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让我们同行

孟德阳

“正值莲花盛开之时，微风拂煦，香气四溢，宛如一幅摇红、涤翠、蜿带、霞衣交相辉映的美妙画图。层层密密的荷叶，像一把把绿伞撑在水面上。荷荫下面，红彤彤的锦鲤，悠闲地游来游去。清晨，每张荷叶的中心，都有一颗硕大滚圆、晶莹剔透的露珠，随着风吹荷动滚来滚去，动作稍大一点儿，就滚到了水中，引得鱼儿前来争抢嬉戏，水面荡起圈圈涟漪，煞是逗人喜爱。一枝枝嫩叶、一朵朵荷花、一个个莲蓬，在荷叶的缝隙中亭亭玉立，晨雾如薄纱般笼罩在池塘上，真似仙境一般美妙。”

“其实，人间最难相遇。我们每天与很多人擦肩而过，但这不是相遇。我们不断地认识一些新人，彼此交换名片，这也不是相遇。

当最初见面时，你突然觉得心里有了一些异样的情绪，或者模糊感觉到它埋伏在你的身体里，那才是相遇。只有在第一次见面后的很多天，你回忆起那一刻，心里充满了怅惘或者甜蜜，那才是相遇。只有在一切欣欣开始，又悻悻落幕很久很久以后，在某个热闹的角落里，突然重新面对那张留着熟悉气息的面孔，所有往事尘埃四起，那才是相遇……”

——摘自王红心《与莲花相邻的日子》

选择这样的散文片段作为本文的开头，是想表达一种对美的欣赏和崇敬。首先需要申明的是，我不具备如此优美的文笔，而是从本文的主人公前些年出版的《与莲花相邻的日子》里随手摘录的一两个段落。我和王红心的相识，也算是从这本书正式开始的。

真正想动笔写这样一篇报告，不只是因为她2010年6月荣登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榜”，也不因为她是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妇委会主任，更不因为她是一名警察。她的事迹可以说已经被各媒体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报道，一个二十几年如一日，那样匆匆的身影，已经在新闻媒体流中辗转行走。许多情节被记者们拿来反复宣传。看着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一个个迷途知返或者孤苦无助的孩子扑到她怀里喊妈妈的时候，连我都不止一次地心生感动，泪眼模糊。

大众传播通过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能够授予个人、团体、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运动以显赫的地位，通常能够潜移默化地使个人接受或认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而使个人和社会取得协调一致。这些，我们的媒体都做到了。

但是，我的感动不仅仅来自于那些媒体的报道，而是缘于王红心以她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表现了她的生命体验。感受到她源自热爱的那份激情，和只为心灵宁静的那份坚守。于是，我幻生出主人公说过的那种“相遇”的感觉，进而想走近她，去关注她走过的一沟一坎，她抚摸过的一草一木，倾听她一路吟唱过的阳春白雪，湖光山色，还有那相邻的一池莲花。

从采访她的第一次，我就做好了随时打退堂鼓的准备。如果她只是一个警官，一个“好人”，我不想凑这份热闹，做那种锦上添花的事。根据多年对新闻圈或文学圈冷眼旁观的经验，写这种文章，受累往往不讨百姓的好。尤其是那些夸大其词地吹捧，或者肉麻地把一些百姓本来就看不惯的事当成闪光点去宣扬，一旦白纸黑字，会不断地体会公众唾液的温度，脊梁骨也会变得异常不舒服。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竟是一个柔弱的近乎单薄的普通女子，她的目光不能用炯炯有神、深邃明亮、精明强干之类的词去形容，更多的联想是与真诚和朴实有关。有一种母性的东西收敛其中。我知道，王红心现在的工作性质不是去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职业要求她去行使国家机关爱护人民的那一部分职能。但是，从她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博爱和善良，能够融化所有的坚冰。如果她脱掉那身警服，就和生活在我们左邻右舍的姐妹一样。

从她那里，我没有享受到官场上常见的那种貌似尊贵的礼遇，她依旧很忙，忙碌到一度无暇顾及我们的存在。她就是用那样一副瘦削的肩，担起家庭、事业和主动承揽的社会责任。然后，用那么空灵隽秀的文字，记录下洒满阳光的心路历程。于是我想，用我的笔，带上你，追寻她来时的足迹，和她一路同行。

感旧

“每天放学后，我打开电唱机，将唱针轻轻放在唱片上，瞬间，悠扬、柔美的乐声便流淌出来。“绿色的小雨，传播春消息，生活有了你，生活就充满绿色的诗意……”关牧村那深情的歌声，陪伴我长大，给少年时代的我洒满阳光，洒满绿的春意，同时也使我家所在的整条胡同沉浸在歌声里。那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把我带到久远的过去——”

——摘自王红心《爸爸的电唱机》

泰山西麓，八百里水泊梁山已经从地图上逐渐消失，碧波荡漾的东平湖，是千年水浒留存在鲁西的最后一泓明镜。南去不远就是毗连的曲阜和邹城孔孟之乡。这里是王红心的籍贯所在地——山东省东平县。如果不是父亲童年的苦难遭遇，也许他们一家至今还生存在那片宁静的土地上。我们的故事就从她的父亲讲起。

父亲五岁丧母，那还是水深火热的战乱年代，爷爷一手牵着两个儿子逃难到青岛安身立命。从泰沂腹地迁徙到胶东半岛，兄弟俩相依为命，哥哥过早地担起了抚养弟弟的责任。颠沛流离中父亲竟一直苦撑着读书，从旧中国的完小，读到新中国的高中。自幼失去母亲慈爱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具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一颗感恩的心，鼓荡着他，激励着他，要创一番事业，走一段辉煌的人生。

我不否认，即使在圣人之乡也会有奸诈狡黠之徒，唯利是图之客。但是像大多数人一样，知礼明义，侠义心肠的地域文化特征在父亲的基因里留存下来，特殊的身世为他的优秀品质更烙上了深深的印迹。

他比别人更刻苦耐劳，更乐于钻研。那些晶体管、电容、电阻、线圈的原理没有白学，一堆花花绿绿的元件被他组合在一起，吱吱啦啦就鼓捣出了声音和图像，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应该走进大学，读一门喜欢的专业，这一切却戛然而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那个历史的节点上。

辍学后的父亲成了青岛客运段的一名职工。他低眉顺眼地努力劳作，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勤奋和聪慧竟成了后来被批判的罪行。有人为了邀功请赏，举报他会组装电台，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把他当作“特务”从工人阶级队伍里深挖出来。这样一顶比“右派”还沉重的帽子，让他丢掉了饭碗。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来得那么啼笑皆非，却实实在在地断送了他踌躇满志的前程。

他开始了茫然地流浪，漫无边际地向遥远的地方流浪。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美丽的天山脚下，父亲学会了骑马、煮奶茶、唱维吾尔族民歌，习惯了住毡房。他的文化知识在那里再一次找到用武之地，六个年头，他作为一名教师，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中充满了鲜花和阳光。他几乎忘掉了曾经的冤屈给他带来的忧伤。

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那团“特务”的阴影飘到他所在的校园的时候，和他朝夕相处的那些孩子们再也听不到他雄浑的歌喉和爽朗的笑声，还有课堂上抑扬顿挫的讲课声。他被遣返回内地，在渤海西岸的小城沧州落下了脚。

人的品格只有在遭遇逆境或者遭受到不公平的时候，才得以完整的体现。春风得意时，人们可以很优雅，很乐观，很阳光。一旦命运坎坷，人生的轨迹发生重大变故，这种不幸便会在有些人的心里蒙上阴影，撒上生长敌视的种子。

父亲完全有理由痛恨那样一个年代，对那些给他的命运带来不幸的人耿耿于怀。但是，对这个世界，他有着更多的仁厚和宽容。他感谢命运给他带来的所有。我的理解，这不算是逆来顺受，这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一种豁达。

有了这种豁达，他不会心生怨恨，经历的苦难也成了他享受人生的快乐源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走到了他的身边。1968年那个莺飞草长的季节，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降生在他的生命里。他感谢上苍对他的眷顾，感恩妻子的相濡以沫。虽然他的身份是“黑五类”，可他坚信自己爱国爱党爱家的心是红的。他给女儿取名“王红欣”，就带着一种剖白心迹的因素在里面。也寄望于下一代，不再像父辈一样蒙受不白之冤，背着一个“黑”锅，被人“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小红欣出生在一个被阴影笼罩的家庭里，却从襁褓里感受的是一种快乐的氛围。爸爸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塑料厂当技术员。那个年代，物质的极度匮乏，人们大都无所事事，倒也心灵手巧。业余时间锛凿锯斧叮叮当当做些三条腿的凳，四条腿的柜。爸爸没有忘掉自己的爱好，那些导体、半导体的元件，被他用复杂的线路排列组合在一起，装上唱针，又不知从哪里翻出来一些老唱片。当别人家为用上自己打做的小橱小柜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她的小屋里流淌出悠扬舒缓的马头琴声。

父亲很怀念当老师的那段时光，小红欣似懂非懂地听他描述那里的草原，那里的羊群，那里的风雪和温暖的毡房。幼小的心灵深处便有一种懵懂的向往。一部《宋庆龄的故事》成了小红欣识字懂事的摇篮。

一向慈祥的父亲也有过金刚怒目的时候。那是小红欣五岁的那年，有时会跟父亲去塑料厂上班的地方。父亲很忙，把她一人放在值班室里玩儿。在桌子腿下面，她捡到了二分钱。二分钱可以买到一个糖块，再加上一分钱可以买一根开水白糖的冰棍儿。父亲从车间回来，小红欣拿着二分钱让爸爸看。父亲突然怒不可遏，狠狠地一脚踹到她的屁股上。“不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父亲的粗暴给她的终生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在幼小的心灵里也植根了一个从父亲的管教得来的信条。在她懂事以后，完整地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父亲背着黑点生活了大半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心灵染上一丝尘埃。

后来父亲平反，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青岛铁路客运段，中断了二十几年的列车员生涯在两鬓染霜时得以重新开始。

父亲的慈爱和严厉，塑造了她以善为本的性格属性。她自幼乖巧得令人怜爱，长大了左邻右舍谁家有事她都乐意帮忙。大婶大妈人前背后都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这孩子从小懂事，她爸给她起这名字一点儿没错，真是一颗红心！那年头人们习惯用“红黑”的字眼儿去褒贬一个人，人们在写到她的名字时更乐于写成“红心”。小红欣感恩于邻居的夸赞，能够得到周围公众的认可，使她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快乐。

1989年，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实施“希望工程”，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还在上学的她，就被那个叫苏明娟的女孩儿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深深地打动。1993年1月的一天，她揣着自己攒下的稿费一百元来到团委，捐给了“希望工程”。

感怀

“17岁的夏天，我又来到海边，身穿洁白的幸子裙，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胸中鼓胀着清新和欢畅。正值涨潮，‘啪！一个大浪打过来，站在礁石上的我从头到脚都被打湿了，我惊喜地叫了一声‘啊——，无比的激动和喜悦跟随着那浪花飞向空中……”

——摘自王红心《思念大海》

第二次见到大海，是王红心22岁的夏天。这时她已经是河北省人民警察学校即将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她曾经的心愿是考上部队院校，当一名女兵，收到省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夜晚，她确也激动地辗转反侧。不久，一个纤弱的女孩子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省警校。两年的摔打，让她懂得了许多，让她学会了坚强，尽管她还是那样柔弱的样子，让人想到的是亭亭玉立而不是威风凛凛。

在青岛的花石楼前，她眺望着蓝如绸缎的大海，微咸的海风荡起层层细细的褶皱。多少文人墨客曾于斯感慨；多少仁人志士也曾在此驻足。面对大海，她在思考着一个沉重的命题：如何把个人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融为一体。警校的生活即将结束，那枚闪光的金盾将伴随她开始新的人生，胸中鼓荡着丰满的理想之梦，像张开了风帆的航船，大海深处是她遥远的期待。她准备去迎接人生带给她的任何挑战，她站在了和当年父亲同样的节点上，同样是踌躇满志，同样是雄心勃勃，所不同的，苍茫大海依然是，换了人间！

1990年9月，王红心走上了工作岗位，她被分配到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当了一名预审员。现实并没有她在海边憧憬的那样波澜壮阔，一朵浪花融入大海，只能用深邃的蔚蓝证明它的存在，那种扬帆远航的激情很快就被琐碎而单调的事务淹没。在面对犯罪嫌疑人时，她训练着自己的严肃和冷峻；她奔走在家与单位的路上，走访在社区和街道之间。她走进了社会现实，现实是丰富多彩的，每天都有新的事物等待她去分辨，去处理；现实也是枯燥乏味的，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接触着各色的人等，她始终带着微笑去面对辖区的群众。那种微笑不是职业性的，是发自内心地对社会、对这份工作的感恩，对于心底无私的人，这种微笑是不会疲惫的。

她看不惯那些对老百姓动不动就耍态度的人，只有感觉周围的所有人都对自己有亏欠的人才会表现出那种带着职业特点的冷漠和不耐烦。

丰富的工作经历给王红心的文学爱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她也亲身经历了《夜半突袭抓逃犯》这样的行动。她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当时的惊险、曲折和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她的文章开始在各级报刊上发表，她用记者的目光去记录和解读自己从事的工作，使她对平凡的工作、生活有了更具意义的理解。

她的感情丰富细腻，许多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在她的笔下就是一片阳光、一缕清风和一丝感动；她的嗅觉敏锐，许多惊心动魄的瞬间，被她定格在记忆里、她的稿纸上，并陆续地变成铅字走进读者百姓的视野。

当初那个文静、青涩的小姑娘，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2002年冬天，她有了第二个可爱的儿子。做了母亲的王红心，深切地感受到母亲这个角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罗曼·罗兰说：‘母爱是巨大的火焰。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玉树临风，母亲一直是我们内心的宗教和上帝。母亲的目光无论柔和还是严厉都是爱的载体……这是天空对白云的目光，这是礁石对海浪的目光，这是河床对小鱼的目光。这种目光，只属于母亲。”（摘自王红心《母亲的目光》）

她的博爱因母性而升华。自2003年以来，她就担任了实验小学的志愿辅导员。王红心总是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疼爱，把全部的爱与真情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她还以各种方式帮教失足少年，救助孤儿，以母性的柔情与胸怀，让一个又一个她能顾及到的孩子健康成长。

在王红心的文件柜里，有九本厚厚的“剪贴本”。“剪贴本”内容广泛，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关于生命教育的，有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剪贴本”承载着她对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思索和期待。她不知疲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小学课堂里，出现在劳教所、看守所，出现在孤儿的家里。她还把自己对少先队工作的总结与思索上升到理论层面，先后发表了一些论文、调研报告，论文《这些孩子怎么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感化

曾经读过这样几句话：目光，听不到声音，察觉不到强度，那是只用一种胸襟和涵养传递过去的密码。但已在教，已在诲，因为它的大慈悲和大刚毅，已经有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说，世上最可憎的武器是枪弹，那么世上还有一种最慈悲的武器，它叫“目光”。与这样一群特殊的少年面对面，迎上他们或悔恨或倔强的眼神时，我才发现，自己那真诚、执着的目光竟透着一种无边的力量。

——摘自王红心《柔软的力量》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们的许多岗位也需要像王红心这样素质的人。有了多年基层工作的历练和她一贯勤奋的突出表现，市局把王红心调到政治部工作，1998年底任团委书记，王红心的视野又开阔了许多，她关注案件的角度也从一个记者观察的位置上升到主动介入的层面。

在她的履历简评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该同志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从事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努力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她撰写的系列报道《震撼与警示》等文章先后发表在《河北法制报》、《沧州日报》等多家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她先后被聘为沧州市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300余次走进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为学生们进行法制安全、心理健康、感恩励志等方面的教育报告，受到学校师生一致好评。

2006年8月24日，南皮县寨子镇单庄发生一起杀人纵火案，一个13岁少年晓诚因家庭矛盾杀死了自己的婶婶、叔伯弟弟和奶奶……

这是一起被媒体反复提及的典型案例，我们就不再还原当时的详细案情。

此案引起王红心关注时，那个孩子已经被处劳教三年，送到保定劳教所。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犯下如此罪行，被处以极刑是毋庸置疑的。可他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心智尚未健全。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成长阶段，辨别是非、区分良莠和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差，自控力弱，行为不稳，模仿力强，好冲动，易被诱惑实施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导致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原因很多，涉及的方面很广。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我国青少年犯罪能否得到较好遏制，广大青少年能否得以健康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事，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关注和探究，已刻不容缓。

此前，王红心曾多次到保定劳教所看望沧州籍少年犯，给他们送去书籍、食品和衣服，鼓励他们好好改造。

这次她带上《沧州晚报》的记者杜丽，一起到保定劳教所去采访和帮教这个犯下惊天命案的孩子。

随着一声“报告”，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一双忽闪的大眼睛足以用“英俊”二字来形容。

采访晓诚的心情是复杂的，痛惜、不舍、吃惊、爱惜……复杂的感受时时涌上心头。他是一个聪明的好孩子，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们的好班长；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劳教所里他最牵挂的是妈妈，担心姐姐分心学习，希望长大后养着叔叔；他是一个有理想的孩子，喜爱读书，立志当一名警察，最爱看公安题材的电视剧……这是一个心中有爱的孩子，只是家庭矛盾的长期影响，给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让他在那个下午一时冲动举起了刀。

这是王红心当时的采访印象。

一个有理想、爱读书、乐于助人的“小男子汉”因为看了电视剧的杀人情节后，模仿电视剧的情节产生了为妈妈报仇的想法。有些影视作品对案件描写得过于详细，暴力、血腥场面充斥其中，青少年难免受影响。她呼吁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强文化市场的治理力度，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个健康向上的环境。

晓诚被劳教后，家里人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王红心肩负起一个妈妈的责任，定期到劳教所去给他做心理疏导，并给他带些衣物、用品。晓诚有了爱心的支撑，他努力地用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悔过自新。

2009年年初，春节即将来临，晓诚提前220天解教。这在少年管教的减期记录中是个“奇迹”。当他跨出那道森严的大铁门时，王红心已经在等候。她的包里有晓诚写给她的一封信：“在我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是您代替了我的亲人，您是我的恩人，您给我买的衣服，我很喜欢，但我不舍得穿，我会珍藏起来，当作人生道路上一份永远的回忆。临走的时候，您重重地拍打了我肩膀几下，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您是在与自己的儿子道别，我好想拥入您的怀中，大哭一场……我要舍弃过去，重新做人，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报效社会。”

冬日的阳光是那样的明媚，有些清冷的空气是那样的新鲜。这是自由的味道。在他走向犯罪的那一念之后，他那扭曲的灵魂便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仍然稚嫩的心被恐惧、悔恨、绝望、无助噬啮，如果没有王红心给他的鼓励，即使走出这扇大门，他也没有半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亲人，面对社会，面对自己的未来。他的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舒展过。是红心妈妈带领他走出了新生的第一步，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努力去赎回曾经的罪错，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他的父亲一度决绝地表示，无论是死是活，这个儿子他是不认了。王红心用了菩萨劝善的心肠，才把他那颗滴着血结着冰的心给暖化回来。让他明白了家庭的容纳和教育是解教少年后期改造的重要环节，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晓诚两年多来可喜的变化也让他重新振作起精神，伸出手去接受这个曾经恨之入骨的儿子。儿子的脱胎换骨让他万分愧疚过去家庭教育的缺失，真心地感恩王红心在这个嬗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春节快要到了，他带着儿子候在市公安局的门口，见到王红心出来，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人与儿子一起跪倒在地上。

为了让晓诚尽早回归到主流社会，王红心为他奔波联系打工的单位。正月初八，晓诚便在车站附近一家公司开始了边做学徒边打工的生活。老板接受了王红心的托付，对晓诚一视同仁，悉心呵护。劳动，对晓诚来说就是一种救赎，干得越多，他心理上就越轻松。同事们都夸他是一个懂事、不怕吃苦的好孩子。

他的前科也有给他带来困扰的时候。有一天，公司房东的邻居丢了一件衣服，认定了就是晓诚给偷走了。因为只有他是受过劳教的坏孩子。晓诚面红耳赤地辩解着，那女人更加恼怒，冲到跟前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委屈的泪水在眼里打转。他的拳头下意识地攥在一起，又慢慢地松开。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女人拉开。事后才证明晓诚是无辜的。他跟王红心说：我记住了你的嘱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以后我都不能给你丢脸。

不久，王红心给晓诚联系了一个技工培训学校，使他掌握了烹饪技术，结业后在北京等地打工。他遵纪守法、踏实肯干，受到上司及同事们好评。

2010年10月13日，王红心带着晓诚和另一个帮教的失足少年到保定劳教所对那里的孩子进行现身说法，在台上，晓诚动情地说：“我愿意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后来，晓诚又去上海应聘，现在他已经是南京一家酒店的优秀厨师。

感激

尽天职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是可亲可敬的平凡人的自我提升，是对凛然正气与奉献精神的一种伟大实践。读冯梦龙的“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远没有读身边的英雄更感到自豪和震撼。所以，尽管过去的日子里，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泪水，有汗水，但我们会把所有的艰难困苦当成一首动人的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用“天职”二字编织那所有的日子，勇敢地走向未来！

——摘自王红心《岁月如歌》

每个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具备各自不同的生存状态，因为家庭具有依存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所以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健全这种属性。我们庞大的国家机器许多部门就担负着这种职能。比如户籍，是居民户口的法律凭证，没有户口，生活面临的是诸多困难和麻烦。在沧州新华区小赵庄乡万庄子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杨之玉老人，一直苦恼于“黑户”身份。

当年，杨之玉在四川省梁平县礼让镇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和丈夫养育了6个孩子，丈夫因病撒手人寰后，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孩子们都只念完小学。孩子们相继长大成人，1988年，她的小儿子已十七八岁，远嫁沧州的小姑把他带到了河北沧州。之后杨之玉也投亲过来，经人撮合与沧州市区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桂茂运结婚。因为杨之玉没迁来户口，也就没有婚姻登记，只在桂茂运居住的万庄子摆了几桌酒席。桂茂运身边没有子女，杨之玉的小儿子就随继父改名桂文良。桂文良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他想回老家把母子俩的户口迁过来，因杨之玉体弱多病和经济条件的拮据，桂文良只身回了四川。桂文良回到老家一看却傻了眼：自己和母亲的户口已被注销，桂文良只得两手空空而归。后来，在一次人口普查过程中，桂文良给自己申办了户口，而他的母亲却因为岁数大了，觉得户口没什么用，就没有申请。

当时报道这个过程的文章，用了一个很客气的字眼“由于种种原因”。我有点儿哑然失笑，一个尽职的户籍管理部门，不会让辖区仍健在的两个公民无故注销，起码他们的原始资料不应该找不到，尽管公民本身有申报义务上的缺失。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假如前去申请办理户口的不是桂文良，而是龚爱爱，是不是也能办回三套身份的户籍证明来？

随着国家各项福利政策不断完善，村里的很多老人参加了“新农合”，也领到了“养老金”，或领取到了相关补贴，这些都需要出具户口簿或身份证。

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继父桂茂运早在2007年就因病去世，因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75岁的杨之玉身体也不好，桂文良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常年吃药，10岁的儿子桂胜旺正在上小学，一家人的生活只依靠桂文良到处打零工来维持。

王红心就是带着“红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去走访贫困学生的时候了解到这些情况的。

走进杨之玉的家，院子里杂草丛生，枯萎的野草在风中摇曳，几件破旧的农具堆积在院角，在乡间也已少见的土坯房裂开了大口子。屋内阴暗潮湿，黑黢黢的被褥用破旧褥单遮盖着，屋角还堆着几个纤维袋子。为了贴补家用，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母亲去一个烧炭厂打工。由于效益不好，老板就用这些炭抵了工资。“这炭可舍不得烧，得指望着卖点儿钱给孙子上学用……”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红心也不会想象到现实中还有如此辛酸的“卖炭婆”。

说到户口的事，桂文良一脸的无奈，他曾多次找一些部门，村干部也曾多次协助他们办理恢复户口的事宜，但因为年深日久，在四川原籍找不到原始的户口资料，并且四川梁平县早已属于重庆市管辖。一个小老百姓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到最后就根本不抱啥希望了。”

“这家人过得太难了，如果老人有户口，就可以享受一些惠民政策，家庭也会相应地减轻一点儿负担。”邻居都出来给杨之玉帮腔。

王红心最见不得这样弱势的困难人家，她觉得自己能够给她帮忙，也有责任帮这个忙。

回到单位，她马上给梁平县公安局打电话，咨询那里是否有杨之玉的户口信息，又向她原籍所在的礼让镇派出所查询，结果令人沮丧。

时隔不久，礼让镇派出所民警给了回音，说这种情况到重庆市进行户口补录问题不大，但是需要本人亲自到场。

“桂文良家庭生活困难，他们回到重庆去补办户口手续，往返车费、食宿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杨之玉老人的年纪大了经不住折腾。”王红心想：还是在沧州为老人补录户口对老人比较方便，但需要的原籍有关证明，得有人帮忙办理才行。她立即打电话联系，电话那端的民警爽快地答应：如需他们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他们一定会积极配合。王红心又联系了杨之玉现在居住地所属的小赵庄派出所户籍警，确认了补录户口所需材料。

2012年8月15日早上，王红心和杨之玉一家人来到了小赵庄派出所，民警为杨之玉做了调查笔录，还为老人拍摄了第二代身份证所需的照片，以备户口落实之后办理身份证之用。

按规定，杨之玉的户口应由重庆原户籍所在地给予恢复登记，然后才能迁到沧州。王红心带着从小赵庄乡、新华区汇拢起来的材料向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时长增做了汇报，王红心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不管是在重庆办，还是在沧州办，反正一定要让老人有户口！”

王红心再次拨通了重庆方面的电话，对方派出所请示了上级，获准把杨之玉的问题作为一个特例来解决，他们同意为老人恢复户口登记。

王红心把材料用特快专递寄往重庆，一个多月后，王红心收到了来自重庆的特快专递，里面装着杨之玉的户籍证明。

她把新华分局开具的《准予迁入证明》寄往重庆，10月底，王红心终于收到了重庆方面寄来的《迁移证》。

当天，她就跑到小赵庄派出所，把老人的迁移证交到了户籍民警手中。

红色的户口簿上清晰地印着“杨之玉”的名字，王红心抚摸着户口簿，心情异常激动：“费了四个月的精力，一个孤苦无助的老人24年的‘黑户终于结束了！”

当王红心亲手把户口簿交到杨之玉老人手中时，老人的泪水瞬时盈满了眼眶，她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激动地说：“24年了，俺今天也终于有了户口啦！”老人一连叠的谢谢，让王红心略感一丝不安：这本该是我们工作人员应该做的，老百姓却对我们感恩戴德，说明有些工作我们确实做得不到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我翻看了当时的一些报道，里面屡见“不辞辛苦地”“费尽周折”“辛苦忙碌”“辛苦奔波”，形容那些具体办事人员，最后老人在那感人的一幕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拜托！我们的媒体不要太高调好吧啦？还是那些岗位，当初那些办事人员如果能够稍微尽职尽责一点，何至于过后让王红心去操这么大的心！

感动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每个人都生活在爱和感动之中，不同的只是我们是否能感知这种爱、这种感动。感动不一定是惊天动地，也不一定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慷慨壮丽，它可能仅仅因亲朋间的一点关爱，或因一棵出芽的小草、一队归来的紫燕让你感动，但这点滴的感动温暖激励着我们，生命也因此而灵动和闪光。

感动是一种支撑，感动是一种力量，让生命在感动中升华！

——摘自王红心《让生命在感动中升华》

王红心的禀赋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她的品质就在于懂得这种感动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所以她能主动地去发现需要感动的人。

刘全英居住在华北油田沧州的石油二部家属区，她的人生轨迹鲜有为一棵小草或一只紫燕而萌发的感动，她的悲惨身世和潦倒的现状与王红心的爱心看似偶然地发生了交集。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我不愿意揭开一个人苦难的伤疤，拿出来晾晒，何况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有可能对她的经历中涉及的人或事会有偏颇的表述和评价。如果刘全英讲述的内容有悖谬的地方，看在她穷困潦倒的份上，就多给她一点宽容吧。

她本来的家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五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远在华北油田工作的叔叔收养了她，她便跟着叔叔一家在任丘长大。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她也有叛逆的性格，而且有时很执拗，结果连学也没有认真去上，到了找工作的年龄，叔叔为她求人帮忙，安排在石油内部的三产集体企业去上班。后经人介绍，和一个经常出海的船员结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苏红。生活本来可以沿着一条幸福的轨迹行进。突然，丈夫在海上遇难的噩耗彻底打碎了她平静的生活。她悲痛欲绝，接踵而来的是企业破产，她下岗了，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失去了生活来源。

丈夫死后，刘全英带着女儿改嫁到徐家，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文强，在此期间，丈夫背着刘全英与大伯哥合谋将女儿苏红送给了人家，据说还收到不少卖孩子的钱。她发疯似的到处打听寻找，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下落。后来，当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家庭矛盾不断，无奈地离婚，儿子由法院判决归她抚养，可她的丈夫却拒绝给付每月150元的抚养费。她多次找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却得不到有力支持，再加上她下岗后有些待遇得不到妥善安置，她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旷日持久的上访之路。

一个经常上访的人，被她告状的人不喜欢，接待她的人不喜欢，连有关部门也不喜欢。她越是到更高级别的部门去申诉，她造成的恶劣影响就越让人反感。结果她居住的原单位的房子被收走，被人连家具带被褥抬到大街上，据说，她的家被抄的时候，有4000多元的积蓄不翼而飞。

她更加执拗地上访，跑省城，跑北京，成了有关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不止一次被押送回原地。因为上访，她所在的政府也着力为她解决有关问题，鉴于她生活困难，便给她一定的补贴补助，以消除这一不稳定因素。对她来说是杯水车薪，与她想象中应该得到的相去甚远，这反而更刺激了她上访的意愿，上访成了她的唯一出路。在采访中，许多人更愿意指责她的可恨之处，但毕竟她是一个可怜之人。

儿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徐文强是个不算笨的孩子，却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迷恋上泡网吧，学习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一。刘全英全部的精神寄托都在他身上。她埋怨儿子不争气，她自己憋在心里的怨气和怒气也无处去发泄。有一次，她又从网吧里把儿子抓回来，抡起一根暖气铁管就打，铁管打弯了，她的心也彻底绝望了。

她在寻找时机，并且积攒着恶毒的勇气，想在哪天做饭的时候放上一包毒药，她不想这样活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

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生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身心健康每况愈下，2005年得了乳腺癌，2007年得了血管瘤。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敌意。从不与人交往，走路溜墙边，常年紧闭窗帘不见光，让自己蜷缩在浓郁的阴影里。

走投无路的刘全英偶尔听到“红心志愿服务队”的信息，2011年6月14日中午，她拨通了王红心的电话。她要看看这世界上是不是像说的那样，有人能真正去关心一个穷困到如此境地的人。

王红心接到刘全英的电话后，第二天便来到了她临时居住的地方。这是一幢20世纪80年代的宿舍楼，阴暗、脏乱，进了门就是一张铺着黑黢黢被单的床，杂物随便丢弃在各个角落里，闻得到弥漫在屋里的霉菌的味道。

刘全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王红心诉说着她的遭遇，王红心认真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已经上初中的文强，躲在自己的小屋里，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来见妈妈招来的这个警察。刘全英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王红心帮着教育儿子不要再上网吧，就硬逼着他出来说话。文强低着头，目光四下里游移。他的眼神里有自卑，有冷漠，有戒备，有恐惧，甚至偶尔流露出一丝不屑。看得出，他对登门来关心他们的人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等王红心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打个招呼。

王红心走后，他对着妈妈大发脾气：你以为谁会管你的这些破事！你见过几个真心为你着想的人？

第二次，王红心提点儿水果又去了，徐文强的敌对心态稍有缓解，但心里仍嘟囔：这人怎么又来了？

第三次、第四次，她们母子就开始有点儿过意不去。

九月寒露，细雨霏霏，刘全英的屋里更阴暗潮湿。母子俩无所事事地坐在各自的屋里发呆。

咚咚，有人敲门，刘全英打开门，王红心抖着雨伞上的水滴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大蛋糕。“文强，生日快乐！”娘儿俩的泪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王红心刚刚从青岛出差回来，还给文强买了羊毛衫，今天专程来给文强过生日。

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心思给儿子过一个生日，更没有一个外人去关心儿子的生日是哪天！

眼泪有多种功用，今天的眼泪，彻底融化了凝结在母子俩心里的坚冰。

在这之前，文强已经不再去网吧，开始的时候，他出于对警察的惧怕，后来他就从真心里觉得，再不听话，对不起妈妈，也对不起王阿姨，戒掉了网瘾，文强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在学校里也像变了一个人儿似的。

不久，王红心又将市文明办发给她的奖品，一床蚕丝被送到刘全英家，见文强只穿着那件羊毛衫，里面没套秋衣，就说，怎么不穿秋衣，我再给你买一套？文强眼圈红了，低下头说，“王阿姨，我有秋衣，这样贴身穿，我能时刻感觉到您的温暖！”

“红心志愿服务队”每年都要组织贫困学生参加“相约大海”青少年心理成长训练营。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助，让那些贫困孩子在为期五天的学习生活中收获成长，心态更健康、更阳光。2012年，文强参加了训练营，第一次见到了他梦中向往的大海，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开心的经历。他和来自各县的39名伙伴们纷纷表示：要以优异的成绩、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回报好心人的关爱。

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已经到了前列，同学们还推选他当了学习委员。刘全英的脸上有了笑容。

王红心为她找社区、找油田分部，为她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走访当时办理“小苏红被卖案”的民警和当事人。因时间太久，有的关键参与者已经不在人世，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王红心又联系刑警大队为她采集了DNA信息样本，报入寻亲数据库备案。刘全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时也把王红心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半夜三更睡不着想起什么事就给王红心打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然后，她就能踏实地睡着了。

2012年春天，她的血管瘤症状有些加重。王红心又陪她到市中心医院复查。她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跪在王红心面前：姐啊，我这辈子死了也不可惜了，就是儿子是个牵挂。要是没了我，你一定要答应，替我把孩子管好。后经确诊，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危重。她重又打起精神，每天在社区里打扫卫生，认真地活着每一天。

感慰

几米的《希望井》中有这样一段话：“掉落深井，我大声呼喊，等待救援……天黑了，黯然低头，才发现水面满是闪闪的星光。我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惊喜。”几米用诗意的语言写出了耐人寻味的哲理：生活不会一帆风顺，面对困境，要学会等待和希望，把痛苦当作一种营养，去浇灌坚韧与执着，当挫折连续不断，当命运之窗一扇接一扇地关闭时，我们永远也不要怀疑，总有一扇窗会为你打开！

断崖是山的伤口，却产生了壮丽的瀑布！孩子们，我愿陪伴你们的精神成长，希望一直看到你们的笑脸，永远祝福你们！

——摘自王红心《给灾区孩子们的一封信》

2011年10月，王红心和志愿者去泊头市寺门村镇南王庄村走访贫困生杨杰的家庭。9岁的杨杰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他被评选为泊头市的“三好少年”。爸爸杨树行患有间歇性的癫痫病，每天都需要服药来维持，他的妈妈叫高峡，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家，那是两间低矮简陋、破旧不堪的小南房，屋内阴冷潮湿，被烟熏得黢黑的墙上显露着几道裂缝，屋顶挂满蜘蛛网。外屋杂乱摆放着锅碗瓢盆等炊具，地上是一些柴火；一盘土炕占据了里屋的大部分空间，几个装着破衣服、旧棉絮的纤维袋堆积在屋角，炕上横七竖八扔着破旧的被褥和油渍渍的衣服。高峡一边瞪着呆滞的眸子审视着大家，一边把肥大的棉裤往上提了又提。72岁的王秀芬拖着变形的双腿蹒跚着走进屋，招呼着儿子杨树行和孙子杨杰给大家搬凳子。

高峡嫁到泊头多年，户口却还在原籍——黑龙江省逊克县干岔子乡新发村，王红心当即答应帮助办理户口迁移。在帮她办户口的过程中，听高峡的娘家人介绍，高峡并不是先天性精神失常，从高峡错乱的思维里得知，有个难解的心结，也是高峡的病根，根据她断断续续的记忆：十几年前，高峡曾是一名商贸专业的毕业生，在吉林公主岭市打工，一年积攒了一万多元的务工所得，存入了当地某个银行。后来，她遭遇了一次抢劫，装有存单的包被抢。

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致使高峡的精神失常，而且程度越来越严重。

后经亲戚介绍，高峡嫁到泊头杨家，和一个身心不健全的人凑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虽然对存钱的事偶尔记起，但记不得钱的数目，更说不清是哪家银行，稍稍清醒的时候还会念叨存款的事。事隔11年，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都变得扑朔迷离。

既然是高峡的病根，王红心就想弄个究竟明白。

王红心通过查号台，找到吉林公主岭各有关银行，开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一个银行一个银行地查，王红心把手机号留给了对方客服人员，等待查询后给予答复。

对方陆续地反馈，说查询不到所咨询的存款信息，王红心也越来越茫然，甚至公主岭隶属的四平市也没有查到高峡的存款信息。

王红心焦急地等待着尚未被否定的回音，终于她盼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一家邮政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被王红心等志愿者的热情所感染，认真核实了高峡的信息，调出各储蓄网点的数据库，查到了储户高峡在公主岭一个邮政储蓄所的存款信息：2001年8月17日，高峡存入了10000元现金，存期为1年；2002年8月4日（高峡被抢劫后），她曾到储蓄所办理存单的挂失手续……王红心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咨询了补办存单所需的手续：村委会开具证明、高峡丈夫的委托书、公证部门的公证书等。

11月11日，王红心和志愿者何玉彪踏上了赴吉林的火车。

王红心是第一次去吉林，虽然对东北的寒冷做了思想准备，但两人一下火车还是感觉太低估了——当天正赶上东北三省普降暴雪，北风卷着雪粒，扑打在脸上，有些生疼。地上的积雪已没过了脚面！大街上无人行走，这个小城市，连出租车都不愿再出来揽生意。由于大雪的缘故，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

为了不耽误下午的返程火车，他们顾不上吃早饭，踩着厚厚积雪，到路边的超市问路，边问边找，不一会儿就连鞋带袜子都湿透了。当找到公主岭邮政储蓄支行时，手脚已经被冻得麻木。两人被核实身份后，又即刻赶到高峡存款的储蓄所。由于网络出现故障，电脑一直无法登陆。“存单挂失申请单”的挂失手续不能操作。

时钟的指针已指向了下午1点，两个人这才感觉到饥肠辘辘。在附近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回到储蓄所坐等办理。

当天下午5点多，王红心和何玉彪乘上了返回沧州的列车。

挂失之后，须满7天才能办理补办存单和支取手续。11月24日，王红心只身再回公主岭。因为轻车熟路，这次很顺利地办完了补办的手续。王红心拿到了一张新的银联卡，由于是1年定期存款，没有自动转存的约定，逾期部分按活期计息，连本带息10506.59元。

沉睡了11年的存款重新回到主人的名下，王红心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在去南王庄之前，王红心又到泊头市邮政储蓄银行，将银联卡转换成本地的储蓄卡，以防万一再出什么差错，就可以在当地办理了。

从王红心手中接过储蓄卡，高峡的婆婆眼中顿时蓄满了泪水：“谢谢大伙，你们就是俺一家子的恩人！高峡的户口和这些存款都有了着落，俺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啦……”

高峡虽然精神失常，她显然还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因为这是淤结在她心中的一股霉气，这股霉气让她对外界的一切都朦朦胧胧，浑浑噩噩。她用一种极端的麻木或者呆狂的精神状态，表达着她极度的幽怨。当有一双手，轻轻为她拨开迷雾，扫除阴霾，她的内心世界照进了一缕阳光。

7月26日，笔者陪同王红心再次去看望高峡，顺便从华北石油精神康复医院给她带去服用的药物。正值雨天，雨越下越大，我们撑着伞，走进了高峡的院子。

高峡的屋子里还是很凌乱，外间的灶台边堆着因下雨抱进来的柴禾，杨树行目光有些呆滞，但很友好地对我们笑着，高峡的精神状况明显改善。她已经能够帮着丈夫到玉米地里去施肥，也能在儿子的陪同下去小卖部买日用品，而且能够算对花钱的数目。华北石油精神康复医院精神科主任刘德芳是免费为她提供医疗服务的志愿者，曾对高峡的精神状态做了鉴定：她的精神分裂症已经进入了衰退期，社会功能有了喜人提高。

感召

这世界还有许多不平，贫穷依然存在，犯罪也不可能绝迹。但是像王红心乐于奉献的正能量，也在一天天逐步增长，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近几年来，沧州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沧州好人”典型宣传评选活动为载体，营造“讲道德学楷模、讲奉献做好人”的浓厚范围，各类道德模范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社会风气不断净化，市民素质逐步提升，为现代化沿海强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撑。“沧州好人”品牌成为沧州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创新和亮点，成为彰显狮城形象的新名片，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我推荐、我评选身边好人”活动中，先后有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连续4年在全国地级市位列第一；2011年9月，中宣部将其作为公民道德建设十大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多次进行报道，《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好人之城”道德之城》为题进行报道。

2013年1月，沧州市委宣传部与河北三影天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将“沧州好人”典型事迹搬上银幕，拍摄一部反映沧州实施道德工程、彰显“好人之城”形象的主旋律影片，这部影片以河北省道德模范、“沧州好人”典型代表、沧州市公安局团委书记王红心为人物原型，并融入其他爱心集体和典型的内容，片名定为《沧州好人》。现影片已摄制完成。

这是从市委宣传部的一篇资讯上选摘的内容，可能引用的篇幅长了一点，如果有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之处，还希望得到谅解和指正。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社会上还有许多有爱心的人愿意奉献。2010年9月19日，王红心发起成立的“红心志愿服务队”这一志愿者组织，在沧州已经不是一枝独秀。博爱群、爱心联盟、大运河文学论坛等等已如雨后春笋，各自以爱为主题，积极地参与着各种公益事业，并影响和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本文未对其它团体进行采访，没有纳入统计的内容，只粗略地掌握一些红心志愿服务队的资料。几年来，以“奉献爱心 播种希望”为主题，先后组织助残、助学等活动100余次，共计行程20000多公里，捐助款项达20万余元，服务群众20000余人，其中，走访、看望和帮助贫困学生300多名，结成帮扶对子100多个。其影响力已到达北京、山东、内蒙古、重庆等地，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称赞。随着媒体对王红心事迹的报道，向她求助的人越来越多，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愿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队中来的人数也已经达到1500多名。王红心积极倡导着一个理念：“奉献是一种幸福，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生活休闲方式！”

上面的有些数字是去年年底的统计，其实统计数字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志愿者的数量是动态的，受助群众的数目也是不断变化的。

“红心志愿服务队”作为一支优秀志愿服务品牌，得到中央文明办、省、市文明委和各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2011年11月，“红心志愿服务队”作为全省唯一一支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入围全国十佳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评选。至于她个人的荣誉，就不需要我去罗列了，只要在百度上键入王红心的名字，有关她的报道随处可见，我只记住，她是“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就够了。

我感谢您，我尊敬的读者，不管你是第三位，三十位，还是第三千位。在如今盛行快餐文化的时代，你能有心、有耐力读到此处，已经让我感动不已。如果你能被吸引，那不是我文字的感染力，是王红心和她的同行者所具有的感召力。在我写完这篇报告之后，我也被接受为红心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希望你也是。

尾声

沧州的郊外，石黄高速公路南侧，有一片掩映在树林里的高墙。走进去，立刻就会被一种威严所包围。在这里，让人想到了森严、庄严和尊严之类的词语。一扇铁门隔绝了绿树红花的外面世界，这就是谁也不愿意涉足，与其发生关系的看守所。

我和王红心走进这个大院的时候，天刚刚下过雨，花草树木被雨洗过，滴着晶亮的水珠。

因为我没有特别通行证，进里面的铁门，费了相当的周折，经所长签字批准后，我随着王红心走进了武警把守的三道禁门。

一提到牢房，我脑子里就闪出宋江蓬头垢面戴着枷锁在铁栅栏里席地而坐的画面，因为之前我对监狱的认知是一个空白，进来之后的感觉，这里更像一个教室或者医院，只是这里的秩序出奇的井然。

在心理辅导室的墙上，我看到几名高级心理咨询师的简介，其中有王红心，她的照片和本人一样，带着一种严肃表情的微笑。

一个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戴着脚镣走进来。本来他的罪行不至于用械具限制行动自由，可最近他情绪波动很大，并表现出某些错乱的迹象。他述说自己是沧县大官厅乡一个个体户，过春节的时候，走在街上被几个闲散的“玩儿闹”索要钱财，并围攻挑衅，他用随身带的工具将其中一人捅成重伤致死。最近他总幻觉他的媳妇和儿子被人报复杀害，所以表现得狂躁，不服管教。

王红心和风细雨地和他交谈，使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最后，王红心记下了他父亲和妻子的电话，答应要亲自去看他的家庭，回来把他妻子和儿子的消息告诉他。

他平静了，带着期待的眼神随管教民警回了监室。

把王红心送回单位，她没有多说什么，我知道她在计划着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犯罪嫌疑人家里去走访，我和她告别的时候说：如果有需要，我和你一起去。

责任编辑/彭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