齐鲁礼学大儒，一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后皆入阁。《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记载当时学习的情况云:

馆师更日进。殷公士儋至，则课《文选》、诸修辞之书，以资著作。赵公贞吉至，则集之堂上，讲《庄》、《老》、诸子，令读古今经济书者，曰:“成材之学，贵识其大。”其指不同如此，然皆以实教，故人得其益云。⑥［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吕坤为于慎行所作诔辞称:“赵文肃公，寔惟馆师，课以相业，不独文词。公于是时，精心孔孟。天下国家，身心性命。”⑦［明］吕坤:《去伪斋集》卷九《于文定公诔辞》，见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37页。与于慎行同时在馆的同年邵陛说:“赵先生博我以经济之文，而殷先生约我以身心之礼。虚而往，实而归，盖三岁所，而千古不朽之业已绪修也。”⑧［明］邵陛:《〈金舆山房稿〉后叙》，见［明］殷士儋:《金舆山房稿》，明万历十七年刻本。殷言词章，赵言经济，虽趣操不同，而能相得益彰，其旨归则在实学，不以空言为质。于慎行回忆当年刻苦攻读的情景说:“诸吉士各务强学稽古，以称塞师法。馆中灯火荧荧，或至丙夜。”⑨［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八《明故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庄棠川殷公行状》，明万历于纬刻本。有明一代，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而在翰林院学习这一阶段，于于慎行本人而言，实是其思想学术勇猛精进、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

隆庆四年(1570)三月，于慎行授翰林院编修。五月，入史馆预修《世庙实录》，由此开始了他一生引以为豪的史官生涯。次年，因为官俸微薄，至于“邸中贫甚，不能给朝夕”⑩［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加之一向体弱，于慎行遂病，因此于八月予告归家。是为其第一次归隐时期。因朝廷启史馆预修《穆宗实录》，于慎行乃于万历元年(1573)四月北发，六月抵京复职。次年二月，充会试天下举人同考试官。七月，因《穆宗实录》成，擢翰林院修撰。万历三年(1575)三月，直起居注，同时与选者尚有五人:王家屏、张位、沈一贯、沈懋孝、徐显卿，皆于慎行戊辰同年，“创设异数也”⑪［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四月，入起居馆。《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记载当时工作情况云:

日纂诸司章奏，辰入申出，不予急。三、六、九日随常朝，日更一人，及编修三人侍从，与尚宝卿班。月之十日入东阁藏史。①［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次年六月，于慎行充纂修《大明会典》官，寻充日讲官，直起居注如故。《明史》本传谓:“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37-5738页。于慎行直讲前后十四年，一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升任礼部尚书始解其事，所谓“早侍讲幄，启沃之功最多”③《万历起居注》第八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62页。。“渥承恩顾，凡郊祀、陵祭、幸天寿山、阅寿宫，无不扈从”④［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此时，明神宗正勤政励学，日御经帏，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于慎行的“经筵敷奏，莫非沃主德而抑邪萌”⑤［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给年轻的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主讲唐史，每至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论说，上辄为竦听”⑥［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神宗称赞:“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嗟偶合者?”⑦［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记载了于慎行其时忙碌的日程安排:“是时，朔、望、三、六、九日随常朝，更直则侍从，余日直讲。戴人星而入，率以为常。六日一入史馆注起居，月一入东阁藏史，造请宴会皆罢。”⑧［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年底，于慎行迁翰林院侍讲。

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反对一条鞭法，并弹劾东阿知县白栋。据《东阿于文定公年谱》，此年“二月，(于慎行)请定东阿条编法于朝”。原注:

给舍光公懋言条编作苦，及阿令白栋。先生(按:指于慎行)为直于江陵(按:指张居正)，言:“光居濒海，自苦条编耳。阿甚便，令甚贤。”令乃安，省中刺县令。不至量移，亦奇觏云。⑨［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后张居正拟特旨慰留白栋，事实上是采纳了于慎行的意见。三月，于慎行充廷试弥封官。十月，张居正遭父丧而夺情留职，朝议大哗。于慎行先是草疏达旦，未奏。后又随同僚替先行上疏的吴中行、赵用贤向张居正求情，居正声色俱厉。于慎行不为所慑，又与同僚赵志皋、张位、习孔教、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等六人具疏。有旨杖吴中行、赵用贤并削籍，同馆诸公皆忐忑不安，于慎行独曰:“知无益二君，抑于国家益乎?”遂更服入，适遇同馆朱赓于朝，偕行至端门，而吴、赵已拜杖出。于慎行疾至会极门拜疏。时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遣语阁臣吕调阳云:“幸犹未达，中有二讲官(按:指于慎行和张位)在，当作何等处?即不报，无乃难上?”于慎行之疏遂寝。于慎行出，即投疏揭于张居正。张居正原以为诸馆职皆殿阁官属，容易对付。及“闻诸正议皆馆士，知实始先生(按:指于慎行)，乃遣索代草”。于慎行乃示草于张居正。张居正读毕称善，相属已，熟视于慎行云:“可远，予大望卿，卿大器，亦随人为难耶?”于慎行正容对曰:“相公爱行甚深，期之甚大，所为佐末议者，念相报耳。”张居正大为不悦。⑩［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这是于慎行第一次身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从此失欢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馆阁诸公却对他大加赞扬:“吾子岳岳如此，吾党幸矣。”⑪［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夺情事件后不及一月，于慎行同僚习孔教、张位、赵志皋诸人即在内计中相继迁谪。张居正以于慎行年少，又是讲官，因此姑置以待。万历六年(1578)二月，朝廷本有大礼加恩，依例讲官拟进一阶，因张居正作梗中罢。于慎行本体弱多病，在朝既不得志，遂于万历七年三月称疾，得旨准回籍调理，四月归至乡里，开始其第二次家居。这期间，大约张居正也间接向于慎行表达了善意，但他委婉地拒绝了:“情知相府常开阁，可奈书生自闭关。珍重故人相问讯，已甘萝薜老红颜。”①［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二《答客书劝还阙》，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慎行知悉，悲痛难抑，作《祭太师张文忠公文》以悼知己。文中说:“胡契于公，亲加祓濯。简自词垣，参诸讲幄。……既逊门墙，屏居丘海。阙奉音徽，于今四载。……所不忘公，惟寸心在。……含情未吐，负义实深。……悼往怀知，有泪如雨。”②［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祭太师张文忠公文》，明万历于纬刻本。于慎行家居期间，往往会见亲朋友好，畅游故乡山水，又与邑人孟一脉合力纂成《东阿县志》。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朝廷陆续起忤张居正者官复原职。因为夺情事件，于慎行被朝议认为已与张居正阵营决裂，因而得以于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补日讲官，正式复出。其实在于慎行本人，“为国而摘知己”③［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卷三，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87页。，实是不得已之事。

于慎行还京复职后，这时他的同僚沈鲤、朱赓、王家屏、沈一贯等人均已陆续升迁，只有慎行“独为殿如旧”④［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三月，于慎行充《会典》纂修官，不久，又分订累朝训录。十月，于慎行迁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于慎行寓书规劝使者刑部右侍郎丘橓手下留情。此信恳挚感人，是传诵一时的文字，清人陆陇其称赞“最是有关系文字”⑤［清］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一月，于慎行视左春坊印务。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于慎行与同僚李长春赴南京主持应天乡试。从此年起，朝廷新例，考试官不得自为程义及论策，于是取中式者改之，因此，于慎行颇悴心力。此次南京之行，在于慎行生平为远涉，从此江南的嘉丽山水常常使其魂牵梦萦。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于慎行充廷试读卷官。六月，推礼部右侍郎。七月，甫莅任，即复试举人。时有人上疏检举举人制义违式者，有诏六人试于午门。礼部大臣欲将责任推诿于都察院，于慎行身任其责，罢黜违式者贺生，众皆贴服。这是他在具体衙门任内的锋芒初试。十一月，于慎行充《会典》副总裁官。万历十五年(1587)十二月迁礼部左侍郎，兼筵讲如故。

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因顺天戊子(1588)乡试中阁臣王锡爵之子王衡为举首，首辅申时行女婿李鸿亦中举，礼部郎中高桂因摘中式可疑者八人，并及王衡，请求复试。由于礼部尚书朱赓在上月“请病”，于慎行遂“摄部事”，成为此次复试的主试者。《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记载此事云:“试已，御史大夫吴公(按:指吴时来)稍有所主，台省噪于廷。先生力居，二更乃成奏。”⑥［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最后以七人为平通，一人即屠大壮为亦通。旧规，亦通者黜。于慎行晚年在《谷山笔麈》中述此事始末甚详，其中云申时行、王锡爵闻状后，“相顾失色，……退而大怒”。次日，于慎行疏请查核试卷，“大略云:连日查访，关节未有明据，事属暧昧，遽难指名。但科场去取原凭文艺，今诸生试卷既经多官会阅，无甚相悬，可知当日科场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辞微，亦不悦也”。⑦［明］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八《选举》，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5页。申时行等又调旨保留了屠大壮的资格，俱准入试。《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谓:“时以稍及末卷，自是颇府怨矣。”⑧［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这种党同伐异、势如水火的局面的出现，殊出于慎行意料之外，他努力有所调停，但毕竟无补于事。这次事件对于慎行和王锡爵的友谊虽无大影响，但他却得罪了申时行。是月，于慎行摄知贡举，旋摄提调官，充读卷官。六月，迁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莅任当日，即推礼部尚书。据《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至后，十九乃得报可，盖摄部时，中官多惮忌之。然六卿不报，自此始”①［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七月，迁礼部尚书。八月，于慎行正式出任礼部尚书，第一件事即是疏请明神宗朝讲。十二月，廷臣以科场事与申时行、王锡爵之党反复攻讦，《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谓:“廷臣相轧自此始”②［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万历十八年(1590)，王恭妃所生皇长子朱常洛已满九岁，明神宗因宠爱郑贵妃，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在贯穿万历朝的最大争论点立国本——立太子的问题上，于慎行态度鲜明，请求尽快行立太子之礼，成为立国本最有力的人物之一，因此又一次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于慎行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此后又十余次上疏。叶向高谓于氏“册立最恳，章无虑十余上”，又谓“时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屡旨责公，公持之愈坚，至自劾乞罢”，③［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这愈发招惹了神宗的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39页。。由于于慎行在其任内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又多次以直谏取忤，侵害了后宫、宦官及皇亲国戚们的利益，结果使得“主上稍示厌之，己氏冷齿相加，中常侍欲甘心数矣”⑤［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朝廷一改由御史主持乡试、而试官仅仅充位的旧规，听遣廷臣出典省事。御史何出光具以请，于慎行拒绝其要求，由是开罪于台谏诸臣，种下了祸根。七月，山东乡试预传典试官姓名，已而果然。何出光遂劾于慎行，以为有所私。于慎行以礼部尚书受其责，上书力辩，申时行抓住把柄，意欲严惩，但“许公(按:指许国)、王公(按:指王锡爵)拟罚司官。……两公乘元辅在告，力解之，得薄罚”⑥［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最后诏责部臣，于慎行及礼部侍郎夺俸三月，仪部诸郎一年。据《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先是，六月间，“沈府及庆成王府事发，执之”。原注:“时辅执多为怂惥，先生坚拒不听，然亦以是及于机矣。”⑦［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慎行“自为宗伯，屡以职事廷争，屡引疾。上时而慰留，时而诮让，严旨与温纶错下。公虽感激主恩，而于义度不能留，业坚去志”⑧［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如今一再经历官场险恶，遂杜门力请，引罪九疏乞休，申时行“拟旨又不固留之”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五七九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0页。，至九月“戊寅报可”，而申时行也于三天前被策免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预传考官》谓:“时于(按:指于慎行)方负时望，旦夕且大拜，坐是事诘责之。未逾月，即允致仕归。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则有之，然被白简，则难解释矣。”⑩［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预传考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2页。明末大学士黄景昉对于慎行的遭遇深致惋惜，他一再在《国史唯疑》中说:

于文定铮铮贤者，后大用，又疑为个中关窍致然。深文巧诋，先不以正直忠厚自居，元气善机，所伤非浅!

礼卿一席颇难处:沈归德以持正不阿见憾政府，于文定偶云诣朝房向辅臣一商，亦滋悠悠之议，守己、徇人皆讥，事安适从乎?李文节署部时，明告之阁曰:“如题覆不当，径票驳，勿顾惜部体。”此最有见，究亦无甚相左。①［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黄景昉感慨“礼卿一席颇难处”，即使“铮铮贤者”如于慎行，也不免为人“深文巧诋”，“滋悠悠之议”，今虽无法确定黄氏所指何事，然必有所见。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于慎行离京南归，重回故乡的怀抱，开始其长达近十七年的第三次家居。他的日常生活，以读书著述为主。其门人郭应宠称于慎行“山居谢客，左图右史，翻阅恒至丙夜不休，当其欣合，几忘寝饭”②［明］郭应宠:《郭应宠编次序言》，见［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28页。。除了创作大量的诗文作品，于慎行一生的主要史著如《兖州府志》、《读史漫录》、《谷山笔麈》等也陆续完成于此期，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于慎行则往往置酒延亲故，道说生平，盘桓园林，纵游山水。尽管如此，如时人所评价的，于慎行“正色岩庙心独赤，忧时草野鬓俱斑”③［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十三《东阿道中，将谒于师大宗伯，仰旧德，敬呈二律》之二，明崇祯刻本。，“在朝在野忧宁细，怀古怀今涕不任”④［明］吴稼竳:《玄盖副草》卷十七《投赠大宗伯于可远先生四首》之三，明万历刻本。，并不曾一日忘怀天下。而天下亦想望其风采，他所隐居的谷城山，也俨然成为当时士人心目中的“东山”之地，“四方冠盖过阿城，无不造庐请谒”⑤［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廷推阁臣七人，首慎行，神宗点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诏加慎行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同时起前首辅王锡爵为首辅，加上唯一在阁的朱赓，一时天下比之为“五老”，深庆得人。时人李乐谓:“此主上至公至明，定自宸衷，登极以来，第一举动，四海风闻，莫不欣欢叹羡。”⑥［明］李乐:《见闻杂记》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70页。《东阿于文定公年谱》云:“先生家食十有七年，廷推直阁者三，起原官五，推南京大宗伯者二，推教习庶常者再，起率更，命仍日讲，得请皆不就。”⑦［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此次入阁，《明史》等史书笔记俱云于慎行“再辞不允”。然据《万历起居注》可知，是年九月，王锡爵命已下而于慎行、叶向高二疏尚未批发，朱赓两度上疏催请神宗及时批发。黄景昉《国史唯疑》云:“沈归德与朱山阴同拜命。时俱里居，沈再辞，疏留中不下。四明为具揭请，始发。其后于东阿亦然。虽圣意渊微难测，倘亦鱼水未洽之一端欤?”⑧［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3-294页。叶向高也说:“其为宗伯，固以直谏取忤。至于被构而去，去而久不复召。说者谓公或别有所枘凿，公终不自言。”⑨［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则于慎行此次出山，即使为神宗皇帝所圣衷独断，他的不被皇帝亲近之人所喜亦可知矣，大概迫于国事日非的形势，加之于氏在朝野的崇高威望，故不得不起用之。于慎行赴任前，曾与门人邢侗有过深入的交谈。他说:

诸言事臣，吾当以死诤;阉宦采榷，吾当以赤诚回照;蜀洛愤典，吾当以平等引至公;元元临命，吾当以图画情形奏。⑩［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可知于慎行在心中对施政蓝图已有所擘画。于慎行既与叶向高相约入京，乃于十月抱病上道，次月抵京。及次日廷见，蹶倒不能成礼。御史邓澄不欲纠，于慎行曰:“吾疾本甚，千里赴召，不敢不拜，而蹶宜也。方欲以至诚事主，何先自欺为?”乃具疏称罪以辞。有旨:“昨卿见朝，朕心喜悦，拜起偶未中节，不必引咎。”⑪［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十天后，于慎行因末疾(按:指四肢病)去世，时为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608年1月9日)，享年六十三岁。死前一日，草遗疏，请上“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⑫［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38页。，草毕，伏枕长叹:“吾终不能报国矣!”①［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载:“壬午，内阁以讣闻，及遗书上。上震惜，诏治丧。……礼部条上恤典，答有优。”原注:

该部疏曰“本官纯诚体国，博大匡时，学贯天人，德和上下。方翼成千秋之泰交，同心同德;庶几偕一世于大道。无党无偏。雅志未酬，舆情共轸。临纩厪史鱼之谏，云亡深司马之悲”云云。有旨:“于慎行启沃功深，寅清望重，简召辅弼，尽瘁公朝，准照一品例给与祭葬。差官护送丧柩还乡，仍与他谥。”盖二十年来辅臣眷遇之盛云。②［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二，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

神宗钦定谥策曰“文定”，赠太子太保。这是封建朝廷对于慎行一生的盖棺定论。于慎行灵柩归葬于故乡天柱峰下，洪范池北。

综观于慎行一生，淡泊功名，凡三黜三起，而难进易退。通籍后，出仕和家居的时间几乎相半。邢侗云:“先生凡三在告，有难于对人言者。官不负人，总之，人不负官为难能耳!我稽人迅，人巧我拙，迟速哀序，可以观世道焉。”③［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于慎行虽然甫大用而遽卒，相业未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如黄景昉所云“于文懿(按:当作“于文定”，此系黄景昉误记。)赴召，甫见朝，病卒，竟未一履阁任也。其人学问才识俱佳，俾当国，必有可观者”④［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4-305页。，但他刚正不阿，直道而行，注重道德的涵养，“立朝粹然无瑕类”⑤［清］黄恩彤:《重刻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序》，见［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30页。，清才伟望，蔚然一代名臣。在万历朝，于慎行享有崇高的地位，《明史钞略》称其“深沉劲挺，不为町畦，大为正人所倚信”⑥［清］庄廷鑨:《明史钞略》《显皇帝本纪三》，四部丛刊三编本。。时人多将于慎行比作谢安、文彦博、司马光一流人物，而最常见的是将他与司马光相提并论，盖合并两人的史学成就而言之。黄体仁至谓:“相业以久暂差池，隐显亦微有间，而二公(按:指于慎行和司马光)之正直忠厚、博大光明，并为千载人，易地而更置之，又不知谁为古而谁为今矣!”⑦［明］黄体仁:《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序》，见［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27页。于慎行的一生，相对比较单纯，他从幼年到青年，有幸接受到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没有出身郡县，由翰林而礼部而内阁，走的是一条最典型的馆阁之臣的仕途。他身处晚明腐败污浊的官场，而皭然不滓，完名全节走完人生的历程，以“有明一代之完人”⑧［清］靳维熙:《〈上籍江陵使者少司寇丘公书〉按语》，见［清］周竹生修、［清］靳维熙纂:《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上》，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定格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

于慎行之妻秦淑人出生于东阿世族，幼有至性，处闺阁竟日不闻笑语，贤惠仁慈，“简穆自将，与先生相庄，先生白首无违言。后先生一岁没”⑨［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是于慎行的贤内助。于慎行曾娶妾，似乎是因为无子嗣的缘故。清初周亮工《字触》云:“大宗伯于公慎行夫人秦氏贤而能文词，又有二妾亦慧。”⑩［清］周亮工:《字触》卷五《秦字诗》，诸子集成续编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于慎行独子于纬(1577—?)字长文，号小谷，官生，以父荫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官终广东雷州府知府。于纬本系慎行五弟慎由次子，因慎行无子，遂过继与其家。于慎行夫妇生前十分重视对于纬的教育。于慎行曾先后延请门人施天性、郭应宠为于纬馆师。于纬读书京师时，于慎行曾寄诗谆谆教诲道:

炎风吹去马，几日到长安。要识人间路，休怀膝下欢。夙宵常展卷，凉燠自加餐。世业余丛桂，还从上苑看。①［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寄儿纬京师》，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

“而(秦)淑人课纬，当之咸有绪。疾濒危，未尝出一纰谬语，指所遗田宅俸余，襦绨綦綎，分贻内外亲。端坐命纬，谆谆以好修为德，无陨颓其家声。故譬淑人之造于也，犹夫文定公之造于国也”②［明］萧大亨:《大明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元配诰封淑人秦氏合葬墓志铭》，拓片。。于纬成长于家风如此优美的家庭，故成人后，“有文行，能继公志”③［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于纬曾先后刊刻其父的主要著作《谷城山馆全集》(按:包括《谷城山馆诗集》和《谷城山馆文集》)、《谷山笔麈》、《读史漫录》等近百卷，为于慎行著作流传的第一大功臣。于慎行生前藏书宏富，而特多藏曲，传至于纬手上，部分经由于纬之友赵琦美抄缮而得以保存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辗转流传至今，尚存元明杂剧32种，其中绝大部分为人间孤本。对于元明杂剧的传播，于纬功不可没。

于慎行另有一女名嫆，适邑人乔嗣启。

于纬先后娶王氏、梁氏，有三子:元煐、元琰、元煜，又有二女。元煐字伯彦，官生，官河南南阳府通判。元煜字郎叔，号认斋，恩贡，初授陕西崇信县知县，有惠政于民，升广西上思州知州。于纬长女适崔璞玉，幼女早卒。

明清鼎革之际，东阿于氏家族怀忠义之志，前赴后继，参加抵抗清兵的行列，殉国殉难者不乏其人。清道光九年《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志·下·列女》载:

恭人赵氏，生员于绶继室，元烨继母也。赋性端严，能晓大义，闻崇祯帝崩，遂命子元美勤王。谋不成，乃赴南都，以图恢复。天兵南下，或劝之投诚。恭人曰:“吾闻忠臣不事二主，来此非图安身也。及元烨以言不用，时势莫挽告。勖之曰:“臣子之分，有死无二。只悉心料理国事，勿以我为念。”元烨出，遂自缢。

贾氏，于元烨继妻。南都陷，元烨自刎，贾遂姑赵恭人及女自经。以上贞烈④［清］李贤书修、［清］吴怡纂:《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志·下·列女》，清道光九年刻本。

于元烨者，系于慎由之孙，是于慎行孙辈中地位最高者。元烨字仲华，中书舍人，历迁常州、顺天二府通判，刑部员外郎中，贵州黎平府知府，官终兵部尚书兼七省督师，赐尚方剑。于元烨身当国破家亡之时，虽行事颇受争议，然最后能自杀殉国，也可算大节无亏了。道光九年《东阿县志》传于慎行曾侄孙于继善，称其“十六补弟子员，时值鼎革，身家狼狈，卒以柔道自立”⑤［清］李贤书修、［清］吴怡纂:《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志·下·政绩》，清道光九年刻本。，正点明了东阿于氏家族其时的艰难处境。由于明清易祚的时代巨变所带来的致命打击，于氏家族付出了家族命运不振、风雅一脉衰歇的惨痛代价，从此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入清后少有闻人。

二、与于慎行相关的并称

于慎行作在当时是一位风云际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谱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与其相关的并称资料加以搜集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于氏文学、学术、思想的旨趣、特点及其交游关系，而且对晚明时代的背景和习尚亦于焉可以概见。龙潜庵等先生编著的《历代名人并称辞典》⑥龙潜庵、李小松、黄昏:《历代名人并称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虽以搜罗宏富称，但也未能收录与于慎行相关的并称资料。兹汇集与于氏相关并称六则——“二于”、“鲁两生”、“于、邢”、“于、冯”、“七相”、万历前期“山左三家”，结合其生平，一一详考如次。

(一)二于

指于慎行、于达真(1547—1592)。稍晚于于慎行的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三《二于》载:

于达真字子冲，历城人，丁丑进士，以泽州知州为兵部员外郎。兵部未满岁，升山西佥事，饬兵昌平。神宗阅寿工，昌平孔道，以才选择，三年中，车驾四出，应之沛然。后官至参政殁，人咸惜之。初第以诗文名，诸生时，与于文定公俱为我郡吴竣伯(按:指吴维岳)所拔，称“二于”。又善骑射，总兵董一元兄弟较猎，数数胜之。天与之年，必为名制阃。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三《二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是于慎行少年时即初露锋芒，与于达真这位最亲密的少年同窗以诗文齐名，“二于”为其最早的并称。

于慎行的《谷城山馆诗集》、《谷城山馆文集》中保存着四十余篇关于两人交往的深情文字。在为于达真所作墓志铭中，于慎行追忆两人结交情形称:

嘉靖己未，故大司空朱公开府东省，为郎君除舍，求诸生年相若者，与同研席。学使孝丰吴公曰:“吾有两于生，皆国士也，请置馆下。”而子冲及予从府中执业矣。其时可大年十一岁，子冲长二岁，予又长子冲二岁，皆以总角操函，伊吾应和，辄能上下千古，旁及百家，交相得也，居三年而别。②［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明故亚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完璞于公墓志铭》，明万历于纬刻本。

吴维岳为“后七子”复古派外围的重要成员“广五子”之一，拔识于慎行和于达真于诸生之中，于两人实有知遇之恩，此为“二于”称号所由来。多年后，吴维岳之子、“四十子”成员吴稼竳作《读于子冲参知诗感作，兼呈于可远先生》一诗仍追述其事:

先君昔秉铎，五载滞东土。……中识两于公，乃一齐一鲁。年俱在髫丱，遂以国士举。在鲁早符誉，横经班白虎。秉礼称帝师，为文力追古。齐其后鲁振，倜傥能用武。孰谓文不工，遗诗兹可睹。烨如玉剖冈，灿若珠岀浦。既多济南法，随方自成矩。泱泱大国风，采献宁小补。③［明］吴稼竳:《玄盖副草》卷四《读于子冲参知诗感作，兼呈于可远先生》，明万历刻本。

于慎行因为其晚年批评“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言论而在文学史上广为人所称道，所谓“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谷城山馆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2页。，而其与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复古派的一段渊源向来为人所忽略。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年(1561)，少年于慎行负笈济南，及十七岁中举后，又回归故里。其时，李攀龙正优游林下，隐居于白雪楼，于氏恩师朱衡、吴维岳都与他过从亲密。于慎行是否有过向李攀龙亲炙其教的机会，今已不得考知。但据于慎行说，自己“方卒业词馆”，于达真已从其邑李沧溟先生游。李先生于当世士少所许可，独进子冲与语，若将以不朽托之。而一时名家如王长公辈，亦从李先生所，识子冲而奇焉。子冲虽为诸生，名已大噪海内。……平生所心服者，惟其师李先生一人而已。其为文觚规意象，本诸李公而不纯用其体，稍按事实，更为平易。歌诗沉雄淡雅，即未至李公，而能不失其法。要其所已得，业足称雄一世。”⑤［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明故亚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完璞于公墓志铭》，明万历于纬刻本。于达真几乎成了李攀龙文学事业的继承人，这也正是吴稼竳所称道的“既多济南法，随方自成矩”。可惜于达真英年早逝，“著述未广，少所流传”，又功业未竟，让于慎行不胜感伤。事实上，于慎行本人不仅对李攀龙这位曾经引领一代文风的乡前辈怀有深深的敬意，多次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其诗文作品中也留下了学习李攀龙的深刻印记。于氏挚友、首辅叶向高为其作墓志铭，称:“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⑥［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此论人所未发，就于慎行一生尤其是前、中期的诗歌创作来看，的确已揭示出于氏作为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曾受‘七子’影响的一位过来人”⑦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见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而非仅仅是“七子派”反对者的一面。“二于”并称正可为此作一注脚。

(二)鲁两生

指于慎行、贾三近。贾三近(1534—1592)字德修，号石葵，山东峄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终兵部右侍郎。三近淡薄荣禄，负经世之才，立朝有直声。于慎行称其“器宇轩豁，风神俊朗，魁然伟丈夫也。持己当官，端方霍落，无所阿曲，而温厚坦夷，不为峭岸深机以自崖异。其谈说世故，上下古今，口如悬河，风生四座。即一笑一谑，皆有旨趣，令人慕思。自为诸生，淹贯群籍，无所不窥。作为歌诗，清爽疏宕，咳唾立成。同游诸君皆服其敏捷，自谓不如也。所刻有《先庚生传》、《宁鸠子》、《东掖奏草》、《峄志》诸书”①［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明故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贾公墓志铭》，明万历于纬刻本。。对贾三近的为人、著作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

于慎行的诗文集中保存有十余篇与贾三近相关的作品，在前引为其所作墓志铭中述及两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云:

世所称心知莫逆，欢如兄弟，若吾与贾公，岂有两耶?生同州域，第而同进，同肄词馆，趣操志行，无弗同者。归而同隐，公处南境，我处北境，号为“两鲁生”也。

于氏在诗中一再咏及:“鲁国相看自两生”②［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二《山中述怀寄石葵贾丈》，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鲁国当年并两生”③［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三《哭贾德修司马二首》之二，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又于祭文中称:“而况生同国域，出并簪绅。缀笋班于禁阙，参笔彩于词林。如君与我者，不亦埒双龙之比翼，称两璧之同茵者乎?”④［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三《祭少司马石葵贾公文》，明万历于纬刻本。贾三近序于慎行编纂的《东阿县志》，誉为“千百年之信书”⑤［明］贾三近:《旧志贾序》，见［清］李贤书修、［清］吴怡纂:《东阿县志》，清道光九年刻本。，又为其父兄所著《于氏家藏诗略》作序，赞许慎行“裒然骚坛，海内推毂”。贾氏《〈于氏家藏诗略〉序》云:“比隆庆戊辰，余与翁季子太史君(按:指于慎行)并对公车，既讲业中秘，复同馆舍，号‘鲁两生’。‘鲁两生’朝夕相得甚欢也。自是往来长安邸中且十年，习于氏履历甚具。”⑥［明］贾三近:《〈于氏家藏诗略〉序》，见［清］李贤书修、［清］吴怡纂:《东阿县志》卷十八《艺文志四》，清道光九年刻本。可知“鲁两生”当时颇有声于士林。贾三近的政治立场、趣操志行、文学创作都与于慎行相近。部分由于于慎行为贾三近所作墓志铭所提供的珍贵资料，贾氏被有的学者推测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之一，而引人注意。于慎行称:“公数为予言，尝纪《左掖漫录》，多传闻时事，盖稗官之流，未及见也。”⑦［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明故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贾公墓志铭》，明万历于纬刻本。言下颇露惋惜之意。甚至有学者推测《左掖漫录》即为“《金瓶梅》的最原始的初稿”⑧张远芬:《金瓶梅新证》，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43页。。本文不涉及《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唯可注意者，于慎行曾作有《五七九传》，今已亡佚，但其好友公鼐得见此书，称“其事细鄙，称传过矣”⑨［明］公鼐:《问次斋稿》卷三《〈五七九谣〉序》，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65页。，则此传大概也近于“稗官之流”，而与《左掖漫录》相类。即此一端，亦庶几可印证“鲁两生”对文艺的共同爱好。

(三)于、邢

指于慎行、邢侗。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晚号来禽济源山主，世尊称来禽夫子，山东临邑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终陕西行太仆少卿，著有《来禽馆集》、《邢子愿杂著》、《泲园集》、《来禽馆刻帖》等，文采风流，掩映一世，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初，邢侗应殿试，于慎行时任房考，一阅其卷，即许为:“徐淮以北固无比!”从此成为邢侗的恩师。于慎行一生门生遍天下，而求与其关系最密切且最受其激赏者，则文艺领域为邢侗，政治领域为李三才两人而已。于、邢二人晚年均退隐家居，邢侗“岁一往候之”⑩［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九《陕西行太仆寺少卿邢公墓志铭》，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交往既密，往往“剖析文心，榷谈名理”①［明］邢侗:《来禽馆集》卷二十八《上东阿宗伯于尊师》，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彼此诗文集中为对方所作者颇多。于慎行高度赞誉邢侗:“书法妙入钟王室，骚命卑陵屈宋坛。”②［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五《寿封君邢翁九十长歌》，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邢侗父事于慎行，对其道德、文艺、功业无比推崇，许为一代“石渠帝傅，山东大师”③［明］邢侗:《来禽馆集》卷十六《先师谷城于文定公碑》，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不胜仰慕。于氏去世后，邢侗以其女许配慎行长孙于元煐，并手书所作纪念恩师的《东阿尊师于文定公碑》。此碑号称“双绝”，是书法史上的杰作，可惜已久佚。邢侗又与慎行另一门人阮自华共同编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为后人研究于慎行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原始材料。

邢侗名列晚明四大书法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之首，与董其昌并称“北邢南董”，身后其文名为书名所掩，而在当时，邢侗实也以文学名海内。李维桢序邢侗《来禽馆集》称:

子愿当一统全盛之朝，学士云蒸雾涌。以同郡则于鳞之后为“李、邢”，以座主则东阿之后为“于、邢”，以雁行则益都同时为“邢、冯”，视子才之初称“温、邢”，再称“邢、魏”尤难。④［明］李维桢《〈邢子愿小集〉序》，见［明］邢侗:《来禽馆集》，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郑雍重修本。

可知邢侗当年“崛起山东”，与座主于慎行并称，也是山左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邢侗虽深受以李攀龙为代表的乡邦诗文化的自然熏陶，但对“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弊端多有批评，且如朱彝尊所言“盖深中时流之弊”⑤［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邢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44页。。四库馆臣论及邢侗《来禽馆集》时，指出:

(邢侗)序于慎行诗集(按:指《〈谷城山堂诗草〉序》)，谓李、何学唐为“化鸠之眼”，而于太仓、历下，并有微词，盖能不依七子门户者，故所作大抵和平雅秀。王士祯论诗绝句亦有“来禽夫子本神清”之语。特骨干未坚，不能自成一队，文体则更近于涩矣。⑥［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来禽馆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3页。

邢侗在文学上深受于慎行的影响，他不仅在文学主张上对“七子”复古派进行了修正，成为于氏的同道，即在创作实践上，其“和平雅秀”的风格，亦与于氏的“典雅和平，自饶清韵”⑦［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谷城山馆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2页。颇为相似，只是所造有深浅不同尔。邢侗于于氏殁后，追忆道:“(于慎行)每谓侗:‘女文章一夜郎王，耽耽自命，碑版志传，汉季魏初乎!’侗一念先生言，哀肠若抽。钟期已矣，小子何质成焉。”⑧［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即此文章知己之感，也足以让邢侗终生萦怀了。

(四)于、冯

指于慎行、冯琦。冯琦(1558-1603)字用韫，号琢庵，谥文敏，山东临朐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出身于著名的文学世家，为冯惟敏从孙，历官至礼部尚书，是万历朝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仿佛于慎行而稍逊。冯琦著述如林，著有《宗伯集》、《北海集》、《两朝大事记》，编有《经济类编》、《宋史纪事本末》(未完稿)、《唐诗类韵》、《通鉴分解》、《海岱会集》等。于慎行生平交游遍天下，陈继儒称其“有客半倾天下士”⑨［明］陈继儒:《眉公诗钞》卷五《寿于谷峰》，明崇祯刻本。。在其众多交往亲密的友人中，有许多是当时的巨卿名流，但真正与其志同道合，而文学、学术思想又最为接近的，不能不首推冯琦。于慎行、冯琦均幼颖悟绝人，少年登朝，博学宏词，经济深湛，立朝正直有大节，负相望多年。在两人身上，寄托着当时部分清流派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不宁唯是，于、冯二人在文学、学术上主张相同，商榷诗文，绸缪经史，往来文字颇多，互许知己。于慎行与冯琦之父冯子履为进士同年，于冯琦为父执，故两人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冯琦受于慎行影响极深，其致信于氏，吐露心扉道:“情则骨肉，教则严师。肝胆可披，金石可泐。”①［明］冯琦:《宗伯集》卷七十五《寄于宗伯年伯》，明万历刻本。又自称:“不肖以中才平进，非阁下训迪提携，岂其至此?”②［明］冯琦:《宗伯集》卷七十一《候于谷山年伯》，明万历刻本。冯琦序于慎行之父于玭的《于宗伯集》，又分别为于慎行的重要史著《谷山笔麈》、《兖州府志》作跋、序。于慎行述冯琦临终前以文稿交付友人，嘱咐:“必也东阿为叙。”又称:“行也从公于朝，相与上下艺林，颇称莫逆。”③［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宗伯冯先生文集〉叙》，明万历于纬刻本。于慎行先后为冯琦诗文集作序，为其从祖冯惟讷作《〈冯光禄诗集〉叙》，又一再为冯琦父子作墓志铭、诔辞及祭文。两人交情之深笃、意气之相投可以想见。

晚明士人以两公并为海表人望，多将其相提并论。如王锡爵《六疏外密奏》云:“记得同官于慎行、尚书冯琦皆于奄忽之中进危明之论。”④［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三《六疏外密奏》，明万历刻本。董其昌《初集序》则云:“二东自《白雪楼集》以后，有东阿于文定、临朐冯文敏并建旗鼓，悬衡海内。东阿兼誉元美，临朐颛尊退之。两公皆二十登朝，金门多暇，足以大肆力于著作。”⑤［明］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三《初集序》，明崇祯八年刻本。至钱谦益，始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于、冯二人先后立传，并专门作了一番精当的合论:

隆、万之间，东阿于文定公博通端雅，表仪词垣，临朐于文定为年家子，继入史馆，声实相望。临朐早世，未及爰立。殁后五年，而东阿始大拜，一登政事堂，未遑秉笔，奄忽不起，人之云亡，君子于二公，有深恫焉。于有《谷城集》，冯有《北海集》，并行于世。当时士大夫入史馆者，服习旧学，犹以读书汲古为能事，学有根柢，词知典要，二公其卓然者也。丙戌己丑，馆选最盛，公安、南充、会稽，标新竖义，一扫烦芜之习，而风气则已变矣。自时厥后，词林之学，日就踳驳，修饰枝叶者，以肥皮厚肉相夸;剥换面目者，以牛鬼蛇神自喜。东里西涯，前辈台阁之体，于是乎澌灭殆尽，而气运亦滔滔不可复反矣。吾于近代馆阁之文，有名章彻者，皆抑置而不录，录于、冯两公集，为之三叹，聊引其端如此。⑥［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冯尚书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9页。

就存世文献来看，这是“于、冯”并称的最早记载。钱谦益对两人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而致慨于其功业未竟。万斯同《明史·于慎行传》云:“时谓北人居词馆率鲜文学，惟慎行及临朐冯琦卓然冠冕一时。”⑦［清］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于慎行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后张廷玉等《明史·于慎行传》云:“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⑧［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39页。至此“于、冯”最终盖棺定论，名垂青史，虽则已只是强调两人的文学成就了。于、冯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下文“万历前期‘山左三家’”部分再有论述，兹不重复。

于慎行生前淹贯百家，而尤留心于经国大计，以经世自期，当时士人也无不以此期许。但时移世易，其身后各类官、私史传对他的经世之学多略而不提。《明神宗实录》不过说于慎行“多识掌故”，张岱眼光卓绝，其《石匮书》高度评价于氏“读书贯穿经史，通晓掌故，以求为有用之学。凡所援据驳正，具有源委，皆可施行。谢部事，居谷城山中，十有七年，网罗搜抉，蕴藉益富，甫大用而遽卒，天下惜之”⑨［清］张岱:《石匮书》卷二百三《文苑列传·下·于慎行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中有相同的文字表述。冯琦一生学有根柢，亦汲汲讲求实学，而尤以类书《经济类编》一百卷为世所知。此书自诸子百家以下，几无书不采，而尤着意于经济之言，实为后来诸“经世文编”之祖，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为冯琦“手录之稿”，由其从弟冯瑗与门人排纂定稿，但时人冯梦祯《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经济类编〉序》谓:

公没无几，而是编出于公弟民部郎瑗，盖主于经济，而杂采秦汉已下鸿儒著作、名臣奏对，旁及百家，杂猬为类，二十有三目，俪之凡三百余条。盖大宗伯东阿于公尝参其画，民部所云“割截群书，手自演缀”者。因忆在馆时阖扉静哦，是编寔托始矣。①［明］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二《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经济类编〉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又冯瑗序《经济类编》，述其成书过程谓:

先兄琢庵先生弱冠读中秘书，则厌薄菁藻，留志经济。与同馆于公下帷读史时，瑗从先生问字，间窥帷中，每有札记，必刳截至笥箧，余即弃去。及读他书亦然。阅数年，笥箧渐满，遂分类目，手自缀演成数十编，散置几案间，若将更有论著。问其故，则曰:“是皆钜政宏议足裨经济者。”②［明］冯瑗:《跋》，［明］冯琦、［明］冯瑗:《经济类编》，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

可知这部近三百万言的煌煌经世学巨著也凝结着于慎行的部分心血。这对于认识于氏的经世之学可添一重要例证。后人仅仅以“于、冯”为馆阁之臣，而不知两人实为晚明实学思潮的重要先驱，亦浅之乎其视之也。

《明史·黄凤翔传附韩世能传》称:“馆阁文字，是科为最盛。”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六《黄凤翔传附韩世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01页。即指于慎行隆庆二年(1568)一科，当时至有“文章之道复归翰林”之说。一时馆阁同年中，于慎行与沈一贯、李维桢过从甚密，分别齐名，虽无并称，在此亦一并述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少师一贯》云:“戊辰史馆大拜者七人，以词章擅名者，东阿、鄞县(按:指沈一贯)为最。东阿之学殖，优于鄞县，鄞县之才笔，秀于东阿，若夫相业国是，具在国史，别论可也。”④［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少师一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0页。清人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十八《太师沈文恭公一贯》引之。万斯同《明史·于慎行传》亦云:“同年中，与沈一贯齐名，然一贯特以笔胜，其博洽不如也。”⑤［清］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于慎行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又张岱《石匮书·文苑列传·于慎行传》云:“近代馆阁，莫盛于戊辰，公与云杜李本宁(按:指李维桢)才名相并。以诗言之，则大泌瞠乎其后矣。”⑥［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下·胡缵宗、于慎行、李维桢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5-136页。《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中有相同的文字表述。张岱《石匮书·文苑列传》合论胡缵宗、于慎行、李维桢三人云:“馆阁之选，无过隆庆戊辰，而后以古文名世者:泰安胡孝思、东阿于无垢、京山李本宁，皆以博学宏词，为艺林翘楚。而泰安以诗案被斥，人且拟其为今之苏轼。东阿、京山，并为容台硕德。而东阿之经济鸿裁，尽见之《读史私评》(按:指《读史漫录》，此系张岱误记)一书，然天夺之年，不究其用，天下惜之。京山高文典册，走世如鹜，年登大耋，亦止为文学侍从之臣，而功业不著。则是天下文章盛名，终无造物所忘，观之三老，不洵然哉!”⑦［清］张岱:《石匮书》卷二百三《文苑列传》，凤嬉堂抄本。胡缵宗活动于嘉靖年间，与于慎行年辈悬殊，张岱取以并传，当为误记。

由此可见，无论是“于、冯”并称，还是与沈、李齐名，于慎行在生前身后都被视作是万历朝台阁文学的代表人物。其诗文舂容宏丽，时推大手笔，虽出入于台阁、山林之间，而非台阁一体所能牢笼。但他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既大，所谓“大雅之音”乃成为后人对其诗歌风貌的概括，诚良有以也。

(五)七相

指王家屏、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朱赓、于慎行。此七人均为隆庆戊辰(1568)进士，而于万历一朝先后拜相，因以并称。晚明士人对一榜“七相”这一词林盛事，羡称不已，播在人口。李维桢在为于慎行、朱赓所作多篇祭文中一再称扬“七相”，如说:“进士一科七相，惟吾榜为然”①［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五《祭于文定》，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一科七相，得人綦盛”②［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五《祭于文定又代》，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沈德符于《万历野获编》中对此再三致意，述之甚详。其卷十《戊辰词林大拜》云: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仓(按:指王锡爵)请告，赵兰溪(按:指赵志皋)代为政，时张新建(按:指张位)为次辅，而陈南充(按:指陈于陛)、沈四明(按:指沈一贯)继之，同事凡四人，皆戊辰词馆中人也。本朝至今从无此盛。四公在阁凡三年，而南充卒于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谴归，赵、沈二公并列。又四年赵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归德(按:指沈鲤)始入，仍为乙丑科。盖戊辰诸公，在政地者几十年，更无别籍中人，尤称盛事。况前此则王山阴(按:指王家屏)，后此则朱山阴(按:指朱赓)、于东阿，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从来未有。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戊辰词林大拜》，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270页。

卷十六《一榜词林之盛》云:

弇州(按:指王世贞)纪盛事，但述一榜中大僚，而未及词林。今按:嘉靖辛丑馆中则宰相五人。……后戊辰词林，七相、五尚书、十侍郎中丞，可以继之。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一榜词林之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1页。

卷十六《戊辰公卿之盛》复云:

弇州以一榜四相为盛事，此未足异。惟戊辰一榜，则赵少师志皋、张少师位、沈少师一贯、朱少保赓、陈宫保于陛、王宗伯东阁家屏、于宗伯东阁慎行，先后宰相七人，真是极盛。若尚书则十八人，亚卿、中丞、三品京堂，则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尚书中四人一品，二人赠一品，凡系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来，未有之盛也。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戊辰公卿之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页。

钱谦益为李维桢作墓志铭，亦称:“穆庙戊辰，馆选聿隆。七相蝉连，猗嗟数穷。煌煌列宿，太微紫宫。”⑥［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99页。万斯同《明史·于慎行传》云:“明制，辅臣必出翰苑，然惟慎行同年最盛，……凡七人，先后莫及焉。”⑦［清］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于慎行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七相”既为同年，彼此交谊深厚。其中王家屏、于慎行二人最负重望，陈于陛清操自守，而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朱赓四人则颇受争议，惜向后结局多未有大表著者。于慎行素抱经世之略，却不得展布，赍志以殁，尤可痛惜。于慎行门人、著名学者焦竑云:“于公晚虽大拜，未小展而没，其不愧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阴王公(按:指王家屏)而外，无闻焉。”⑧［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澹园续集》卷一《〈云东拾草〉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67页。这也是晚明这个狂澜既倒、国事日败的时代的无奈和悲哀。

(六)万历前期“山左三家”

指于慎行、公鼐、冯琦。三人均为馆阁重臣，以诗文、学问冠名山左，而尤其是万历前期山左诗坛最重要的三位诗人，因以并称。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谥文介，山东蒙阴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馆阁世家，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官至礼部右侍郎，是晚明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公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六《公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16页。，诗文淹雅，尤工绝句，著有《问次斋稿》。《静志居诗话》云:“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公文介为巨擘焉。”⑩［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卷十六《公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90页。于慎行为山左名士傅光宅作墓志铭，开篇即称:

东省故多才士，以予平生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后于吾。长者历下于子冲氏，少予二岁，髫则为同舍生。次则聊城傅伯俊氏，与子冲同庚，自未第时相与，不甚狎而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宫，得临邑邢子愿氏，年又稍后。无何，临朐冯用韫氏以弱冠入词林，同朝最久。而其故同舍生蒙阴公孝与氏同用韫年相若，晚乃出其门下。此五君乃一时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谊交之，惟子冲称弟，他皆降礼，相与考德讲艺，游心竹素之林，可谓甚盛!①［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二《明故中宪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志铭》，明万历于纬刻本。

这不只交代了于慎行自己与于达真、傅光宅、邢侗、冯琦、公鼐等山左文士的交游，也不啻是勾勒了万历前期山左文坛的概貌。于慎行、公鼐、冯琦三人友谊笃厚，相互引重，彼此诗文集中赠送唱和、谈文说艺的文字颇多。于慎行与公鼐之公父家臣为馆阁同僚，公、冯年辈相同，又并称“齐地双彦”，均以年家子受知于慎行，知己之交，始终不渝。于、公、冯三子身当“后七子”渐逝，公安方起而竟陵未兴之时，诗坛新旧交替，各家诗论主张至为纷繁复杂。因应时代诗风的新变，三子乃融会贯通，自张旗帜，标举“齐风(大国风)”，以为其诗歌创作的目标。这种目标大体而言带有浓厚的齐鲁文化特征，表现为对浑厚雅正、气魄宏大的诗歌风格的认同与追求，是对明代以李攀龙为代表的山左诗坛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三人的诗学主张几乎如出一模，其主旨大致在于:1.不事模拟，自我树立;2.融会古今，神而化之;3.诗本性情，不主格调;4.中和节度，归于大雅。三人以各自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以李攀龙为首的“七子”复古派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从而丰富、深化了山左诗歌的内涵，促使其更趋合理地发展。

同时山左诗人、公鼐挚友李若讷序《问次斋稿》云:“余舞象时尝读《秋兴》、《怀古》诸篇什，宗伯冯先生称为逼真老杜。文定于先生读其《蒙山赋》并《登岱》诗，友称忘年，交莫逆。其推逊延誉，虽中郎礼王粲，张华善陆机，岂复过哉?……当其舞象弱冠，琅琅玷韵，已妙标解，于文定、冯宗伯与之上下扬搉，其流芬播馥，已自乡国而海内。”②［明］李若讷:《〈问次斋稿〉序》，见公鼐:《问次斋稿》，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9-10页。邢侗亦称:“(于慎行)诗酝酿初、盛间，七子之俦及吴下阿蒙退舍矣。先生与冯用韫宗伯谈经济，无所不服膺，然不无介然，其任而媒绛、灌雠。与公孝与谈文章韵语，则鲜不合者。曰:‘得失寸心，搔首问青天耳。’”③［明］邢侗:《跋》，见［明］邢侗编纂、［明］阮自华撰述:《东阿于文定公年谱》，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手稿本。是在于慎行生前，于、公、冯三人已俨然齐名。清人称:“山东才子边(按:指边贡)与李(按:指李攀龙)，公文介公相继起。一代风骚邢太仆、冯文敏、于文定，狎主齐盟执牛耳。”④［清］无名氏:《学师蒙阴公先生出其先文介公、浮来山人两诗集，命愚选定重刻行世，作诗纪事题后，并以奉赠》，见公鼐:《问次斋稿》，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300页。。这也正是当时作为北方重镇的山左诗坛的概貌。

近代以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将于慎行、公鼐、冯琦三人相提并论。他认为公安派文学主张之所由形成，于、公、冯等山左诗人的“言论和作风不能没有一些影响”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这种见解，也可能给公安派一些启示。即使说公安三袁和他们的时代并不太远，未必受他们的影响，那么这种论调至少也可说是公安派的羽翼”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15页。，可谓慧眼独具。此后著作如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李伯齐《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齐鲁书社，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如周潇《明代山东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等均肯定三人作为万历前期“山左三家”的历史地位，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历史最终对这三位文章知己做出了盖棺论定，三人生前即为至交，身后复齐名并称，也足称美谈了。

从上述与于慎行相关的并称资料可以考知:作为一代公辅帝师，在于慎行一生的广泛交游中，同乡、同年、同僚关系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与其并称的人物，总不出这三种关系之外。于慎行生前集德义、文章、经济于一身，并不沾沾以一介文人自命，而在身后，却不免主要以馆阁典型、诗文名家为世所知，这是他自己所始料未及的，也是后人所忽视了的。

于慎行的一生与晚明大时代休戚相关。作为时代的骄子，于慎行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将有助于知人论世，从另一个视角了解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晚明社会及其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