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李兆前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批评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总是间接地试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并“坚信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1］（P117－130）他从没有质疑过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团结、大众民主、共享、建立共同体、合作关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美德，并一直在探索具备这些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而又与既有社会主义不同的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自然的概念》（1971年）一文是威廉斯真正开始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放在一起进行理论思考的开端，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和生态或者说生态社会主义思考登上了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舞台。［2］（P145）总括起来说，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源于他对资本主义文学和文化的批判，形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发展，成熟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途径。虽然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暂时对社会主义体制和思想主体还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他重新定义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尝试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两个维度，一是社会主义的生态，一是生态的社会主义，这些源于他对既有的社会体制的方方面面批判、总结和思考。社会主义的生态主要从社会主义应该有的生态特征说明威廉斯所倡导的替代性社会主义的特征，生态的社会主义主要从社会主义结构模式以及与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社会元素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他所设计的新社会范型，这是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下面将分别对威廉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当时各种社会生态危机的成因和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进行探索和分析。

一

在批评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威廉斯强调了他所建构的未来替代性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机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共生性等生态特征。在威廉斯看来，替代性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碎裂的，社会各元素本身复杂多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各元素相互影响，因受内外因素影响，他们的关系复杂而不定，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之分作为社会分析形式之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构成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元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物质社会过程”，［3］（P75－94）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和政治等上层建筑并不是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样，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各有相对的自主性，它们相互影响，有时互为因果。他对全民参与共建“创造性的、民主的社会文化”，“情感结构”、“可知共同体”等文化和社会模式的探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有关社会的有机整体性的思想。无论是民主文化建设，还是反映社会整体经验的情感结构，还是作为社会理想模式的可知共同体，威廉斯总是强调它们整体可生长性，有机性。他认为，作为民建民享的共同文化应该自然生长；［4］（P320）反映社会整体经验的情感结构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形成过程；［5］（P128－135）可知共同体随着社会结构、社会体验的变化而变化，是动态发展的。［6］（P180）

再者，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元共生的。现当代已经出现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萧伯纳等的渐进社会主义、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考茨基等的民主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在威廉斯生活的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国和古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等正如火如荼地运行，与资本主义形成对抗之势。不过，威廉斯更多强调的是共时角度的社会主义多元性，即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中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同一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1945年左右的英国工党右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揉合了费边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共管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介入，自由劳工的福利国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等理论和实践。战后的英国工党新左派尝试过民粹主义、文化主义以及改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虽然这些右派和左派的社会主义探索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威廉斯认为，前辈的经验足以鼓励我们超越既有的社会主义，进行更开放、更切合实际的实践性的多样化新探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

威廉斯倡导抛弃单一性和线性的现有社会主义运作模式，主张社会主义体制运行中各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的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谈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认为，由于理性计划的多样性特征、市场意义多元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种因素导致的物质的和实践的不平等性，任何计划都应该多样而可供选择，而且还必须根据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而应该始终是开放的，是发展的。

二

威廉斯所设计的生态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和生态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即在发现和批判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生产模式所崇尚的非节制性生产（观）和消费（观）、人类的扩张实践和扩张主义思想等既有社会体制和思想所固有弊端的基础上，尝试为人类发展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社会（生态）危机（自然的、人类社会的；能源问题、工业污染问题、核能问题、贫困问题等）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威廉斯看来，要建立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认识到造成人类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的原因，并从根本上加以铲除。他认为，工业革命等人类活动是造成社会和环境生态危机的主要成因。具体地说，工业革命破坏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抽象的和量化的“生产观”。［7］（P215－216）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生产能力逐步提高，生产越来越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追求更多：更多的利润，更多的方便，从而相信生产能够无极限增长。于是生产劳动对象和劳动者都成为了商品，利润成为了衡量商品的唯一标准，劳动的价值被量化。人之外的自然成为了人类获取更多量利润的工具，利润成为了对人和对自然无节制地掠夺的根本原因。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不是无限量的，因而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人类依然无节制地追求发展，人类世界的生产及其增长依然以“过冲模式”行进，地球资源将最终枯竭，人类生态足迹终将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增长必定下降，甚至停止，更严重的是，可能全面崩溃。因此，反思和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发展）模式和生产（发展）观势在必行，如果听之任之，等到被迫采取行动时，对于人类来说就意味着更为严重的破坏和灾难。人类当前的生存现状证明威廉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威廉斯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增长的下降、停止以及崩溃或在局部地区或在全球范围的不同领域时有发生，而环境污染、某些自然资源的枯竭等已是全球性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生态危机和剥削人与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密相连。伯特·马尔库塞也曾说，“蹂躏自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资产阶级通过统治自然来统治人， 因此解放自然和解放人一脉相承”。［8］（P61）但是，威廉斯指出，造成生态以及社会危机的抽象化和量化“生产观”以及发展观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一样，无极限的增长观已经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误区，走出误区，寻找全新的替代性的社会模式已是必然。这说明威廉斯并不盲目崇拜某一社会体制，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人类未来社会。这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要批判和抛弃工业革命带来的无极限增长生产观念外，威廉斯认为，人们应该相应地改变由无极限增长派生的需求观，也就是说生产（量）应该是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不是“虚假需求”和过度消费。我们生产和买卖的应该只是“美丽的和实用的东西（这应该是生产的准则）”，而不是当今消费社会所营销和所推广的让人脑残或成为消费机器的量化消费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为实际需求而生产而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而被迫消费。

威廉斯指出，建立新的替代性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批判和摈弃从十九世纪发展而来的 “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其所包含的“典型的扩张主义逻辑”。［7］（P214－215）实际上，从“人定胜天”思想产生以来，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征服与主宰实践已经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例如，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绵绵不断的战争。因此，威廉斯指出，人定胜天和扩张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者，而应该只是有机的参与者，人与自然的相处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自身。

面对当前主要的社会（生态）危机，有志之士曾提出过一些解决方案，其中主要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威廉斯看来，这些方案都有明显的局限性，没有为解救人类社会（生态）危机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其中他主要批评了“开倒车”的未来社会模式设想和“无政治生态观”。［7］（P216－219）所谓“开倒车”的未来社会模式是指二十世纪初生态运动所倡导的世界拯救模式：建立“自然、干净和简单的社会”，即没有工业和机械生产模式、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社会。威廉斯认为，强调“简单即美”的设想不是面对眼前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发言，是威廉·莫里斯式的想象，是有意简单化，甚至是倒退。另外，威廉斯指出，面对社会问题发言的一些生态运动自称或者被认为是 “无政治运动”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无政治”也是政治，没有政治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形式，并且往往是非常有效的一种。

对当时社会与环境生态问题的成因和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思考促成了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下面将探讨他的未来生态社会设想。关于如何从既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引起的环境和社会危机中走出来，威廉斯曾以英国为例，从环境保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国际事务等方面讨论了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相应的实践应对。

三

在未来生态的社会主义里，威廉斯倡导“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定位。所谓“弱人类中心主义”，以环境伦理判断标准，布赖恩·诺顿认为，与满足人类的“感性偏好”而剥削自然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相比，满足人类的“理性偏好”而善待和保护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强调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禁止任何任意破坏其他物种或者生态系统的行为；（2）人类是价值的主体，人与自然接触是形成和认识价值的基础。同时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论包含两个层面：（1）同时代人的公正分配；（2）代际之间的环境资源合理处置，以保证资源的稳定和可持续性。［9］（P159－172）

在人与资源、人与动物等之间，威廉斯认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人的利益。他说，如果某种美丽的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破坏当地的庄稼，甚至威胁到人的生命时，我们就不能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某种濒临灭绝的动物活下去，因为人的生存是最重要的。面对生存，为了动物利益而牺牲人类利益的人是痴人说梦话，这种人是人类的敌人。

面对生死存亡时，威廉斯倡导我们应该把人的生存放在首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人的利益可以随便破坏自然，随便掠夺自然资源。任何时候人类都应该理性和科学地分析自己的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而科学和理性就意味着对各种生态假设和项目的良好甄别能力，从而知晓哪些是可以协商的，哪些不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是坚决要减少或者放弃的。例如，汽车的拥有量是可以减少的；而南威尔士的煤矿开采应该与矿工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逐步减少，因为尽管大量的开采既破坏自然又伤害身体，但那是当地人的收入来源，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死存亡，所以只能通过发展其它生存方式逐步替代，而不是仅从资源的存有量、环境污染和人类身体伤害衡量，坚决喝令停止。

威廉斯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倡议成为了后来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印证了“人类总是从人类意识角度感知自然，因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10］（P31）的人类价值主体地位。

由于 “人统治自然的想法源于人对人的统治”，［11］（P65）要消除当前“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首先必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即首先建立生态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下面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总结威廉斯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以英国为例）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运作模式的思考。

在政治方面，威廉斯认为，未来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主力应该是工党、工会、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形成的工党政府，要坚决摈弃目前的分裂状态，而由此形成的政治力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认清到当前为极不平等社会或者说为特权和剥削系统服务的各种版本的普世利益都是错误的，要通过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劳工运动，利用新的可操作性民主，通过复杂多样的政治协商，从各种具体的利益中建构实际的和可能的普世利益，力争各方真正团结一致等地控制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新秩序，并根据实际运作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更新。

威廉斯曾经批判从二战以来英国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工会和劳工运动等都是无可救药的改革主义者，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倡导激进地改革社会体制和社会关系；没有倡导变革社会秩序，有的只是一些具体方面的改革斗争和妥协，而不是革命斗争，最终也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改革鞠躬尽瘁而已，这也是1966年他退出工党的原因。但是，他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构勾画的政治策略也是非暴力斗争以及各方的平等协商，也可以说是改革主义的，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印记，并没有就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转换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应该也是当前生态社会主义倡导者必修面临的问题：在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政体转化的基础上谈论如何建设生态的社会主义更多只是设想，虽然具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但是真正的实践操作依然面临很多问题。

在经济方面，威廉斯认为，生态的社会主义应该摈弃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以物为本的生产方式 （即以社会和环境为代价而不断获得增长和利润的生产），在公共拥有和管理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生产方式 （即为满足人的需求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生产）。以人为本的生产方式铸就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共享型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关怀的社会。他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以人为本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12］（P87－101）

其一，实行人人有工作的产业结构模式。由于科技的发展，工业和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减少，大量劳动力可以转入服务业，从事培养和照看民众的工作，而且此方面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工作机会，因为这是为民众提供终生关怀的社会必然，从而摒弃当前社会非人性的工作和生产观，即当前生产体现的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是人和自然对立的价值观。

其二，发展真正减轻劳动者机体负担、缩短工作时间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过去省力科技的发展往往是为了为雇主节省劳动力，减少雇佣，从而节约生产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人为本的省力科技应该通过“分配和调控”为大众服务，因为省力科技将节省出劳动力，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投入到人－人互动，而不是人－机互动的工作中去，因此省力科技成为大众的福利，而不是造就大量失业和延续资本主义生产宝训“更多的产出，更少的工人”。

其三，发展需求型国内生产与有计划的国际贸易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经济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健康运转，要避免市场决定社会的局面。也就是说，在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是主导，而不是客观经济。

其四，应该根据社会成员的整体需求而生产而贸易，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民主控制，从而保护环境。根据利于环境的民众合理需求决定生产的模式、规模和节奏等，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五，建立共享型经济，即完全由社会管理和统筹生产，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分配调控，实现收入的社会共享，让老幼病残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同样能够共享社会财富。显然，威廉斯的社会分配调控策略与罗尔斯的所说的“给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的公平正义不谋而合，即尽量通过某种补偿或者再分配减少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公平的正义感，从而促进社会成员团结合作。［13］（P13）可见威廉斯更强调未来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既有社会主义理论上倡导的分配正义或是生产正义”。［14］（P514－515）

在社会组织方面，威廉斯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应该实行“以良好教育为基础的参与型民主”，即具备良好教育的所有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15］（P93－98）面对当时各种变质的民主，威廉斯提出在基于公社、合作和集体制的未来社会里，应该贯彻完全民主：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决策透明，并且各项民主制都应该经得起审查，在法律上有保障，在技术上便于灵活操作。威廉斯的能够灵活操作的真正完全民主首先必须是直接民主，即所有直接相关的居民应该平等接受合宜的教育，以便能够主动直接参与、讨论、决定和管理公社事务，实现“面对面的民主自我管治”，［16］（P110－125）而直接民主的实践保障是小规模自治公社（和小企业）。规格多样的自治公社通过公民授权形成各具特色的政治单元，以及相应的直选代表，而且公民参与和公民授权的最大程度的自治和直选在以邦联主义连接起来的公社、地区、国家、国际等各级人类社会结构中并行不悖。

结论

威廉斯的未来社会中的人们自由、自主、平等、相知、相助，共同组成稳定而和谐的多元化集体，多元化集体进而形成多元化社会主义。由各具特色的小规模公社组成的人类社会不再有私有制，不再有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家等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因为小公社的社会自治模式以及实在的社会身份促使人们自己当家作主，没有了统治阶级，各级自治集体通过民主协商，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各公社居民按生活地特色从自然获取所需，基本自给自足；公社一切事物根据可知的共同生活体系进行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尽管威廉斯并不认可自己与无政府主义有何联系，但是他的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反对中央集权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反对国家社会结构模式，倾向“公社导向的自由社会”，［17］（P2）具有明显的社会无政府主义特征。而且他的“将一切问题都留给直接受影响的本地人自己解决”的分权自治策略显然是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的。［18］（P145，173）威廉斯不但强调未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直接民主运作模式，基层民主得到充分发展，而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民主文化，因此米尔纳将他的未来社会思考总结为“民主社会主义”。［P19］（P64）

威廉斯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更多基于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的批判，没有明确说明如何从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的类似“小即美”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运作模式在他之后并没有实现，也暂时没有出现可能趋势，反而是全球化以及地球村的趋势愈演愈烈，生态的人类社会、生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梦想依然还只是不断被关注、提及且时不时在局部加以试验的美好愿望，因为导致自然、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以及认知方式依然盛行。

尽管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自治主义之间徘徊，尽管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理论思考，但是它已经具备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的思想模式将为我们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乃至人类共同的生态梦提供方法论指导。

［1］Chris Nineham， “Raymond Williams： Revitalising the Left”［J］.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71 （1996）： 117-130.

［2］Monika Seidl， et al.， eds.About Raymond Williams［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5］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London： Penguin， 1976.

［6］李兆前.范式转换：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7］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 ［M］.Ed.Robin Gable.London： Verso， 1989.

［8］Herbert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M］.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9］David Clowney and Patricia Mosto.Earthcare： An Anthology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10］David Pepper.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11］Murray Bookchin.The Ecology of Freedom ［M］.Stirling： AK Press， 2005.

［12］Raymond Williams.Towards 2000 ［M］.London：Chatto & Windus and The Hogarth Press， 1983.

［13］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和臧佩洪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5］Raymond Williams.Keyword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埃里克·艾格拉德.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生态公社主义”［J］.郇庆治译.鄱阳湖学刊， 2011，（1）.

［17］Murray Bookchin.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M］.Edinburgh， Scotland and San Francisco， CA： AK Press， 1995.

［18］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ondon： UCL Press， 2003.

［19］Andrew Milner.Re-imagining Cultural Studies ［M］.London： Sage，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