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性的凸显与回位

郑亚亚，刘玉红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翻译研究热点不断变化。从大的框架看，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等三个不同的阶段。从小的视角看，翻译经历了动态对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交际翻译理论、语用学翻译理论、认知翻译理论、改写理论、操纵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等不同的翻译研究视角的兴起与沉寂。随着这些研究视角的不断更替，翻译研究也不断深入。每一种翻译研究视角都经历了研究的凸显与回位的过程。这是因为翻译的本质不是由一个视角相对应的因素组成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过分的凸显某一个视角，在加深翻译研究的同时，也会影响人们对翻译的全面认识。文化是翻译研究的诸多视角之一。文化翻译研究自然也会遵守凸显与回位的普遍规律。目前，翻译的文化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翻译文化性研究凸显的原因和回位的必然性有助于加深对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本质的认识。

一、翻译的文化性

中国翻译理论家许钧教授将翻译定义为“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1］。”他认为翻译具有文化性特征，并总结了翻译文化性特征的三种表现:1、翻译功能在于沟通，而沟通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实现的;2、翻译活动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3、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由此可见，对于许钧教授而言，翻译本质上就是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文化交流活动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实际翻译活动中，译者的翻译决策和方法都会受到具体的文化因素的制约。

许钧教授对翻译的定义提到“跨文化”一词，以突显翻译的文化性特征。其实，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本身就包含了“文化性”。在有翻译参与的交际活动中，译者一般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参与交际。译者无论是作为笔译人员还是口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对原文及原语说话者或写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建构，和在意义建构基础上的意义制造。译员的意义建构是建立在译员所属文化与源语言所属文化，及译员个体文化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译员在目的语中的文本生产或意义制造也离不开译员的个体文化，译员所属的群体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目的语读者的个体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文化性存在于翻译活动过程中;存在于译员的意义建构活动中，和意义制造活动中。意义的建构是文化基础上的意义建构;意义的制造也是文化基础上的制造。没有文化就无法进行意义的制造。意义的制造就是使意义产生的意思，是翻译中的表达过程。之所以不用表达是因为表达强调的是语言而制造强调的是意义。意义完全可以通过语言以外的手段暗示或者明示给读者。而且，意义只有在文化环境中存在，意义本身就是文化。

翻译的文化性还体现在翻译研究的文化性上。翻译研究离不开文化视角。这种文化视角也是翻译文化性的一部分。文化使得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更加深入，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内容更加具有实践的价值。关于翻译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等都是翻译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翻译文化性的一部分。

二、翻译文化性的凸显

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于1990年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一词［2］。该词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翻译研究的中心正式从文本转向了文本以外的文化因素。在国内，关于翻译的文化研究也同样兴起于1990年。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显示，在1990年标题中含有文化和翻译的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1篇，而在1989年只有四篇。更重要的是，在1990年，中国学者贾文山正式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为题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区别于翻译研究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3］。

从1990年起，翻译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到了2008年国内翻译的文化研究达到顶峰，那一年标题中含有翻译和文化的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了56篇。自此以后，标题中含有翻译与文化的南大核心论文数量逐步减少。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标题中含有翻译和文化的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31篇。尽管，翻译的文化研究成果与2008年相比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文化研究的比重仍然远远领先于其他翻译理论。如2013年，标题中含有认知和翻译的南大核心论文只有8篇。而在认知翻译研究成果最多的2010年，在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标题中含有认知和翻译的论文也只有13篇。

翻译文化研究的热潮根源于翻译的文化性。翻译的语言学特征带来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社会学特征带来的是翻译的社会学研究;翻译的意义特征带来的是翻译的建构主义研究等等。翻译的每一种特征都会有相应的研究。而且每一种特种的凸显带来的都是相应的翻译研究的热潮。文化性作为翻译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然也会带来翻译文化研究的热潮。所以，翻译文化研究的热潮的根源是翻译本身的文化性及文化性的凸显。目前发表的关于翻译文化研究的论文也主要是围绕翻译的文化性特征来进行的研究。

但是文化性并非翻译文化研究兴起的所有原因。翻译文化性的凸显和翻译文化研究的热潮不仅根源于翻译本身的文化性，更受益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及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需要。中国要发展，不仅要发展经济，更需要发展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获得一席之地。而翻译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自然在这一伟大工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翻译要传播文化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翻译本身的文化性特征及文化的本质。翻译到底是什么?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第二，在翻译研究中还要弄清楚翻译中对文化特色内容及表达方法的处理。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不同文化中的特色内容和表达手段?第三，翻译应该如何担负起对外文化传播的任务?所有这些问题就构成了翻译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是翻译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

翻译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源于旧的翻译理论的回位。我国翻译研究的兴起是建立在国外理论的引介基础之上的。我们从语文学翻译理论到语言学翻译理论到今天的文化翻译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翻译理论基础之上的。每一轮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都经历了兴起和回位的过程。文化翻译理论作为西方最新的翻译理论恰巧是最近一轮引进的国外翻译理论。在国外没有新的翻译理论可以引进的背景下，从新奇的角度看，翻译研究只能继续进行文化研究才可以算得上是前沿研究。而其他翻译理论的研究则会被认为是过时的研究，虽然偶尔仍有成果发表，但是，主流依然是文化翻译研究。

翻译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植根于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中国是文化大国，有着悠久的古代文化。翻译文化研究也是借助了中国人对文化的崇尚心理。所以，翻译的文化研究中就有人在探讨如何通过中国古代文化破解当今翻译理论缺乏创新的困局。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化就隐藏着关于翻译的隐喻和翻译研究困境的出路［5］。也正因为此，才有了中华文化视野下的翻译理论研究。悠久的文化不仅成为人们翻译研究的基础，更激励着翻译研究者们从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我国的翻译历史和实践，并对于那些丧失文化的翻译提出了批评。

从本质上说翻译文化性的凸显和翻译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根源于翻译及翻译知识生产的商品性特征。翻译文化理论的引进是因为翻译文化理论在国内有着大量的消费者和追捧者。没有国人对文化翻译理论的需求，就不会有翻译文化理论的引进。而翻译文化理论研究也同样是适应需求而进行的。首先是国人在对外文化宣传中的需要［6］。他们需要有文化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并指导文化对外传播实践。而且，文化翻译理论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破解翻译困境的密钥也适应了中华文化影响下的翻译研究者的需要，可以满足国人的自尊和自信。

然而，正如其他翻译理论一样，文化翻译理论同样不可能摆脱凸显到回位的自然之路。翻译的文化性正如翻译的其他特性一样只是翻译的一个特征。仅仅从翻译的文化性特征观察翻译，对翻译的认识是片面的。因此，翻译文化性的回位正如翻译语言学研究的回位一样是自然的，科学的，也是必然的。

三、翻译文化研究的回位

翻译文化研究的回位并非翻译文化研究的终结，也不会在一两年之内完成。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在当前的知识消费心态下，除非有新的翻译理论的出现，否则，翻译文化研究的回位将是十分缓慢的，要比其他研究回位的慢得多。翻译文化研究的回位也不是说翻译文化研究就失去了价值，而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将翻译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放回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正如上面所说，翻译的文化性只是翻译特征之一。所以翻译文化性的回位就是将翻译的文化研究放回到它本来的份额上去，而不是任其超越其他翻译理论研究，或覆盖其他翻译理论研究。

翻译文化研究的回位是必然的。翻译的文化性作为翻译诸多特征之一并不能反映翻译活动的全部内容。围绕翻译文化的研究只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翻译的片面知识，而不是全面的认识。翻译除了文化性特征外还有社会性特征［7］，交际性特征等等。因此，翻译的文化研究必然走向理性，文化研究也会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翻译文化研究的凸显得益于文化研究的兴起，随着文化研究回归理性，翻译的文化研究自然也会回到它本来的位置。文化研究作为设计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不应该也不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翻译的文化研究也是一样。

翻译文化研究要回位就不能把翻译看成是文化传播与渗透的工具。目前我国翻译文化研究与世界各国一样，在关注翻译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8］，并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找出走出文化殖民的道路，同时对外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翻译在历史上确实起过文化殖民的作用，但是，翻译充当文化殖民的助手的角色并不是翻译的本来面目。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翻译看成是文化殖民或渗透的工具。而要走出文化殖民也不能完全通过翻译研究来实现。摆脱文化殖民是一种民族心态的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科技上强大了，自然就可以摆脱文化殖民意识了。而要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同样不是翻译的任务。翻译的任务是服务于人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对外进行文化传播。虽然，翻译涉及文化传播，也正在进行文化传播，但是，文化传播只是翻译的一个特征，并非翻译的全部。翻译的本质还是交流与沟通［9］。

翻译文化研究要回位就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翻译理论创新的出路。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历来以引进国外先进理论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内容。但是，目前国外尚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想要引进国外翻译理论也没有来源。怎么办?那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翻译研究就没有了活力和生机。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个来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就成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出路。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真的能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方向，新的启示，新的理论吗?笔者以为古人，古代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对今人有所启示，但是，总体而言，现代人对翻译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古人。所以，再向古人，及古代文化寻找翻译理论的创新实在是舍近求远之举。

翻译文化研究要回位就要对翻译进行原型研究。既然不从古代文化寻找翻译研究的出路，就只能重新观察翻译，以寻求翻译研究的新的突破。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对翻译的多个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时候对翻译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了。这就需要我们从翻译的原型开始研究，探讨翻译的本质，建立新的范式和模型。从翻译的原型来看，翻译实际上是意义建构与制造的过程。首先译者要根据语境、文本、时代和自身的知识和经历建构作者在文本中传达的意义，然后，译者还要根据目的语读者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和知识，及阅读习惯用语言进行意义的制造。这里的制造是使意义产生的意思。语言作为意义制造的工具，通过激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促成读者的意义建构行为。“语言意义在于语词、语句使用时的功能或者引起的反应。［10］”之所以说翻译原型的本质是意义的建构与制造，是因为，现实的翻译经常为不同的目的所左右，从而影响到翻译的意义建构和制造过程。如为了文化传播的翻译行为，考虑的更多的是向读者介绍文化而不是促成读者对原作者的意义的建构过程。

四、结语

翻译的文化性特征只是翻译诸多特征之一。因此，针对翻译文化性特征的翻译文化研究也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虽然目前翻译的文化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但是，从长久来看，翻译的文化研究必然和翻译的其他理论研究一样经历凸显到回位的必然过程。而深入研究翻译文化研究凸显的根源和回位的理由对于我们加深对目前翻译文化研究及翻译的认识有很大的好处。也同时有助于我们在翻译研究陷入困境的时刻找到翻译理论创新的出路。翻译的文化性特征虽然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翻译研究要想找到新的理论创新点，应该摆脱对翻译特征的局部关注，摆脱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文化不仅是翻译的特征，更是影响翻译行为的外部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们重新回到翻译的原型上，对翻译的原型进行整体研究，而不是只关注变化着的外部因素，或者只关注翻译的部分特征。从原型上来说，翻译就是意义建构与制造的过程。

［1］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3］贾文山.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J］.西北大学学报，1990(2):69－72.

［4］宋建清，高友萍.文化翻译与文化走出去［J］.中国出版，2013(18):7－10.

［5］蔡新乐.中华思想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初探——兼论西方“原型”翻译思想［J］.中国翻译，2013(1):5－11.

［6］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J］.中国翻译，2013(2):95－100.

［7］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中国翻译，2011(1):5－13.

［8］杨芳，李洁.文化输出中的文化抵抗困境与对策——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3):135－138.

［9］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J］.中国翻译，2010(6):16－17.

［10］彭兵转.从情态角度看语言意义的主观性［J］.外语学刊，2011(3):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