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基于《资本论》等文本的研究

刘新刚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十八大之后，关于“中国梦”的话题逐渐升温，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梦”进行解析。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解析无疑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特色之一无疑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应该具有理想（梦想）状态，但是，与其他学派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分析理想（梦想）问题的时候从来没离开过经济问题的现实基础，在其鸿篇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物象形式进行深入的抽象分析，找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状态，为我们对“中国梦”进行马克思主义解析提供了理论分析的起点。

一、《资本论》文本中的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

“梦想”是一种纯粹的、远离经验现实的理想人文诉求，只有将物质层面的限制抽象掉，“梦想”层面的东西才会澄明出来。因此，“思维抽象”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梦”展开解析的正确方法。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共通性的，马克思曾经在其《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对其解析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直接表述为“抽象力”。[1]（p8）通过抽象掉现代社会的各种物象形式，而澄明出理想的人文状态。在进行思维抽象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清楚一个难点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被我们抽象掉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不是人文性的东西？这是由抽象这一范畴本身的规定性所决定的，抽象方法就是抽掉非本质的东西，而留下本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呢？我们认为，有差异性的东西是非本质的，因为，有差异性的东西，就不是大家共有的，就不是本质的。物质性的东西肯定是有差异性的，因为物质性的东西，是现实经验层面的东西，是千差万别的，只有人文性的东西，才是经典、永恒和绝对的东西，才不会被抽象掉。因此，马克思对商品物象的抽象研究其实是一个人类梦想状态的发现之旅。①《资本论》中的这一人类梦想状态的发现之旅经过两步抽象才得以完成。在抽象掉了“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以及物的质和量等这些“与问题无关”的物质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找到了“物的有用性”，亦即“物的使用价值”这一规定性。但是，抽象到这一步，马克思并没有满足，因为“使用价值”这一范畴不是一个绝对的人文概念，其仍然具有较为“丰厚”的物质规定性，其内涵的理想人文状态并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所以，马克思要进行进一步的抽象。通过进一步的抽象，马克思抽象掉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这一现实物质层面的最终堡垒，使得“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如此“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幽灵般的对象性”等具有超验性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马克思称其为“价值”。“价值”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这决定了其与发展理想（梦想）这一人文状态存在不可割裂的共通性。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1页。

在《资本论》篇首，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思维抽象，发现“价值”这一经济的本质范畴。这一经济的本质状况也对应于一种理想的人文状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抽象劳动，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逻辑倡导的是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这一价值观。其对应的是一个理想的经济状态，理想的经济状态所对应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要进入一个这样的人类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马克思这个理想的人文状态，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对物质世界进行改变，因为，我们只有具备改变现实世界的能力，我们才能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是价值范畴这一理想经济诉求所对应的理想人文状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篇首所抽象出的这一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在整部《资本论》中并不是偶然存在的，其多次通过抽象掉某一物质规定性而达到某一理想人文状态，如马克思谈道，“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1]（p96）在马克思的这一表述中，其抽象掉了“生产资料私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使得人的发展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状态。再如，马克思谈道，“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 ”[3]（p349）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抽象掉了货币这一物象形式，剔除商品、货币、资本关系之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4]（p928）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物质生产劳动，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进入“自由王国”。[4]（p929）这是理想的人文状态，是马克思抽象掉商品、货币、资本等物象关系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个理想诉求必须要用思维抽象法才能达到的。如果用某一种思维具体层面的观点来否定这一思维抽象层面的观点无疑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长期以来，《资本论》一直被置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欠缺对其的深度人文学研究，从而使得我们很难领悟《资本论》的人文学层面的理论深意。通过上文中对《资本论》的人文学研究，我们能够发现《资本论》这一著作中所“潜藏”的人文理想，其这一人文理想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价值诉求。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从《资本论》文本中开掘出了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打造出来之后，我们再试图打造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

二、《资本论》文本中的社会发展的现实之维

马克思通过对各种物象形式的抽象，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理想人文状态。正如前文的分析，这一理想（梦想）状态的前提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由此可见，这一理想（梦想）状态中，是没有分工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的发展没有进入一个较高阶段之前，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需要进行分工，而分工的每一次出现，在带来劳动生产力提升的基础上，也推动社会走向现实，其集中表现为人的片面化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较大篇幅来探讨资本这种要素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对立。我们知道，当出现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p198）此时，抽象的人就具体化为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两种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这个范畴来表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现实利益对立关系。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会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而管理和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两种方式，所以，《资本论》在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率时，开始展开对管理和技术两种要素的研究，至此，人具体化为劳动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技术所有者、管理者四种人，人进一步走向片面。而当出现 “土地私有权”[4]（p923）这一中介后， 便又分化出一种人——土地所有者。马克思在探讨完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紧接着开始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为了能对现实流通问题展开研究，马克思将“资本一般”思维具体化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当其由三种类型的资本家来执行，就出现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工，相应地，人的分工也进一步精细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内部又要精细化分工。同时，各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其企业内部的分工也在逐步加深。分工的发展一方面确实带来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却制约着人的发展。其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分工使得人走向片面。对此，马克思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1]（p743）而工人的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1]（p420）工场手工业分工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1]（p422）资本的力量使得不是人驾驭分工，而是分工驾驭人。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制约的第二个层面，体现为分工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利益对立关系的研究是颇具功力的，比如关于劳动、资本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的研究贯穿于《资本论》三卷文本的始终。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隐喻了包含劳动的部门和不包含劳动部门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马克思是在考察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之后，才开始考察金融资本和土地经营资本。这说明，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和土地经营资本不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使得整个社会又出现了参与平均利润和不参与平均利润部门之间的现实对立关系。

通过思维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将现实具体的经验层面的东西逐渐加入到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从而使得理想（梦想）被“放松”，加入现实的利益关系，从而逐渐构建出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中，人文价值观念是负荷在现实物质利益之上的。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通过逐渐抽象掉物质利益对人文价值的桎梏，而释放出了绝对纯粹的人文价值理想。正如人有梦想一样，社会也有梦想。纯粹的、没有任何物质利益制约的梦想只能存在于超验理想（梦想）状态之中。真实的价值观都是受到现实物质利益的制约的，通过向绝对理想的人文状态中加入层层的现实物质利益的中介，理想人文状态逐渐走向现实，最终走向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实然状态。

问题分析到这里了，一个学术问题呈现出来：如何处理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功利主义学派认为，社会发展是现实主义的；人文主义学派认为社会发展是理想主义的。与这两派观点不同，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解决进路。

三、社会发展理想（梦想）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保持张力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是断裂的，如何整合理想（梦想）维度与现实维度从而在可能性的层面上实现 “中国梦”，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核心学理难题，这需要借助于马克思分析考察现代社会的核心哲学方法论——实践哲学方法论。马克思的这一哲学方法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形成，并成功地在其《资本论》中进行了验证性地运用。

马克思通过对传统哲学观的批判而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实践哲学观，并在这一实践哲学观的基础上构建出了其社会发展观。马克思之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观。一种社会发展观溯源于人类的人文主义理想，以人的发展状况作为社会发展考量的标尺；还有一种社会发展观溯源于社会发展的物本思潮，以财富的积累作为社会发展考量的标尺，近代，其与功利主义思潮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那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将资源最佳配置起来。在马克思之前，这两派思潮是独断的。马克思对这两派学说都是不满足的，其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2]（p54）旧唯物主义只从物本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发展，而失去了对人的价值的关照；而唯心主义却只从人本的角度理解社会发展，而放弃对财富的追求。这两种流派的社会发展观都是片面的，从而丧失了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对这两种社会发展观进行了扬弃，其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其通过实践哲学找到了两种旧发展观的合题。其认为，为了解决人的物质需求，我们需要改变环境，而在改变环境时，我们面对的是自然界，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同时，面对利益，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理性成为这一维度的核心术语，所以这个维度我们就将其称为实践的理性维度；另一方面，被改造的客体对主体应该是有意义的，是符合人的价值的，在这个层面我们面对的是人，人与物的最大区别是人存在一个具有意义的价值世界，所以，我们要按照价值世界的法则来安排这一维度，我们就将这个维度称为实践的价值维度。①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不同学者对其称谓不同，但意义相同。有学者如丰子义将这两个维度称为“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认为所谓历史尺度，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为标尺，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评价。所谓的价值尺度，主要着眼于社会发展现实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为标尺，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评价。可以看出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属于主体尺度。”（见丰子义著：《发展的反思与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90页）；有学者如何中华将这两个维度称为“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并对早期社会发展理论只重视理性维度的状况进行了批判：“早期的发展观以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化程度等物化指标作为发展的参照系，把发展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工业文明的发达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优越，偏重人对外部环境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反而忽视了人本身。”（见何中华：《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第62页）。虽然两位学者对这两个维度的称谓不同，但意义是相同的，而且与本文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本文中主要表现在社会发展的现实之维与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之维等范畴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中。其中，“理想（梦想）维度”包含在“价值维度”之中；而“现实维度”则包含在“理性维度”之中。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交替主导，相辅相成的。我们遵循理性维度，更好地改变了外在自然界，创造出了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同样，人得到更好的发展了，才能在面对自然界时，具有更强的力量。每经过一个回环，人就在一个更高的程度向自己的理想（梦想）生成。所以，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在社会发展中交替牵引，在平衡社会发展的现实与理想（梦想）的冲突中将人类向理想（梦想）状态牵引。

马克思的这一考察社会的哲学方法论，被很具体的运用到其考察现代社会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其很好地解决了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理想（梦想）与社会发展现实的平衡问题。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名著，只有一套逻辑体系，如《国富论》，其认为财富就是使用价值，但是《资本论》中包含两套逻辑体系，其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又抽象出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对《资本论》的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其内部逻辑不能自洽，存在冲突。其实，两套逻辑体系，恰恰是《资本论》的真正学术价值之所在，因为，人类确实面对物本与人本、现实与理想（梦想）的冲突问题。《资本论》最大的研究难点也是其最大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其很好地平衡了物本与人本、现实与理想（梦想）的冲突问题。其是通过研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相互制约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比如说，马克思在谈论商品的时候，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体。这里面包含了社会发展现实与社会发展理想（梦想）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量为人类所用，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这反映了环境被改变的情况。另一方面，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劳动时间，我们希望人类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就能满足人类所需，这样人类的自由时间就会越来越多，人类就越来越接近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梦想）状态。同时，价值分析强调是谁在付出劳动，却没有得到发展，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所以，这两者统一于“革命的实践”。[2]（p55）也就是要保持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之间的必要张力。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有所预示，他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p9-10）通过市场理性将资源配置到最佳状态，这类似于一个自然规律，这个阶段虽然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但是可以通过植入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以减轻和缩短分娩的痛苦。

具体来说，就是在效率不足时，我们应该注重分工，注重对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进而提高财富总量，彰显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当存在公平不足的时候，要强调人文理想，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强调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这两个维度辩证运动交替主导，使得人类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这一发展状态。所以，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交替引领，从而牵引人类向理想（梦想）状态演进。

四、“中国梦”个案

马克思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思维具体法。如果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理想（梦想）维度是思维抽象，那么其中国形态——“中国梦”就是思维具体，而由抽象到具体的中介就是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这一中介，使得“中国梦”不是一个绝对超验的状态，而是建立在现实地基之上的极具个性的社会发展之梦。

“中国梦”具体之处就在于我们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分工和技术的发展水平，这需要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这一竞争机制在极大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人的片面化发展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上的对立。这就为我国当前的“中国梦”的践行提出了一个颇具学术含量的课题：如何在以分工为主题的商品经济时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其实就是本文中提到的社会发展的理想（梦想）维度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体现。通过分析，能够发现这一矛盾在我国的存在有其全球普遍性，也有其中国的独特性。其全球普遍性在于，随着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全面生成，世界各国都面临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矛盾；其在我国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我国的这一矛盾是被容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之内的。这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我国解决这一矛盾进而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

从普遍性的角度看，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遵循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马克思曾经谈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2]（p55）环境的改变，说的是自然界的人化状况，也就是财富的增长状况，而人的自我改变说的是人的发展的问题。这两者的对立运动，牵引现代社会逐渐远离物化之维，而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运动。面临现代社会之痛，我们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以 “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p10）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都通过立法来节制资本逻辑，这是世界各国在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之痛这一问题的共识性解决方法。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节制资本实现社会发展理想（梦想）的路径上是有重大差别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提升人的发展的举措都不会远离社会发展的现实之维，这是由其资本主义本性决定的，其任何对资本逻辑的限制性制度规制都是在资本逻辑框架之内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通过节制资本的负面效应以主动诉求人的全面发展，而生成有个性的人。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制度保障，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差异。

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商品关系还需要长期存在。“中国梦”，是作为一种理念，牵引我们逐渐远离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走向人的真正发展的时代。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新近提出来的“中国梦”的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新近对“中国梦”的阐释的关键性词语都极具人文价值含量，如“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等。[4]这些表述，与马克思描写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的人类社会的梦想状态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理想的角度展开，要认识到其是逐渐生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绝对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2]（p87）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为实现超验人文理想而逐渐消灭现存不合理状况的现实的发展过程。在现代，其消灭的主要现实状况是各种物化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因为物化关系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一定要有一种生成论的视角。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梦”思维与市场经济理念在当前不但是不矛盾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自洽的。因为，只有利用市场机制将资源有效配置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利益对人文理想的制约。所以，对“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解析的核心思维就是在保持社会发展理想（梦想）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张力的基础上，通过物质财富的积累，从而将人从物质财富的制约中逐渐解放出来，并逐渐生成出有个性的人。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十八大以来新局面新风气新进展述评[N]人民日报，2013-11-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