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转变中的政府与市场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经济发展转变中的政府与市场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经济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市场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定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经济增长的质量为重点，以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为目标，通过协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可持续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本文首先对经济理论演进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并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定位，进而提出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路径。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变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中，各流派均对政府职能的定位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到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强调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早期发展经济学则强调政府干预经济；随后，由于政府失灵问题，经济自由主义重新浮现，强调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应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工具。

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学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大多经济思想蕴含在其他学科，主要采用哲学或社会学的方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15世纪至18世纪末推崇“货币即财富，商业即致富”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大力发展出口品工业，利用税收保护国内工商业，增加国际收支盈余。其代表人物孟可列钦（Antoine de montchrestien）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培训劳动，提高本国的产品质量，将外国商品挤出本国；科尔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更主张要精心商业管制，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声誉。18世纪50～70年代兴起的重农学派则主张自由放任，倾向于国内的工商业自由和国内自由贸易，反对封建主义、重商主义以及各种政府管制。政府应当将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置于首位，祛除妨碍私有财产和个人秩序的障碍，以自由秩序指导社会。其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认为只有私人利益和自由才能使国家繁荣，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与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

在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其基本信条。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以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引导生产、交换和分配，政府只需要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政府活动仅限于界定财产所有权、提高国家防御措施及公共教育。诺思（Dudley North）是第一位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无需政府干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概念，认为利益的和谐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且不受欢迎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指出应以发展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发展，重视供给，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实物经济和充分均衡。阶级利益和谐论的创立者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认为，以平等利益为基础的交换会使整个社会的分配保持和谐，政府干预经济是没有必要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支持最小政府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和利益的理解要超过政府做到的或被期望做到的。政府应当运营自然垄断部门，应该从事那些能够促进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对私人无利可图的事情。政府职能应包括征税、铸币、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反对强权和诈骗，保护弱者利益，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之后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第一次批判，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利益和谐，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代表人物欧文（Robert Owen）主张建立合作公社，实现公有制；圣西门（Claud-Heri de Rovroy，comte de Saint-Simon）主张实业制度，实业家和科学家掌握领导权，国家的任务是组织生产。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第二次挑战，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反对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突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不同。其代表人物李斯特（Friedrich List）强调应实施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er）更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主张扩大国家权力，在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帮助下通过进行家长式的政策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经济体系中的公正，从而更加公平地进行收入分配。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更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在对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次挑战中，边际主义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不应对经济运行加以干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系统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理论，否定了传统自由经济论。认为失业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强调政府应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积极的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从宏观视角阐述了单凭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张伯伦（E.H.Chamberlin）、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视角界定了政府的经济职能，认为政府需要通过颁布和执行反垄断法，对垄断企业进行规制；通过对正的外部性补贴，对负的外部性征税、政府管制、直接经验等措施来克服外部性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福利经济学更认为政府有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职能。

在后凯恩斯时代中，以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提出了混合经济，既有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也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有经济部门，国家调节是为了预防经济衰退，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此外，还提出了应采取逆经济风向的经济政策。新剑桥学派把税收看成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新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管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是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发展，必须进行全面的政府经济规划和经济干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不完全、不统一，且市场发育程度低；缺失市场意识，对经济刺激不灵敏；缺乏创新精神，缺乏企业家［1］。

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得益于我国渐进式的发展改革红利。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格局下，针对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变化下出现的经济问题、发展困境，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深化改革。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也是国家制度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我国改革始于1978年末，当时主要讨论是否要改革的问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提出应当“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提出要扩大市场的补充作用。在1985至1992年间，围绕改革路径及改革性质进行了深入探索。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与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两种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应通过“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式发展经济。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4至今，围绕着改革的得失成败问题提出了经济转型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了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

（一）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引发的供给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阻滞了城镇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低级化的根本原因是产业间失衡以及各产业内失衡。产业间失衡主要体现在产业间各产业比重不合理，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不协调以及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困难；各产业内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生产技术落后，第二产业内部呈现重化趋势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服务比重偏低。这主要源于政府推动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行政导向，从早期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长期的以加大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发展国际贸易。这种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手段、忽略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情况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导致产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产业自发演进动力不足。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化进程，应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政府的干预和政策导向。第一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根本，是国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政府首先应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同时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机制，保证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应积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以市场需要为导向，提高农业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第二产业作为我国主导产业，应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引导企业由原有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转化到强调技术和知识的贡献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政府应该加快在该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通过支持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的服务作用。

在城乡二元结构方面，三农问题是阻滞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其实质是农民变市民，劳动力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主要涉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村生产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城镇化中最为凸突显的矛盾就是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应积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共同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应避免政府过度行政化，逐步由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要素流动配置，从而带动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市场融合，为农民增收创造机遇，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逐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就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土地征用政策，扩大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资源优化等方面的政府支出，以保障城镇化平稳推进。

我国各地区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以及人口密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因此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仍然巨大，区域经济一体化阻力不断增强。尽管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但是这种依靠资源和投资拉动的、资源型重工业的快速扩张起到了主导作用的增长方式，虽然使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总量加大，但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重化工业过高（魏后凯，2010）［2］。区域性的市场分割，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分割严重制约了国内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效率，特别是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趋缓。为了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应该强调基于地区资源优势，形成合理区域发展方向；强调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促进各个地区的发展；促进各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能力，逐步弱化政府忽视各地区发展现状及要素禀赋情况下的直接规划干预和配置。同时政府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针对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状况，提出不同的战略规划和保障机制，减少区域的行政分割所引发的市场分割，扩大市场的范围，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稳增长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1.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稳增长不仅要求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应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率越高，速度就越快，增速保持的时间越久。经济增长效率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不仅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还包括技术、科技创新的贡献率。然而，目前我国要素市场严重扭曲，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导致传统要素配置效率低，技术创新能力差。

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度过了刘易斯拐点，正逐步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逐渐减弱。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导致劳动力流动阻滞。为了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教育投入，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技能，重视中等职业专业和技工学校的扶持投入，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人才红利”和“知识红利”。另一方面，政府应打破户籍制度限制，缩小地区社会保障差异化，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政策性扭曲是导致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依靠行政管制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导致的要素错配行为，首先表现为由于能源供给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不健全的产权制度以及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所引起能源开采利用效率低，在审批、配额、许可过程中寻租行为严重，扭曲了能源价值。其次，在自然资源的需求方面，由于受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较大，缺乏税收调节机制和补贴机制，能源结构不稳定，同时由于二级能源市场不完善，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滞后，加剧了煤电矛盾冲突。为了提高我国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应该完善产权制度，建立能源市场的准入制度，减少行政垄断，强化市场监管机制。同时，应发挥市场机制对技术创新作用，提高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优化能源配置结构。

我国的资本市场因资本垄断和融资困难导致了资本配置扭曲，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非国有企业融资难，企业跨地区投资限制多。一方面应该渐进式地放开资本市场，促进利率市场化，支持民间资本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均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保持经济增长稳定性

我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主要表现为与需求冲击有关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目前，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不仅反映在内外需的失衡，还反映在投资与消费的内需失衡，且在消费领域政府与居民消费比重的失衡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低级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原有依靠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形成的低附加值的对外贸易优势已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因而应该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可以带动投资增长，还可以引导投资结构调整，优化消费结构。尽管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但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不断扩大的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加剧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失衡。因此，首先政府应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保障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高效率，强化政府在再分配中转移支付的有效性，确保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其次，应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政府预算的透明度，缓解政府与居民消费失衡状况，提升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在投资方面，我国民营资本投资与政府资本投资比重失衡，政府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国有资本扩张速度快，但效率较低，而民营资本的投资无论是在投资规模还是投资领域均与政府和国有资本有较大差距。为此，应发挥市场对资本的引导及配置作用，使分散的资本积聚到生产效率高的领域，强调投资领域的多元化。同时，政府不仅应放宽投资领域的限制，更重要的将投资集中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

在国际贸易方面，我国长期被锁定低端加工业领域，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我国对外出口份额不断缩小。为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地位，应强调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逐渐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维系落后产能，而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的转型、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基本保障。在外资引入和利用方面，首先应转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应通过廉价土地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恶性竞争的方式，利用招商引资来提高地方经济水平和政治绩效，应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为出发点，以学习外商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为目的，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和外企对地区经济的正外溢效应。

（三）促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强调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转向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兼顾，从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转向注重居民福利和国民素质的提升，不仅是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优化。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格局在结构上的错位弱化了经济增长向福利有效转化（杨爱婷，2012）［3］。这种低福利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表现为民生投资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特别是公共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较缓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增长，忽视了人口膨胀及技术进步带来的负效应，产生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E·J·米香（E.J.Mishan）就指出，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如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享受，清新的空气等。经济增长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不会把物质享受作为唯一的目标。尽管经济增长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绝对量，却并不一定能提高他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及其幸福感［4］。

为提升我国的福利水平，一方面应强调发挥市场机制，通过注重培养与发挥竞争优势，强调非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以内需为导向，以消费为动力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富民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只有建立公平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体系，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促进企业转变生产方式。二是应扩大在污染方面的政府投入，特别是在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土地污染等方面的治理力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的外溢性，提高污染的治理水平。

市场机制能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但是不可避免会引起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信息不完全、外部效应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市场失灵正是经济增长质量所关注的，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监督体制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高效性。

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体制改革，固化的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形成了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缓慢，国有资产利用效率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监管体制，自发的制度变迁动力不足，成本过高（闫彦明，2002）［5］。这种发展困境的本质是关于“富国与富民”关系的一种权衡。我国历代都有关于“富国富民”思想的论述，影响深远。例如儒家主张应先富民后富国，应藏富于民。孔子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财政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孟子提出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的恒产伦以及藏富于民的分配思想。荀子主张上下俱富的富国富民理论，提出“维齐非齐”的分配理论。先秦法家则从“好利恶害”的人选论出发，主张富国强兵和君主专制集权。管子则即主张富国，也主张富民，提出“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观点。西汉时期的桑弘羊则主张富国思想，以实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经济发展。司马迁则主张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提出“善者因之”，即主张顺人求利的本性。宋朝时期的李觏则主张兼顾国家与百姓利益，实现上下俱富，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认为物质财富是治理国家的基础。［6］

我国发展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尚未完善，可通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协调发挥政府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协调作用，以避免步入低水平收入陷阱的发展困境，缓解国富与民生的矛盾，实现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为了避免政府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低效、权利与资本的结合滋生的寻租行为和官僚主义以及公共决策性失误等问题，应以补充缺位职能和纠正错位职能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路径。

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集中为社会服务职能的欠缺及运行低效。社会公平职能的缺失主要体现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比例失调，不同所有制结构下的工资水平差距较大，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劳资保障水平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再分配阶段，一是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等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领域政府的转移支付投资不足，二是在扶持落后地区，完善如道路交通以及水利电力等基本基础设施建设以求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转移支付不足。其次社会服务职能的低效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保障体制不完善，特别是不清晰产权界定降低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对未来的预期。另一方面使市场监督体系的低效，无论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监督管理机制，还是企业生产过程造成的正外部效益的激励机制和负外部效益的约束机制都不能为支持经济机制高效发挥作用。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错位不仅是导致政府机能失灵的关键原因，同时还是引起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失调的主要因素。政府利用行政职能直接干预资源配置表现对国有资产的行政垄断和运营低效，特别是现有的投资体制不能支撑市场发挥对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及扩大再生产产生了严重挤出效应，还使得既有资本在缺乏竞争和监督下配置效率低，不能为经济发展提高持久动力。政府职能的错位还表现为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还扩大了企业产出风险。而权利与资本的结合导致大量的寻租和设租行为，滋生了政府的腐败，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成本。

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应强调以间接干预替代直接参与，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从单一局部的调控转向统筹全局的规划，通过规范经济运行模式，保障资源配置效率，弥补市场失灵，以调节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平衡国际收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7］。在微观上，应积极发挥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增加综合国民素质。在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制度保障作用，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市场行为，降低负外部性。另一方面，转变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不应以地方经济增长作为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行为，而应以地区发展的潜力和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主要标准，强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应积极培育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形成新的竞争格局以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

［1］任保平：《西方经济学说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 -178页。

［2］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与政策走向》，《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5期。

［3］杨爱婷：《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及对低福利增长的分析——局域功能和能力的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

［4］E·J·米香：《经济增长的代价》，任保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89-156页。

［5］闫彦明：《转型期中国政府与市场有效协调的制度分析》，《求实》，2002年第1期。

［6］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3页。

［7］迟福林：《论中国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转型》，《经济前沿》，2005年第8期。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economic Development

REN Bao-ping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Xibei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government function；market mechanism

The key to th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by making sure the functions and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e key point to adju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We should promote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nd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target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residents’welfare through coordination.In this paper，the author comb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in the first part，then in view of the central par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In the last par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ath of shifting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F045.51

A

2095-5170（2014）06-0073-06

［责任编辑：石淑华］

2014-05-10

任保平，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