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

张永红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二战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影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使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这导致了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主义的产生和环保意识的转变，并进而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环境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政治模式。本文拟对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及其对运动自身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而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修复机制。

一、美国战后环境运动的兴起

二战后，美国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导致了“富裕社会”的出现。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安全的实现，许多美国人开始追求“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向往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和一个清洁而健康的环境。这一时期，美国公众对环境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环境现状的忧虑。

1955 年，爱因斯坦和罗素联合其他科学家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禁止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核能的和平开发利用潜藏的巨大风险。人们意识到，核问题已经不再是“由专家来决定”的科学问题，而是“取决于公众意见”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1]（P42-43）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反对杀虫剂污染的斗争也拉开了序幕。随着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人们认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人类用来对付有害昆虫的技术最终竟对准了自己。这本书在半年时间里发行了50万册，引发了一场环境意识的革命，卡逊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的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批判和反省的社会气氛中，环境意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思潮，并推动了环境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环境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1952年到1969年，老牌环境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成员增加了近 10 倍。[2]（P105）成立于 1905 年的奥杜邦协会成员从1962年的4.1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8.15万人。同时，环境保护基金会（1967年）、“地球之友”（1969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1970年）等环境组织也纷纷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于环境问题、要求对社会进行变革的组织从数百个发展到3000多个。[3]（P32）1972 年，12 个最大的环境组织的成员数量达到 100 多万人，远远超过 1960 年的约 10 万人。[4]（P37）这表明，美国环境运动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泛了。

战后美国环境运动的群众性在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天，全美有2000万人、1万多所中小学、1500多所高等院校和全国各大组织参加了游行、示威和各种抗议活动。在华盛顿，学生们请旁观者将手放进油桶中，体验陷在浮油中的小鸟的感受。在佛罗里达，学生们谴责汽车污染，并象征性地掩埋了一辆汽车。在旧金山，学生们将石油倒入美孚石油公司办公室前的倒影池中。在肯特郡，学生们为“明天的孩子”举行模拟葬礼，预示了环境破坏的结果。[5]（P186）“地球日”以“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生在一天中的群众性社会事业支持行动”[6]（P24）而载入史册。

环境运动加深了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高，直到1965年，也只有17%的人将环境问题看作政府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而197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53%。[7]（P132）各类报刊杂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反映环境问题的文章增加了 300%。[8]（P218）仅 1968 年到 1970年的两年间，《纽约时报》上有关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量就翻了两番。[9]（P72）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生态”和“资源枯竭”（Resource Depletion）这些之前一般的美国词典中所没有的词汇开始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关注，人们不自觉地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环境保护利益集团，并在政府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运动表现出了制度化的趋势。所谓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就是指社会运动不再是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突发或偶然现象，而是成为一种常态的社会元素。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环境问题开始进入政治议程，成为当政者讨论的主题和法律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它旨在使人们的利益诉求以规范化的方式释放出来。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是一个随着这一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早在1959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民主党就承诺要在资源保护方面实现全面突破。肯尼迪上任后，在总统办公室成立了资源和保护咨询委员会，聘请专家指导联邦资源保护工作。约翰逊当政时期，政府更加关心自然的承载能力，把战后环境主义提高到了人文主义生态学的认识水平。他将保护和美化环境列入他的“伟大社会”计划，被认为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的最伟大的环境保护总统”。[10]（P11）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是工业污染，环保工作主要以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1965年1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水质量法》，要求各州在两年内建立水质标准。在约翰逊任期内，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艾森豪威尔时期用于水污染控制的拨款为2.12亿美元，肯尼迪政府时期翻了一番，约翰逊政府时期则达到了 8.47 亿美元。[10]（P4）烟雾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重大环境问题。1963年，国会通过了首个 《清洁空气法》，规定各州建立空气排放标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帮助各州治理空气污染。这个法案经过不断的推陈出新，框架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仍是美国空气质量保护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1970年到1977年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4项重要的环境法规。美国在整个70年代就几乎实施了涉及环境保护各个方面的管理法规，构建了美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为了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监督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时期制订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并成立了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的预算和人员在1980年分别达到了56亿美元和13000人，与1970年成立之初的4.55亿美元和 6000 人相比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3]（P36）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建立和完善了环境管理机构。总之，美国环境运动的诉求上升为法律和制度，使它成了制度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环境运动具备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环境组织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提高。随着美国环境立法的不断推进，环境组织的领袖们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华盛顿，以监督环境法规的实施。70年代中后期，“加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州长的当选和吉米·卡特的上台，使得环境政治在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中更加势不可挡”，[11]（P130）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继续扩大。 卡特将一些环保主义者吸纳进入国家环保局、内务部和司法部等政府部门，使环境运动的诉求直接介入了政府的决策。在他的领导下，环境保护主义者与行政部门密切合作，推动国会通过新的立法，并为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争取更多的经费。一位环保主义律师说道：“以前，我们控诉，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在，我们与助理国务卿共进午餐，商讨计划。”[9]（P1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主流环境组织在策略上更加强调实用主义了，它们推崇改良与合作，通过同政府及公司的谈判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发展。例如，环境保护基金组织与政府、商界和社团合作，寻找既能改善环境又不危害经济增长的现实途径。1985年，它说服联邦管理机构逐步减少汽油的铅含量；1990年，在它的努力下，美国在新修订的《清洁空气法》中将排污权交易制度化，从而建立起一种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1991年，它帮助麦当劳公司大量减少了快餐包装垃圾。它声称：“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转向法庭，但我们日益与商界、政府和社团进行着直接的合作，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12]这时的环境运动已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而且俨然成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运动这种潜在的反体制力量已经被囊括进入美国的制度本身。

为了成为制度内政治的有效参与者，环境组织也越来越职业化了，它们拥有了自己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律师团队，以及专业的资金筹集者、媒体顾问和成员招募专家。有些组织（如塞拉俱乐部和全国野生动物协会）甚至还通过出版事务筹集款项，并借以增进人们的环保意识。罗纳德·塞克评论说：“从执行官到低级雇员，环境组织都摆脱了业余的结构和形象，而代之以更加专业的外观”。[13]（P27）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环境组织开始在华盛顿设立办事机构，或者将总部迁往华盛顿，以便开展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1967年，塞拉俱乐部率先在华盛顿设立办事机构，成为最早从事政治游说的环境组织。总之，随着环境组织的发展和成熟，其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此，环境运动日益规范化和稳定化，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力量。

三、“制度化”对美国环境运动的影响

美国环境运动的制度化是环境组织长期斗争的结果，对于保持环境运动的成果、扩大环境运动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境运动的发展，导致了环境运动的分化，使环境运动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

首先，“制度化”使美国环境运动的成果和生态文明具备了政治上的保证。环境运动如果不能发展成为环境法规和相关制度，就只能流于风潮，环境运动的成果也就难以保持。今天美国社会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在环保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环境立法和一系列环保制度的确立分不开的。环境运动的制度化，使这一运动中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反映社会进步的思想元素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发起针对环境运动的反制运动（Countermovement）时，以主流派（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在美国环境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全国性非政府环境组织的总称）为核心的环境组织仍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通过政治和法律途径遏制了环境政策的倒退趋势。鉴于里根政府顽固的保守主义立场，环保主义者把工作重心放在国会方面，通过选举和游说来改变国会政治力量的构成，进而扭转环境政策的发展方向。在主流环境组织的推动下，国会不仅积极修订、更新和强化了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法案，而且还发起了新的立法倡议。这期间，环境组织的成员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很大的增加。从1979年到1983年，塞拉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34.6万人，自然协会的成员增加了一倍，奥杜邦的成员也增加了20 万人。[14]（P170）1988 年里根主政末期，有超过 90%的美国人愿意将自己称为环境保护主义者。[6]（P73）里根政府对环境运动的“反制”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因为，这时的环境运动已不再是要求进入体制内的外在力量，政治机构的封闭性对它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了。这表明，环境运动的制度化使运动的成果和生态文明具备了政治上的保证。

其次，“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境运动自身的发展。其一，环境运动的制度化意味着这一运动及其观念主张得到了社会的接纳，融入了资本主义的既有框架。在这种情形下，制度的创制和维护就成了应对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而这往往是环境组织和政府之间复杂的、长期的博弈过程。例如，美国环保局分别于1979年和1987年修改了臭氧标准和颗粒物标准，之后一直到1997年，美国肺科协会（ALA）才通过诉讼的方式，迫使环保局对这些标准再次做出修订。[15]随后，美国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又以宪法为依据废除了这些标准。2001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再次确认了这些标准的合宪性，但仍然允许诉讼人依据其他理由要求特区巡回法庭复审。可以说，美国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组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二，制度化了的环境运动对合作和改良的强调，磨损了它批判的锋芒。在现实斗争中，由于环境组织相对于政府和实力强大的公司而言力量还过于弱小，它们往往不得不学会妥协。例如，它们关注有害废弃物质处理设施的选择和汽车的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却并没有要求停止有害物质的生产和大量减少汽车的数量。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影响了环境运动的成效。1990年4月22日，美国迎来了第20个地球日，尽管活动的参与者达到2500万人，热闹非凡，但同20年前相比，这次活动明显缺少批判性，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它强调了个人责任，而对公司和政府却没有明确的要求，甚至没有提出环保立法的动议，因而受到了公司和政府的普遍欢迎，制度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其三，广泛的环保法律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制度降低了环境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在危机出现时，由于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可以为激变的社会生活确立相对稳固的规范基础，民众的疑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从而使群众动员也变得困难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剥夺了运动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一变革社会的最有力武器，使围绕环境问题的抗争不复以往的激烈和震撼了。

最后，“制度化”导致了环境运动的分化。随着环境运动的制度化，主流环境组织变得狭隘、官僚化，越来越像一些善于与企业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了。环境组织的领导层往往由职业官僚组成，他们更关心经费的筹集，而不是应对现实的环境问题。由此产生的不满导致了环境运动内部的分裂。正如塞拉俱乐部前执行官和主席迈克·麦克罗斯基指出的，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环境运动很显然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但是，当80年代中期激进的新派别出现在环境运动中时，这一点发生了变化。 ”[16]（P77-78）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环境运动制度化的结果，是人们对毫无生气的、妥协的、日益公司化的环保界作出的回应。戴夫·方曼是提倡“深生态学”的“地球优先”（Earth First）组织的联合发起人之一，他对那些“穿着职业服装、购买豪华的办公大楼、草率制订组织经营规划”的“新一代领袖经理人（Leader-managers）——促进制度化的人”深表不满。[17]（P138）与主流环境组织不同，“深生态学”运动的一些组织（如“地球优先”和海洋守护协会）常常采用抗议和公民不服从①如1985年5月，为了阻止威拉米特伐木公司的伐木行动，“地球优先”的成员采取了“树坐”（tree sitting，即坐在树上）这一公民不服从的斗争策略，“树坐”也被视为“地球优先”的行动风格。的策略实现它们更为激进的环境目标。

环境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新流派是基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问题形成的。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 County Protest）②如1985年5月，为了阻止威拉米特伐木公司的伐木行动，“地球优先”的成员采取了“树坐”（tree sitting，即坐在树上）这一公民不服从的斗争策略，“树坐”也被视为“地球优先”的行动风格。之后，许多关注少数民族社区问题的人士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中的种族因素。不久后，全美出现了众多争取环境正义的民间团体，他们就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参加市、县各级的听证会，也争取主流环境组织的支持。环境正义运动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它认为，主流环境组织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环境运动之后，已经逐渐“专业化”和“机构化”了，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一些“法律公司”和“诉讼及院外活动中心”，其兴趣主要是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上，因此和社区的活动及基层组织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环境正义运动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使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了一起。通过抗议和诉讼，环境正义运动在纠正环境风险分布中的种族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果说，环境运动的制度化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一个侧面，那么它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激进环境组织和抗议行动的兴起与共存。新的进步环境组织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环境运动制度化发展的结果。制度化代表了秩序化、教条化和僵硬化，而运动需要新的发展活力的推动，这时就会有非制度化对秩序和教条的突破；运动的这种自我更新往往又会再次被制度化 （这中间也偶尔会有不被制度接受者，成为真正的“异端”），陷入“制度化——（制度外的）自我更新——制度化”的循环运动之中。[18]而在这种运动中，环境运动的价值理念不断渗透到制度的设计、安排中，发挥其对制度的反作用。

四、结语

美国战后环境运动的历史表明，环境运动的价值观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及制度化，使环境运动的成果长期保持下来，扩大了环境运动的影响。再者，制度化改变了环境运动的斗争方式，导致了环境运动一定程度的分化，产生了更为激进的环境组织。但是，一旦社会运动被整合进入常态的政治参与，形成“运动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批判的精神就会遭到削弱，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就会大大降低。总的来说，环境运动的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这一运动及其观念主张得到了社会的接纳，表明了社会政治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制度力量对异己力量控制的加强。这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走向新阶段、寻求新发展的契机，有助于其自体生存能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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