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与“怀古”:论《离骚》的审美结构

⊙朱方遒［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离骚》是诞生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首伟大抒情诗作，其奇崛高拔的语言、坚贞不移的气节、诚挚至深的情感令一代又一代诗人折服动容，也令后世千万坚守理想、原则的文人士大夫无论何时都能找到一片足资为根底的精神堡垒。

关于《离骚》的文章结构，自古以来就有诸多讨论，且遑论各代古人的观点，今世国内如游国恩、刘永济、董楚平等人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海外日本学者竹治贞夫等人也曾做过颇有参考价值的论述。从朴素的吟咏感悟到引进西方理论，各家成说，可达数十种。①在前人有过充分研究、争论的今天，如果我们再联系文化背景，反观回文本考察，实则《离骚》的内在结构，是“漫游”与“怀古”两大元素的重奏。

一、“勉远逝而自疏”：《离骚》的潜在“漫游”结构

《离骚》全诗，除去散佚或被编辑者删去的部分不算，有两千四百多字，单就字数上，可谓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长者。从诗歌的发生、传播上看，在没有纸张，仅靠昂贵的帛与记录效率低下的简来记录、传播的春秋战国时代，能生成这样规模的抒情诗，是极其可贵的。而且，两千多字的篇幅就中国传统而言，其直抒胸臆、一气呵成的可能性也不大——纵使可以一气呵成吟诵而出，在其后书于竹简、帛书的过程中，也必会受作者创作思维的制约发生变动。所以，《离骚》的创作，绝不类后世诗歌“文不加点，下笔成章”，而必定是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沉淀、书写。

故而，《离骚》在创作之时，就必定有一个“潜在”的结构。其实不止《离骚》，考察先秦时期的长诗，莫不有其明晰的结构性。而且与后代成熟的长诗不同，先秦时代的长诗结构，多是依附于诗以外的事、物，或是某种简单形式的重复、拉长，而还没有如后代乐府诗之属，形成自己独特的结构。

《楚辞》中收录的《天问》，以“追问”的形式结构全诗。《九歌》之诗，有着开篇、收尾、众神依次登台的次序，依附了楚地的祭神时的仪式次序②，结构亦明不待查。《招魂》《大招》依东西南北之次序而作。唯传宋玉所作《九辩》结构不甚清明，但这也导致了这首诗章句蹭蹬，混乱破碎。

《诗经》中少有长诗，篇幅相对长的《七月》，按照年月节气结构，不需多说。《生民》一类的颂诗大多依附于历史事件、宫殿结构、天子诸侯出征的结构。毕竟其处在我国古代诗歌发轫时代——长诗的创作并不成熟。

其他散见于典籍的，少有长诗。今人有以为《老子》、今文《尚书》乃诗歌者③，若成论，亦可以从中见出清晰的结构。

那么，《离骚》的结构又如何呢？从字面上看，《离骚》全诗似乎并无有一个如上述的依附在外物外事上结构，但仔细梳理文义可以发现诗歌存在着一个“漫游”的过程：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故前圣之所厚”，这里为出游铺垫；从“悔相道之不察兮”到“周流观乎上下”，这里为出游的过程；从“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到“蜷局顾而不行”，这里为出游的结果；最后“乱曰”一段，是全诗的总结。

简示之如下：

不甘污浊、守节出游——浮游、求女——远游、徘徊——弃国离乡

就作品看，《离骚》的结构很明显地有从单纯依附于外在事、物或是简单结构拉长重复过渡到有自己独特结构的趋势。就笔者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离骚》的成诗在先秦诗歌中属于较晚者，结构相对成熟，且符合诗歌发展规律；二是《离骚》在流传过程中，极有可能有后人改创的成分潺入，使之结构相对完善（很遗憾，因为历史原因，难以考察古籍流变，这一点不能以文献证明），但就《诗经》《庄子》等作品中多存在有汉人添加的成分看，是存在极大可能性的。况且自清代以来怀疑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声音，也并非是空穴来风——这正表明《离骚》之中存在有汉人改制成分的可能。④但不论如何，《离骚》始终是较早地带有这样的漫游结构的典型文本。

而这样一种漫游结构，放在文学中又可以归入到“游观”文学的大传统之下。游观者，可以溯源到《庄子》《论语》之属的先秦典籍中，表示人“游”于世界上的一种生命状态，表征在文学则是各式的“游观文学”，从《诗经》开始，就不乏记载游玩、游宦、游学等方面的文学作品，表达人在游历过程中的感怀悲喜，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美学价值。刘纲纪先生在《楚艺术美学五题》⑤以及朱良志先生于《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⑥中所言楚辞中的“流观”者，亦是谓此，这样一种“游观”，在《离骚》中，更是作为了结构全诗的线索。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离骚》的行文结构，正是一个“漫游”的结构，《离骚》一诗，也可以视作为游观文学的先声之作。

二、“故前圣之所厚”：《离骚》的高蹈“怀古”情结

从结构模式上，《离骚》是一个“漫游”的结构，那从内在情旨上看，《离骚》又有何包藏呢？

经考察可知，《离骚》中存在有深切的“怀古”情结，并且以一种理想主义的高蹈形式表现了出来。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离骚》是一首“怀古诗”，而且是形式最为纯粹的怀古诗。

今人多以嵇康、陶渊明为怀古诗始祖。事实上，且不往屈原以前考源，单《离骚》中，就可以找出诸多带有怀古色彩的文句：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⑦

从这些句子中，我们能看出《离骚》诗歌里对上古的倾慕之情，可见屈原之崇古情结，颇有“长歌怀采薇”的情状，是怀古诗的最原始形态。具体看来，可以从文化背景、诗歌情感分析两方面入手。

首先，从文化背景方面来看，楚国文化水平原先大大落后于其他诸侯国，然而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举吸收中原文化，很有成就⑧——屈原也正是在这一文化氛围下诞生的，孔子“克己复礼”的复古精神对其多多少少都有影响。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正是谓此。

到战国时代，周代的以宗法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其相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也为历史所弃却。春秋时代的孔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此问题，但时迁事变，这崩溃已成定势。到屈原的战国时代，更是一个不胜征伐、兼并驰荡成风的时代。尤其暴悍如秦国者，几乎每战必胜，战胜必斩首数万，尚戮耀狠之风何其盛行。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指斥秦国为“虎狼之国”，实则战国诸雄，哪一个不是“虎狼之国”呢？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对此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

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屈原所持之于安定时代的宗法血亲制古道是不适用的。居于主流者，乃荀子、韩非子等人正在高言“法后王”思想。他们的产生，正是在于抛弃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周代宗法制及其整个文化体系。所以说，当屈原把自己的不被理解、不被任用理解为党人奸邪谗害之时，殊不知整个时代都已经抛弃了他。所以说，屈原在思想上落后于时代潮流，是一个先人的“遗民”。

第二，关于《离骚》中的情感，历来是众说纷纭的，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论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⑨。到潘啸龙先生的“怨愤、绝望和自信的交织”⑩。直若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但当我们从文本上、尤其从“漫游”结构角度来看时，《离骚》中的主要情感有三：

其一，君王不察之怨，诗人一方面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小人的陷害，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自己被放逐的根源在于落后于时代潮流，故而转向对君王的怨恨。

其二，生身不时之恨，正是源于对于古时先人的崇仰，由此生发出“今不如昔”之感。

其三，去留不决之惑，当诗人选择“去”之时，意味着放下家国天下，退守以明哲保身；当诗人选择“留”之时，意味着自我委屈，从于新生的思想文化，背叛原有信仰。但无论去、留，都必须放弃或者收敛这一种“怀古”的心态，当诗人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原因时，就只能陷入游移惶惑之中。

这三种典型情绪贯穿全诗的发展，可粗略对应如下：

君王不察之怨——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故前圣之所厚”。

生身不时之恨——从“依前圣以节中兮”到“哀朕时之不当”。

去留不决之惑——从“索琼茅以 兮”到“蜷局顾而不行”。

不能否认这三种情感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过渡”阶段，但这三种情感，皆发源于怀古情结，故而《离骚》之作为一首怀古诗，是成立的。

此外，当怀古思想与屈原的高贵出身相重合时，事情就更非单纯复古那么简单了。《离骚》中关于出身的虽然只有这么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但全诗中不断渲染的一种“自美”情绪（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耿吾既有此中正”等等），正是一种“纯洁”心态，抑或说是一种贵族倾向心态的表现。

而这一种“纯洁”心态，必然会使屈原不断加深自己对于崇古思想的笃守。当外界不断对其崇古心态进行打击时，其亦会以自己“纯洁”的姿态反抗外界，一再加强信仰。当整个时代都与屈原理想对立时，其崇古思想便激化为一种富有巨大激情的理想。《离骚》中极尽高蹈情态的意象，皆源于此情。屈原的坚守，或者也可算作是种“伟大的偏执”。所以，人们历来称道的《离骚》中所洋溢的理想主义之情、坚贞不屈的气节，实则是以其崇古情结为基的一种高蹈意态。

三、“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漫游”与“怀古”间的相互定义

《离骚》的“漫游”结构成就了全诗漫长而宏大的追索结构，而其崇古情结则积蓄了通篇浩荡的生气与飞扬的姿态。这两者在诗中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与互相定义的。它们之间的相合并非是单纯的结构与内质之间的相加，而更是一种包蕴结构、情感在内的文章内在体式，其不仅有个案价值，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写作逻辑上，漫游是怀古的载体，而怀古则赋予了漫游以精神内涵。

诗中主人公因崇古而被谗害，故而远离混浊炫耀的众人，独自“退休初服”，追索往圣先贤的踪迹。主人公对先人的追寻，就是以这样的漫游开始的。没有漫游，诗人的怀古情绪将无从发挥。同时，主人公在浮游、求女的过程中，受到帝阍闭门、宓妃无礼，求女无果种种挫折，大多源于世人“好蔽美而嫉妒”所致，正反映出诗人的怀古情结。其漫游之所以有感发动人之功，正源于诗人所怀抱着的古道热肠。

故而，没有漫游与怀古互为表里，互相成辅。推进一步，不仅是《离骚》，凡“漫游”与“怀古”相交者，其思想情感基调有着很大的限定性，几乎都表现出一种“不合于世”之情。

这看似偏颇，但简单分析，不难得知。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农牧文化，安土重迁，但却很少关注中国人亦有一个“游”的传统。⑪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士大夫范畴的“游”，是带有着明确目的性的：或者是为了求仕以施展家国天下的抱负（或显或隐的），或者是为了逃避黑暗污浊的社会。

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带有怀古心态者，总抱有一种“今不如昔”、喟叹社会、精神文化的堕落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诗歌、文赋之中不曾出现。但是在动荡、混乱的时代却多见。阮籍的《咏怀诗》、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乃至于顾炎武等人的诗文中，都不乏此感。

虽然有“今不如昔”之感，但怀古本身并不会带来不合于世之感，甚至史上还多有借助“复古”以积极参与时事的例子。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乃至于晚清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都是以“怀古”来融入现实。但怀古一旦与漫游相结合，态势立刻便走向狭隘——怀古以其“今不如昔”的批判态度融入漫游之中，“今不如昔”之感一下子面向整个世界，多少会转向当下世态不堪的批判。

于求仕历程中漫游者，一旦带有怀古心态，必定视世态沦落为自己的改造对象。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里“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颇见其政治抱负所在。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有问鼎天下的英雄气魄。

而于逃避昏赫时事者，若心存古意，必定悲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向往前代之理想时光。《离骚》里一句“哀朕时之不当”，是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叹。杜甫《咏怀五百字》里一句“许身一何愚，自比契与稷。居然成霍落，白首甘锲阔”，更是对时代沦落的沉吟。

所以，《离骚》中“漫游”与“怀古”相互定义间形成的体式，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都有着映射作用。

事实上，不止中国，纵观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漫游”“怀古”的叠加现象并不在少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感伤主义”文学，正是“游观—怀古”文学的海外版。而放到近一个世纪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川端康成也曾作过《夜声》《古都》一类的“漫游”与“怀古”之作。任何一个时代，其精神文化价值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中“进步”者渐入主流，而“落后”者，则或多或少地被排斥到社会边缘。这些被排斥到边缘的人，如果安于沉寂，尚能有一股隐士风度；但若心胸间存天下之感，必然会发出“今不如昔”的哀叹，当其游历于世间，怀古之情自会生于不知不觉间。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样的文学作品，纵使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终究不会是“主流的声音”，而只能是时代潮流的逆动、主流下的暗潮。不过很多时候，也恰恰是这样的文学，比之于“润色鸿业”的封建赞歌，有着更为恒久的价值。故而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

……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 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⑫

《离骚》中的“漫游”与“怀古”，大抵如此。

① 关于此，可参看潘啸龙：《〈离骚〉结构研究论略》，《中国楚辞学》2009年第1期；施仲贞、周建忠：《〈离骚〉的分段研究综述》，《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兰甲云、陈戍国：《〈九歌〉祭祀性质辨析》，《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 卢建初《〈尚书〉史诗考》，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张继海：《淮南王作〈离骚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

⑤ 刘纲纪：《楚艺术美学五题》，《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

⑥ 朱良志：《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

⑦ 屈原著，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⑧ 陈绍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略论》，《殷都学刊》2010年第2期。

⑨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5页。

⑩ 潘啸龙：《〈离骚〉的抒情结构及其意象表现》，《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⑪ 参看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⑫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