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与回归：《群山回唱》与胡塞尼的家国观

⊙陈 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2013年，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三本小说《群山回唱》出版，其畅销程度甚至超过了其风靡一时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在这部新作的首发会上，胡塞尼称：“《群山回唱》的写作始于家庭概念。事实上，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主题是家庭。抛开了这个线索，你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无法理解周围的人，无法弄明白整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①以家庭为叙述的载体，胡塞尼多年来进一步关注阿富汗的国族历史与命运，这一主题构成了它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亲情、友情、爱情、人性在国族与家园的背景下或被扭曲撕裂，或被烘托放大出来。美国评论家钦科维茨（Jerome Klinkowitz）曾如此评价胡塞尼写作的魅力：“胡塞尼的阿富汗系列小说以其对国族命运的关切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它在‘9·11’之后展现了一个西方世界亦能理解的伊斯兰。”②

阿富汗地处亚洲内陆，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近代以来阿富汗一直面临深重的国族危机：内部民族纷争、英俄美等国在此长期的利益争夺、军阀混战、左派极权、塔利班统治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纷纷于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向西方寻求避难，十五岁的胡塞尼也和家人一起实现了向美国的“突围”。然而，正如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看似自由宁静的异乡生活从未缓释他们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忧虑，新的公民身份也无法使其真正融入西方的传统与价值，胡塞尼的写作成为典型的“流散文学”。萨义德（Edward W.Said）曾在《流亡的反思》中说：“流散是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③最终，他笔下的主人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向家园“回归”。

突围：远去的“他们”

与胡塞尼本人的经历相似，他笔下有一群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出生在阿富汗传统的贵族家庭，却受过西方式教育。当阿富汗的社会现实一次次冲击他们的底线时，向西方逃离和突围成为他们唯一能选择的出路。《追风筝的人》中，尽管阿米尔曾试图超越种族和阶级的鸿沟，与忠诚、聪慧、善良、勇敢的哈桑结下兄弟情谊，但人性的弱点使他背弃了哈桑而产生自卑。他想远离哈桑从而摆脱那个卑怯的自己，于是嫁祸偷窃逼走了哈桑一家。但阿米尔内心并不平静，哈桑的影子就好像那只他曾用生命和荣誉捍卫的风筝，处处刻在阿米尔的生活里。直至苏联入侵，阿米尔随父移居美国，才真正将往事尘封起来。多年后，被唤醒的阿米尔为了拯救侄子盖拉勃，回到阿富汗。当他看到破败的家园、残酷的暴政，并经历了好莱坞惊悚片式的逃亡后，美国再一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对于阿米尔而言，西方生活既是种安慰剂，又成为麻木剂。《灿烂千阳》里，玛丽雅姆和莱拉反抗并杀死残暴的丈夫，试图逃出塔利班统治区。玛丽雅姆牺牲自己，帮助亲如姐妹的莱拉“突围”，实际上也在成全自己从小“去外面世界”的梦想，尽管她的每一次“突围”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私生女的身份离开儿时宁静的乡村到父亲在城里的大家庭生活，她的母亲为此绝望而自杀，她不久也被迫嫁给年纪比自己大很多的暴君丈夫；想和莱拉一起改变暗无天日的生活，她们经常被丈夫毒打、绝食、关禁闭，在不堪虐待之下犯下杀人罪；想摆脱恐怖混乱、千疮百孔的家园，她们不惜在女子无男性陪伴不能出行的传统禁令下，冒生命危险出逃，玛丽雅姆为莱拉而死去，她承受的巨大苦难幻化成千万个太阳，成就了一份大爱。

《群山回唱》中的妮拉继续演绎了“突围”的主题。妮拉是阿富汗与法国的混血儿，这个身份颇具深意。在阿富汗，妮拉一直是个异类。她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独自回到欧洲。妮拉自幼具有叛逆精神，她不愿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和“下层”社会的男孩早恋，让贵族出生的父亲伤透脑筋。好不容易把她嫁进一个大户人家，但夫妻二人总是若即若离，在丈夫中风之后，妮拉不愿像传统阿富汗妇女为家庭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于是不顾众人议论抛下丈夫、带着养女帕丽定居法国。在西方，妮拉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在喀布尔“一个替他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有人把我看成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想在人们能很好地听你讲话的地方说要说的话……它自然地与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诉求相关”④。因此，妮拉宁可终身漂泊在一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异乡，甚至自己的孩子连母语也忘却了。当她与采访者聊起自己的生平时，总习惯将阿富汗人称为“他们”。她如此形容自己与阿富汗，与父亲、丈夫的关系：“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妮拉的经历典型反映了逃离祖国，不得不以西方为家的流散知识分子的心态。她们虽与母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她们痛恨阿富汗的极权专制；对民族的贫穷动荡感到不安；厌恶伊斯兰传统中的保守固陋……“流散”成为最有效的反抗策略。正如丹麦学者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描述的：“在这两大暴政(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才能从事他的创作。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⑤妮拉这样的“自由女性”，在阿富汗长期处于失语和被压迫的状态，她幻想通过融入西方来改变自己的边缘身份。尽管在许多后殖民理论家的笔下，东方是被“东方化”和“他者化”了的东方⑥，但实际上主导这种“他者化”的并非只是西方，它还包括东方自身存在文化认同危机的少数族群。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生活的“此在”与文化的“他乡”奇妙地整合起来，呈现出一种“混杂”⑦叙事和“复线”⑧历史。

游离：“魔鬼的宫殿”

与妮拉主动向西方“突围”不同，帕丽人生的两次出走都是被动的。帕丽和哥哥阿卜杜拉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他们的生母生帕丽时死于难产，从此十岁的阿卜杜拉学会给帕丽换尿布、哄睡觉、唱摇篮曲……直至兄妹俩继母的弟弟、在妮拉家当厨师兼司机的“纳比舅舅”将帕丽带到不能生育的妮拉面前，她的命运从此改变，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人们大多认为帕丽是个幸运儿，成就了更好人生，只有帕丽兄妹俩难舍难分。故事开头，父亲萨布尔给帕丽兄妹讲了一个“魔鬼的宫殿”的故事颇具深意：传说中的吃人魔每次来村里都会掳走一两个小孩。一位父亲最心爱的小儿子也被魔鬼带走了。几年来，痛苦折磨着这位父亲，他决定找魔鬼报仇。经历千难万险后，他终于来到魔鬼的宫殿，却意外发现这里是个人间仙境，被抓来的孩子们过着无比优裕的生活，整日在巨大的花园里嬉戏，接受良好的教育。老父亲发现日思夜想的儿子长高了，他时不时快乐地大笑。父亲激动地要求带走儿子，可是魔鬼告诉他如果这样孩子将再也不可能回到这里。父亲的内心又煎熬起来，一面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另一面却是穷困与富足的巨大落差。父亲最终决定独自离开，于是魔鬼给了他一杯能抹去记忆的药水，正如曾经给他的小儿子服用过的一样，他们得以永远忘记彼此。

萨布尔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相信魔鬼宫殿里的那些孩子，即使割断亲缘、背井离乡也必定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至少拥有安定、优越的生活环境。帕丽那时太小，她虽舍不得给自己讲故事、唱儿歌的哥哥，也舍不得村里的大黄狗，但对新生活的好奇令其很快忽略了自己的身世。多年以后帕丽感叹：“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纪小，这一点保护了我。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

阿卜杜拉则扮演了“魔鬼的宫殿”那个故事中无法释怀的老父亲角色：

阿卜杜拉不出声地哭起来了。

“噢，乖孩子。”瓦赫达提太太说，她有些吃惊。“可怜的小家伙。”她从手提包里扯出条手帕，递到他面前。

阿卜杜拉把手帕猛地拨到一边。“请不要那样做。”他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她蹲到他身边，墨镜推到头上，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如果你恨我，我也不怪你。这是你的权利。可是……我不指望你能理解，现在就能理解，可这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阿卜杜拉。真的是这样。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

怀着作为帕丽的“救世主”的心态，妮拉不仅给了帕丽不同于阿卜杜拉的生活，甚至在丈夫中风后毅然抛舍家园把帕丽带到巴黎定居，以给她完全的“自由”。从此，帕丽不仅离开了亲人，而且远离了祖国，完成了她的第二次“突围”。

“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

就这样，在生父萨布尔和养母妮拉的苦心安排下，帕丽如此长久地被留给了“魔鬼”。生活在“别处”，只因为魔鬼宫殿的富足、民主、和平、自由，脱离了混乱、贫穷、愚昧……帕丽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实际上帕丽骨子里并不想变成妮拉所渴望的那种“女英雄”，她愿意过平凡和传统的生活。她不像母亲那般特立独行，而是选择步入一个简单、平实的婚姻，生养了三个孩子。同样与妮拉献身于艺术不同，帕丽是一名数学教授，她觉得数学公式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性能给她最深的“慰藉”。可见，帕丽很需要一种安定感，自由和五光十色的巴黎并不能给她“家”的归属感，生活在“魔鬼宫殿”里的小女孩并不快乐。妮拉不得不承认，帕丽一直试图以“反抗”的形式选择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那么，有着一半法国血统、作为拯救者抑或魔鬼的妮拉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如鱼得水呢？妮拉十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母亲回法国与妮拉的姨妈阿涅丝生活在一起。不久纳粹攻入巴黎，阿涅丝被杀，母亲也在郁郁中死于肺炎。可见，西方世界同样存在动荡不安、杀戮、疾病和绝望，甚至面临比中东社会更多的现代性恶果，它并非人类的诺亚方舟。妮拉自以为成了摆脱传统束缚、在巴黎名声大噪的“自由女性”，可是在巴黎，她和女儿的生活一直流动不居。在阿富汗，妮拉至少是受人尊敬、奴仆成群的瓦赫达提太太，拥有一所巨大的宅子和美丽的花园；在巴黎她除了积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女儿租住在狭小的公寓间，甚至不得不各自委身在男友的住所。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妮拉爱上了教授于连，而于连却钟情于年轻的帕丽。这种在阿富汗绝不可能被容忍的乱伦以妮拉深受伤害而不得不退出告终。尽管帕丽最后没有选择于连这样的花花公子，而嫁给了自强、朴实的埃里克，但这段畸恋摧毁了妮拉的健康和自信，以及她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迷恋，也在这对本来就不易相互理解的母女之间拉开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隙。妮拉的自杀印证了她内心的绝望和孤独，或许，死亡才是这位始终在东西方文化间徘徊、无根无家的“边缘人”最好的归宿。

回归：寻找记忆中的“小仙女”

“回家”是胡塞尼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被感化不惜冒险回到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寻找自己失散的亲人、哈桑的儿子。如果说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是主人公不断走向安全与自由的路径，而寻求“重新做好人”的心灵救赎之路方向却正好相反。尽管阿米尔从小喝着可口可乐，受美国式教育，又在美国成家立业，阿富汗已经褪成模糊的记忆，但只有这里的天空才有欢快、纯净的“风筝节”，它是永远的精神故乡。“风筝”象征性地反映了胡塞尼这类离散作家的典型心境：不论飞到哪里，它的线始终在家乡亲人的手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哈桑在孩子们追逐从天空掉下的风筝时会那么自信，因为阿米尔即使走向天涯，他的心还是割不断与哈桑的兄弟情谊。同样，《灿烂千阳》中莱拉和法里克夫妇“突围”成功，踏上了新生活的道路，而亲如姐妹的玛丽雅姆为了掩护莱拉出逃，在迦兹体育馆被塔利班的党羽乱石投死。多年以后，莱拉带着全家人回到了玛丽雅姆童年的那个世外桃源，去感受玛丽雅姆成长的气息，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朝圣。在历尽苦难与不公之后，莱拉更能体味到家园能带来的心灵的宁静和真情的可贵。

与阿米尔和莱拉相似，从小便来到巴黎，甚至连母语也早已忘记的帕丽最终也回到了阿富汗。帕丽（pari）和“Paris”的发音差不多，但帕丽的发音没有“s”，意为“仙女”，这在文本中也有十分明显的寓意。小说开头，当帕丽刚出生时，哥哥阿卜杜拉常常吟唱着“小仙女”的童谣哄她入眠。这段家乡的童谣在文本中反复再现，成为帕丽最深刻的文化胎印：“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待在纸树影子下。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晚风把她吹走了。”

很多年以后，整形外科大夫马科斯供职于阿富汗一家非赢利的医疗机构，他租住的房子正好是妮拉与帕丽从前的家，由此意外得知了帕丽的身世。当他受纳比之托将这一秘密告诉帕丽之后，帕丽逐渐回忆起了在阿富汗那个贫苦乡村里的童年，唱着“小仙女”童谣的阿卜杜拉的形象也慢慢鲜明起来，指引着帕丽的“回归”。当失散的兄妹重逢时，已时隔五十八年。阿卜杜拉已风烛残年，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他认不出帕丽了，他只记得儿时那首童谣的前半段，帕丽为他接上了后半段。她陪伴疯癫的哥哥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游子，她回到了家。

《群山回唱》还穿插着另一条看似闲笔，实则耐人寻味的线索，一次关于“身份”的探讨。马科斯的好友萨丽娅小时候曾因为事故被狗咬掉了半张脸，使她一生都生活在丑陋的阴影里。然而，尽管她和生有兔唇的哈桑一样面貌丑陋，却充满智慧和灵气，对朋友像亲人般地奉献和忠诚。这促成了马科斯成为一名整形医生。可是，马科斯多次劝说萨丽娅做手术都被拒绝了。多年以后，当马科斯体会到了阿富汗人对他们民族身份爱恨交织的情结后，他终于理解了萨丽娅：“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可见，人们要真正抹杀自身的标签是很难的，即使这个身份可能让人感觉丑陋不堪。身体面容如此，民族血缘如此，文化归属亦如此。因此，“回归”似乎变成了唯一的归宿。尽管故乡有着战乱、贫困、绝望和暴政，但它也有着爱、奉献、希望与救赎，它是最能触动千千万万流散作家们心底最温柔处的所在。

故事结尾，作者借曾因反抗苏联入侵而深受百姓爱戴的老将军巴巴江之口，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国族观：“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作为一位出生在阿富汗却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作家，胡塞尼的写作是多元混杂的，又是单一纯净的。其多元混杂性源于游移于文化之间而与生俱来产生的矛盾、边缘化和碎片化；其单一性则表现在他始终以家庭、国族为叙事主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针对后现代状况下青年一代的心理变化而提出了“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概念。⑨如今，这种描述也成为跨文化叙事，特别是流散作家的心理写照。对于充满苦难和动荡的母体，他们的超脱感和优越性使其能自然地从“外部”重审家园、国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甚至用西方的话语和思维对自身传统提出质疑和批判；然而，在面临西方巨大的价值全球化进程时，他们又难以抹却深深的边缘感和“空心”感，从而希望从母体文明里寻找到能抵御或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曾经，犹太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出于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同情，充满哀伤地感叹同样已处于文明劣势的中国传统被“博物馆化”，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中焦虑地寻求平衡，中国不得不由传统的“天下”想象退守到现实的“国族”意识中。⑩当下，以胡塞尼为代表的一批漂泊或悬浮于东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有着天然混血因子的作家们同样以其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诠释文化“突围”与“回归”的内涵，他们都成长在一个失去中心、失去信仰、支离破碎的时代，他们都曾逃离到的“新世界”里，却仍追寻着自己心灵的原乡。正如评论家凯里奥特（Ruth R.Caillout）所说：“胡塞尼小说中的故乡家园永远是属于孩提时代的，它充满笨拙、幼稚和粗野。……当这些孩子受文明教化而成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源力还深深埋在童年的乡野中。”⑪

或许，《群山回唱》正是那些游子们朝向童年的歌。

① 转引自舒坦：《海外文坛》，《文学教育》2013年第6期，第160页。

② Jerome Klinkowitz,“Fiction:The 1960s to the Present”,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335.

③ Edward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184.

④ Edward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186.

⑤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卷），《流亡文学》，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5页。

⑥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13页。

⑦ 转引自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第48页。

⑧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⑨ Erik Erikson,Identity:Youth and Crisis.New York:Norton Publisher,1968：6.

⑩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9页。

⑪ Ruth R.Caillout，The Other of Terrorism and the Children of Afghanistan，The English Journal,Vol.96,No.2（Nov.20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