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政府”到“国家能力”

刘守英

深入辨析国家能力，不仅要重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而且须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中央政府攫取资源的能力

哈佛开学的第二天，哈佛大学与MIT联合举办的经济发展系列讲座在哈佛礼堂举行。主讲者是MIT经济系教授达隆·阿瑟莫格鲁（Daron Acemoglu）。达隆因为他那本全美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扬名全美和国际。

达隆演讲的题目是《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网络方法》，旨在通过哥伦比亚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来检验国家能力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测度地方政府“国家能力”提高对减贫和繁荣的贡献。论文由他与另外两个合作者完成，其中一位是他的老搭檔——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

文章引证的哥伦比亚案例在中国可谓俯拾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国家能力”的概念。对于像我这样一名在体制内工作了26年的研究者来讲，一看到“国家能力”，马上就能与“国家权力”、“国家力量”、“强政府”、“有为政府”等耳熟能详的词汇画上等号。

在中国，与“国家能力”直接相关的讨论与交锋曾有三轮。一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并一直争议至今的 “小政府、大社会”构想；第二轮是1994年前后针对放权让利后中央财力下降，引发关于“国家能力”的激烈争论，直接的政策影响就是分税制的引入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大幅上升；第三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国家能力定义辨析、中央和地方权责、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等等的讨论与制度设计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