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武晓丽［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作 者：武晓丽，文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词汇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研究都是在训诂学的范畴内进行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先秦两汉经典著作中的词汇，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考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经典，两千年的丰富研究成果为古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其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太多地关注生僻字、难字，而对容易造成误解的常用词研究太少。近些年在江蓝生、蒋绍愚、张永言、汪维辉诸位先生的倡导下，常用词的研究如日方升。

常用词的研究应该从核心词入手，核心词的选取一般采用斯瓦迪士（M.Swadesh）的核心词表，这个表共有两百个词，是M.Swadesh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得出的，他认为基本上所有的语言都应该包括这两百个词，而且只要认识这两百个词，就可以利用这种语言进行基本的沟通，所以，从这个核心词表入手，系统进行汉语常用词研究是科学的、有意义的。但是目前核心词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这样的现状要求我们抓紧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争取早日建立比较科学的汉语核心词史。本文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语义场入手，把相关词系联在一起，系统地考察核心词“人”词义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内在的演变机制，以期从宏观上观察汉语词义的发展演变，探索和揭示人类自然语言词义发展演变的共性。

我们穷尽性搜索汉语文献中有关“人”这一概念的词，着力于“男”“女”“小孩”“老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兄弟”“姐妹”“后代继承者”这些义场，语义场内部按照词义划分若干类别，每类下对单个词进行考察。考察这些词的历时演变，同时也做共时的比较。

通过对这些词的逐一研究，我们发现，“人”语义场的词受文化制约较重，其词义的发展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性是人最重要的属性，不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衍生不同的词，社会、文化背景没有了，与其相关的词汇也消失了。改朝换代、风俗流变、内外交流都会在语言中留下遗迹，比如封建君主统治下，皇帝以天子自居，其权威不容挑战，皇家也就有了一套专用的称谓，随着封建君主制的覆灭，称君王的这些词，“驾”“銮”“陛”“宸 ”“王”“帝”“后 ”“皇”“天 ”“上”“龙 ”“凤”“圣”等也 就消失 了。

再如，古今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代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有“妻”“妾”的差别，随着一夫一妻制的施行，“妾”的称谓如“妾”“婢”“嬖”“媵”“”“姬”也就随之消失了。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为了维持大家族的和谐和财产不被分割，所以产生了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也就有了嫡庶的分别，现在一夫一妻制度下，这些有嫡庶之分的词“嫡（）”“宗”“本”“庶”“枝”“臧”“（孽）”也就随之消失了。

萨丕尔曾在《语言论》中说道：“语言基本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上来理解。”应该说，亲属称谓是社会文化最直接、鲜明、形象的体现，古今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婚姻制度、宗法制度都与古代不同，现代人口政策的施行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现代家庭人口越来越少，亲属关系越来越简单，对于血缘关系较远的亲属称谓，人们也越来越模糊，所以从整个亲属称谓系统来看其成员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

汉语亲属称谓受文化的制约也尤为鲜明。在以男为尊的社会背景下，在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宗法制度下，汉语的亲属称谓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点，而其他语言中的亲属称谓相对简单，即汉文化背景下，汉语的亲属称谓词义分割较细，语义场成员众多。如日语，“祖父、外祖父”为“おじいさん”，“祖母、外祖母”为“ぉばぁさん”，“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为“おじさん”，“伯母、叔母、舅母、姨母、姑母”为“おばさん”，“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为“いとこ”，“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为“まご”。英语中“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为“uncle”，“伯母、叔母、舅母、姨母、姑母”称“aunt”，“堂哥、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八个称谓，也只有一个“cousins”。

此外，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亲属称谓呈现出强烈的泛化迹象。绝大多数亲属称谓都可以用来称呼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成为一种社交称谓。如“父亲”称谓词中的“爷”“爹”“叔”“伯”都已经泛化为一种社交称谓，用来称呼辈分、年龄同父亲相仿男性，或者在情感上如父亲般让人尊重的有才德的人或老年人等，亲属称谓的泛化一般遵循着尊敬和亲密的原则，现代汉语中的“大爷”“老爹”“叔叔”“大叔”“伯伯”都不仅仅用于亲属关系。其他如：“哥”“妈”“奶”“娘”“姐”等也泛化为社交称谓。其实，亲属称谓的泛化不单体现在汉语中，比如法语“pe(re”可以指“父亲”，也指“老头”，而印度尼西亚语“父亲”一词也可以用来称跟父亲同一辈分的男性长者。俄语中“女儿”）“儿子”（）泛化为社交称谓中长辈对晚辈的亲昵称呼。法语cousin有“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的意思，也泛化称“朋友、搭档”。亲属称谓泛化为社交称谓可以使交际双方感到亲近，容易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苏新春曾指出：“传统的词汇在研究思路上，割舍了语言与人、与文化的诸多联系，而单纯地在语言结构形式的天地中寻觅。”尽管客观现实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相同的，思维上形成的概念、判断等也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对同一个事物，不同民族在词汇、语音、语法等语言表达方式上却都不同，不同民族的语言都可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民族的语言来了解民族的文化，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来更好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也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等等。

此外，中原汉人文化发达，也产生了唯我独尊的思想，汉人自古以来对四方民族的蔑称、贬称，恰好反映了这种观念，如：“虏”“卤”是古时对北方外族或南人对北方人的蔑称；“伧”是南北朝时江东人对楚人、北方人的蔑称；“蛮”本指荒野遥远，不设法制的地方，也是古代对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戎”对西部少数民族的蔑称；“夷”是古代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狄”是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蔑称；“”是古时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蔑称。

丈夫和妻子的称谓也体现了古代汉族一夫多妻的婚姻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男为尊、以夫为尊，很多称呼丈夫的词都体现出这种文化因素，如：“良”“郎”“辟”“伯”“普”等，这一文化理念并非汉族独有。然而，在截然相反的文化背景下，其语言也有不一样的体现，比如苗语中女性词总在男性词之前，如“夫妻”要说“妻夫”，“父母”要说“母父”，“男男女女”要说“女女男男”，这大概和苗族历史上不久以前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有关；语言也反映了古代一夫多妻、妻尊妾卑的文化，称呼“妻”的词，都同“匹配、匹敌”相关，意思是同丈夫地位相当，相匹配的，如：“妃”匹也；“配”女与己为匹以相对也；“嫡”与相匹敌也；“妻”妇与夫齐者也；而“妾”的卑贱地位，决定了在词义上，常同女奴、地位低下者相关，如：“妾”本义为女奴；“婢”女之卑者；“嬖”贱而获幸曰嬖。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等这些背景映射到语言中，就表现为词义的演变发展。“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反映一定社会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宗法观念在语言中有鲜明的体现，汉语亲属称谓严格区分血亲和姻亲，直系与旁系，父系与母系，但其他语言则不是这样的，比如藏语，对爷爷辈的亲属，男性的称“amani”，女性称“ayi”，对同胞哥哥与姐姐的称谓与表哥、表姐、堂哥、堂姐是完全相同的。法语中“祖父”“祖母”同为“aeul”，这些称谓也反映出藏语对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区别不如汉语严格。

我们通过对核心词“人”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语言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可以反映民族文化。“人”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最重要的、最常用的核心词，深入全面地研究核心词“人”，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词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与写作者思想的体现；而且词义的发展演变也是社会发展演变的产物，词义的演变无不映射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萨丕尔也曾说：“语言基本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上来理解。”

[1]苏新春.汉语词义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2]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