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范式的转变

尹德树

（淮海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江苏连云港 222005）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范式的转变

尹德树

（淮海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江苏连云港 2220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范式；中国文化现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范式面临重构的诉求，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激烈争辩，陷入了物质与精神、中学与西学的“两难”选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后，带来了哲学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的根本性变革，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范式，并带领中国文化走出“两难”困境。这个文化范式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运行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式。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也不同于西方文化范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范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互动的结果。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是以一种全新的范式取代旧有的范式，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取代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行为方式。将范式革命引入文化学领域，更有利于分析和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所谓文化范式，是指在特定的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运行模式，它以悄然无形的方式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具有深层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最终选择，是西学东渐思潮所带来的一次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实质是文化的范式革命。”［1］一个新的文化范式取代旧的文化范式，其根本的就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的转换，即哲学思想的根本转换。因哲学思想转换而引起中国文化范式的根本变革，源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

一、近代中国文化范式的“两难”选择

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即中国文化近代化时期，之所以称其为过渡时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范式在这个时期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后，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完整范式意义上的近代文化。具体表现为围绕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主题，政治变革不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受其影响，中国近代文化虽对政治、经济具有先导性，但它与政治经济变革纠缠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形态莫衷一是、丰富多变，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在这个过渡时期，旧的文化依然强势，新的文化尚未形成，中国文化在长时间内处于“中西”文化取向的“两难”选择中［2］。“两难”选择表现出来的困惑，既有“非中即西”的文化对立，又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关系的困惑。虽然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但又对“中学”难以割舍；虽然从“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到了“中道西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文化观念突破了“夷夏之辨”的狭隘，但改变不了的是这一时期文化价值观的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事实。

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警醒了国人，激发了国人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反思。伴随着政治鼎革的浪潮，文化启蒙和文化进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议题。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是与政治变革的浪潮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故这一阶段有关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范式取舍的争论，较前一阶段要复杂深刻得多。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守旧派围绕是否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是否以民权平等取代“三纲五常”、是否以新式教育取代科举制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论战。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和选择，大大突破了洋务派的水平，他们力图通过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实现对传统的变革。

进入20世纪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革派，不仅围绕制度设计应该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展开了论战，而且在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内部还出现了“欧化派”和“国粹派”，他们围绕着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展开了论战。“欧化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是导致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罪魁祸首，应该在文化上彻底“弃中入欧”，此派只注重创新性和时代性，属于典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论；“国粹派”认为，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决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国学”非“儒学”，复兴国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此派注重传承性和民族性，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

新文化运动期间，在进化论思想的引导下，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文化的“中与西”、“新与旧”成为这一阶段争论的中心内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针对“尊孔复古”的逆流，同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论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腐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最猛烈的冲击，把近代以来一直延续的文化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作为一场激进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错误，比如陈独秀认为：“无论是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断不能相容”［3］，这些论断充分暴露了他们在文化观点上的矫枉过正，其实，这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论调，依然没有走出“非中即西”或“非西即中”的文化误区。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思考

思想意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思想意识又左右和影响文化的发展。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各种思想意识激烈交锋与碰撞，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地位的论争，开始越来越明晰，中国文化的深层变革，就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悄然开始了。

面对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奋争中强烈渴望摆脱精神文化危机、走出文化“两难”困境的现实需要，先进的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李大钊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既没有片面地崇拜西方文明，也没有固执地片面提倡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分析东西文化的利弊，提出以俄国革命创造的新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调和、融会中西文化，从而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思路，他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4］瞿秋白在全面总结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后，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分析中西文化，提出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中国新文化观，他认为：“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5］同时他又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就不能如东方文化派那样固守传统，不善吸收融合，又不能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崇洋媚外，醉心于西洋文化，而应该在加强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孕育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并“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6］。在新文化的建设中，既要坚决批判和摒弃东西文化中一切过时的腐朽的糟粕，又要改造和发扬其中积极的、优秀的成分。不仅如此，瞿秋白还阐述了中国新文化应具备民族的、大众的和革命的特征，指出建设中国新文化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要实现自我的个性、要“据为己有”［7］。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取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指明了方向，为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范式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范式初步形成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方法论原则和评价标准［8］。当用这种理论范式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时，它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革命，还有文化思想上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基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定位确立了全新的价值标准，明确了全新的价值取向。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最大的文化学意义在于，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最根本的变革。他把“五四”运动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他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和科举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化的一部分。”［9］带来这种本质上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变革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中国文化问题所形成的一套全新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观念，这是近代中国文化范式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时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1］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中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形态的变迁，给出了关于文化的科学定义：“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2］毛泽东立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考虑中国新文化及其发展，他在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当中国的阶级力量和政治、经济因素发生变化后，即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在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继承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关于中国新文化的探索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革命中，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文化也应有自己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3］建立科学的新文化，必须坚持历史的发展观，既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又要辩证地看待历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考虑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实际状况和要求，并为他们服务，这也是文化大众性的体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阐明了社会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确立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社会基础，彻底厘清了中西之间、古今之间的文化发展与继承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论争和探索，彻底走出了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带来了中国文化彻底的范式革命，从而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的转换。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互动

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后，现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范式已基本形成。这个文化范式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运行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范式。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又不同于西方文化范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范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时代性和世界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互动的结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建立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体系，而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定位确立了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明确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开创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境界。不仅如此，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更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源源不断的理论动力。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从而实现了对长达百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性超越。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第二，中国文化现代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文化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不仅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教化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基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分析、发现和解决问题，并总结出一系列符合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

第三，现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范式是发展和开放的文化范式。现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范式是发展的，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诸多经济学著作中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形态，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关于文化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中被完整地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诠释。现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范式是开放的，这不仅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古今中外”论述中，还表现在中共十八大关于文化的世界性的论述中。发展的特质，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要求，使现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范式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开放的姿态，恰恰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自信的表现，这种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吸纳和继承五千年中华优秀文明成果的能力，还源于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气魄和胆量［14］。

［1］隋思喜：《传统文化的重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浅析》，《党史文苑》，2010年第14期。

［2］周军：《当代中国新的文化范式的构建》，《学术交流》，1999年第4期。

［3］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4］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

［5］［6］［7］《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13、519页。

［8］汪信砚：《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9］［12］［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8、663-664、663-707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14］尹德树：《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属性》，《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On the Transfer of Marxism Cinicization and theChinese Cultural Norm

YIN De-shu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Communist Party Community，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Lianyungang 222005，China）

cinicization of Marxism；cultural norm；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Opium War，the Chinese cultural norm faced a demand for reconstruction，which caused a hot argument about the trend of Chinese culture，but it still hadn’t got out of a hard decision between material or spirit，Chinese or western norms.Since Marxism entered China and was cinicized，it brought abou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the value judge criteria，thus Marxist Chinese cultural norm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which guided the Chinese culture out of the hard dilemma.This cultural norm refers to the working mode of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guiding of the core value of Marxism，namely the socialist cultural n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norm differs from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norm and the western cultural norm.It was an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al norm guided by Marxism and with establishing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its ultimate task.It was national，scientific，popular，epochal and cosmopolitan.The forming of Marxist cultural norm of modern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xism cinicization and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81

A

2095-5170（2014）06-0098-04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5-27

尹德树，男，江苏赣榆人，淮海工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