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王 宽 ，秦书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生态危机愈演愈烈，逐渐成为带有国际性的、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主题之一。面对这样的困境，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进行结合，给出了自己极具特色的理论阐释，其理论中蕴含有大量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叶以后产生的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它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全球性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加剧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几乎涵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问题，即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已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些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几乎涵盖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综合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当今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问题反思的结果。

其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生态危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生态弊端，探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案，即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最后，西方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旨在保护环境的 “绿色运动”，随后这场“绿色运动”又与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相结合，渐渐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的生态政治运动。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股“绿色浪潮”中产生的，它吸收了这股浪潮中的大量生态文明思想，并在这股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检验了理论的合理性，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为这股“绿色浪潮”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原则基础上而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三个层面，即以生态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层面、以生态经济为核心的物质层面以及以生态政治为核心的制度层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生态理论的“红绿”派代表，其理论中蕴含生态文明思想，概括起来有三个维度，即生态意识、生态经济思想和生态政治思想。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的自然观、伦理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赋予“控制自然”以全新的生态理念。“控制自然”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反生态的自然观，它主张以技术“控制自然”压迫自然，它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为了克服“控制自然”这种扭曲的自然观给自然界带来的灾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莱斯提出，重新理解“控制自然”的内涵，赋予“控制自然”以全新的生态理念，实现由“控制自然”向“解放自然”的转变。对此，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1］由此看出，莱斯赋予了“控制自然”以生态伦理内涵，强调解决生态问题不单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问题，而是唤醒对自然本身生态伦理关怀的问题，使自然从技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还原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进而树立“解放自然”的生态自然观。

（2）生物多样性伦理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扩大伦理道德的适用范围，平等的看待生物的伦理价值。为此，莱斯指出，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生物圈的伦理关系，我们现在再也不能站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而应该寻求建立使人类需要适应于生物界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需要的一个全面的计划。［2］所谓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共同需要”就是平等的看待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把伦理道德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整个生物圈，实现生物多样性伦理，而不是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价值，只有重新考量生物圈的内在价值，认识到自然界的需要和利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坚持生物多样性伦理，树立生态伦理观，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3）倡导理性消费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有节制的、健康的理性消费价值观。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作《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已经由传统的“够了就行”转变为“越多越好”。面对这种状况高兹提出了，“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理性消费价值观。这里所谓的“更少的生产”是指生产那些既能节约能源，又能满足人们真实需要的产品，而不是那些浪费资源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奢侈品，而“更好的生活”是指让人们充分理解自己的“真实需要”是什么，把消费理解成实现自我发展、丰富人性的手段，让人们在理性消费中体会人与自然和谐所带来的美好，把理性消费所带来的健康节俭的生活方式看成是真正的幸福所在。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既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要求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它主张对稀缺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行集中的管理与保护，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既能节约资源、又能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经济需要以绿色技术为根本手段，对传统企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发展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发展。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经济基本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流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简化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经济思想，即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经济简化论”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认为资源环境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实现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价值的内化及其成本的外化。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将自然资源、环境投入市场，自然资源、环境的市场价值长期遭到忽视，企业没有为使用自然资源、环境付出成本代价，这就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肆无忌惮的浪费资源，加速了自然环境的破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则深刻地揭露了看似合理的“经济简化论”的虚假本质。福斯特认为，这种自然的“经济简化论”混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其市场价格的本质不同。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然的价值是指类似于尊严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而不是市场价格，为了资本获取利润而对特别的环境物品，例如空气质量或者某种独特的风景制定市场价格时，就不是在保护资源环境，反倒是像在勒索保护费。［3］同时，福斯特指出，这种通过给自然中一切事物制定市场价格的“经济简化论”，只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生态危机而已，最终还是会进一步破坏以生活条件与生产条件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资源、环境。［4］

福斯特还提出了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理论。福斯特认为，市场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而计划经济则更有利于集中管理稀缺的自然资源、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补充是生态经济的本质要求，能够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的目标。因此，福斯特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符合生态理性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理性驱动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福斯特所说的“计划”是指国家要在调节自然资源配置方面发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作用，并且按照生态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市场进行生态规制，国家要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对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管制。福斯特所说的“市场”则是强调市场在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方面的积极意义，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市场”更为高效合理的对各种资源进行配置。“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计划”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使经济发展不超出生态系统的承受范围，而“市场”又为“计划”注入经济活力，避免了以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保护环境的尴尬局面，进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福斯特的这种使经济理性服从生态理性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既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典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软技术”。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关系到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选择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技术必然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选择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技术就会促使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协调一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指出，不能脱离了社会关系抽象的谈技术的经济功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在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推动的技术，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改善技术的目的并不在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利润率。在经济理性的推动下，技术只能得到片面的发展，只有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技术才会受到垂青，而真正有利于环保的绿色技术则被排斥在外，当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资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因此，经济理性所推动的技术割裂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了片面发展经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工具。

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尔提出了，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软技术”。技术的发展要以生态理性为原则，技术要与自然相融合，而不是压迫自然、剥削自然；推广无污染、低耗能而又高效的“软技术”，而不是经济理性推动下的那种高耗能、浪费的、暴力的“硬技术”。“软技术”主张生产人们所真正需要的有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绿色产品，它注重生产过程的生态化，是改造传统产业经济，发展绿色产业的首要推力；“软技术”以生产耐用品为特色，通过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来降低废物排放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它严格的把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总量以及排放的废物总量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软技术”以为人们提供发展自己的条件为己任，而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这个思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兹提出用 “软技术”取代“硬技术”，实现技术的生态化、人性化，打破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技术选择、技术应用的垄断，通过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带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将不再是仅仅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理性需求，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有效工具。技术不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人、自然进行控制的工具，而是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有效手段，是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

生态政治是在坚持生态理性原则基础上，通过政治手段对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进行的一种根本性的、长远性的解决；生态政治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培养生态意识、发展生态经济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从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追逐利润而导致的短视效应入手，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批判。福斯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润的本质使然，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升值，尽其所能的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剩余价值的短视行为。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为问题”。［5］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其固有本质，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人们在政治上彻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长远的总体的规划，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能保证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那么这种要求长期规划、通盘考虑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显然“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个环境的致命因素”。［6］因此，在政治维度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与扬弃，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案。

（2）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社会形态，它是对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超越，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方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上，将人类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剥削的历史，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剥削变本加厉为对人和自然地双重剥削。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平等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把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为生态理性天然的蕴含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中，而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又必然孕育出生态理性。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7］由此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看作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会真正的适应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8］由此看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被党和国家提高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必然要求，也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9］建设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的幸福，国家、民族的未来，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跨入新世纪，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仍在加剧，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任务依然艰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解放自然”、发展生物多样性伦理的思想，启示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是进行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工作。一方面，要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压迫自然、剥削自然的严重后果，只有善待自然、解放自然才能真正地收获大自然的馈赠，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又要将“自然”这个概念具体化，尽力避免过于抽象的概念在大众传播中的局限性。自然界既包括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无机环境，又包括色彩斑斓的有机生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仅仅要保护资源、环境，更要努力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对一切生命施加道德关怀，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理性消费价值观，启示我们必须努力发展以理性消费价值观为原则的绿色消费模式，进而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时期，未来将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取代现有的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消费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但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生态环境脆弱。因此，我们所倡导的消费价值观是要把消费活动看成是完善人类自身发展的过程、获取幸福的手段，在消费过程中倡导资源节约的理性消费价值观，进而发展以理性消费价值观为原则的绿色消费模式。把绿色消费模式上升为一种人们的生活理念，使其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人们只有在生活中坚持理性消费价值观才能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现实行为，才能真正实现由追逐利润的“经济人”向注重生态效益的“生态人”的转变。

再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启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对市场的生态监管，进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必须认清市场经济的两大特征，即追求效益最大化以及以竞争为原则，也就是说市场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本身是不会自觉地遵循生态原则考虑生态效益的。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立法等多种手段为市场制定生态原则，让市场在划定的生态规则内运行，也就是所谓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同时，也应看到市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有效手段的巨大作用，我们绝不能轻易的放弃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成功经验，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关键就在于要发展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对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进而使市场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服务。

复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发展符合生态理性原则的“软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启示我们必须认清以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控制下的技术的反生态本质，努力在社会主义生态理性条件下发展绿色技术，进而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相近的观点：“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要注重源头治理，发展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10］明确指出了绿色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发展生态经济就是要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绿色技术为支撑，充分发挥绿色技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驱动作用。由此看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发展逻辑应该是通过发展绿色技术引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启示我们要充分认清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必须认清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追逐利润的本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生态危机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也确实需要利用资本因素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因此，资本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利用资本因素与限制资本因素之间寻求平衡，充分发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限制资本的反生态因素，通过宏观调控、整体规划以及环境立法进一步规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服务。就当前我国而言，“只有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建设好生态文明，才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开辟广阔的通途”。［11］

［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8.

［2］Wliil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113.

［3］［4］［5］［6］〔美〕 约翰·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4，25，60，3-4.

［7］〔美〕奥唐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4-435.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9.

［9］张乐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J］.理论学刊，2013，（10）：1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50-751.

［11］贾钢涛，潘祥超.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考［J］.理论探索，2013，（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