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上将肖华的统战方略

◇ 文/叶介甫

肖华，人称“娃娃司令”，17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他还不足40岁，就我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在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不仅在军事指挥、军队政治工作上表现出超群才华，而且在中共统战工作的史册上，也留下精彩而又辉煌的篇章，成为他生命之旅中颇具风采的一页，他的政治才华令毛泽东、周恩来、罗荣桓等人刮目相看。

歃血结盟的年轻使者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之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一路攻占了西昌、越西、冕宁。企图阻拦红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一触即溃，望风披靡。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已进至金沙江一线，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因此，红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

为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左权率红二师红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担任佯动，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箝制和吸引富林的敌军;红一师红一团和军团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率领，任务是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以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此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年仅19岁的肖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带一个工作团，随选遣部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肖华任工作团团长。

从冕宁到大渡河，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残酷压迫，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加之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更不准汉人“官兵”进入他们的地区。如今红军要从这里过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就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工作团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又请到了一位“通司”(翻译)，以准备和彝族的首领谈判。

5月22日，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进入彝族地区之后，便遇到成群结队的彝民的拦阻和袭扰。他们有的手持土枪、弓弩，出没于山林草莽之中，聚众示威，摇旗呐喊；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棍棒，拦住道路，不许通行；有的竟然扒掉红军身上的衣服，抢走装备。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停止前进。彝民们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肖华指导着通司大声地向彝民们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是来抢劫和杀害彝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住宿。可是彝民们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正在混乱之际，突然，前面山谷入口处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驰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身披麻布，脸色微褐，年龄在50开外的彝人。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通司认出这人就是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肖华看解决问题的时机已到，便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答话。当小叶丹四叔得知红军部队的首长要与他谈话时，他欣然同意，并随即下马，挥退了集聚的人群。肖华等对他表明了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决不打扰彝族同胞。根据彝族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听了肖华等人的解释，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官兵”那样欺压百姓，抢掠烧杀的时候，疑虑顿消。特别是听说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对肖华等的提议欣然地答应了下来。为了表示信用，肖华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他，他也把自己的坐骑——那匹黑骡子送给了肖华。

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肖华非常高兴。他让工作团的其他领导陪同客人，自己扬鞭策马，直奔刘、聂首长。刘伯承、聂荣臻此时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苦思良策。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大家都喜出望外。刘伯承毫不踌躇地上了马，充满信心地去担当拜盟的主角。

按照彝族的习俗，刘伯承即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并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使红军安全地通过了彝民地区，为顺利北上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镇营地，给予热情款待，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从此之后，这支武装一直在彝族地区活动，坚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肖华作为这次献血结盟的年轻使者，也同刘伯承的英名一起，深深镌刻在彝族人民的心碑上。

舌战沈鸿烈

1937年8月，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命令肖华率领一批干部队去冀鲁边，组织东进纵队，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开创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

当时，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的机关所在地，也是沈鸿烈同八路军争夺的焦点。沈鸿烈委派的县长牟宜之，政治进步，思想开明，倾向抗日，同沈鸿烈有很多矛盾。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冀鲁联防”，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决定亲自去见沈鸿烈。

10月底，肖华带着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轻骑简从，直奔惠民县城。沈鸿烈是清末秀才，又在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当过张作霖的航队司令和国民党的青岛市长，阅历颇深，老奸巨猾，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他以为肖华不过是个20岁的“娃娃司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肖华和牟宜之到惠民，就被迎到省府所在地的文庙大厅里。厅外的台阶上下，站着几层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森严。沈鸿烈和他的秘书把肖华让进大厅。厅里酒宴早已摆好，入座后，沈鸿烈慢条斯理地说：

“早在肖司令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时，鄙人就闻过大名，今日晤面，实为荣幸。来，为肖司令诸事如意干杯！”

肖华不卑不亢地答道：“我也早闻沈主席大名，今日专程来访，共商抗日大计。我提议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干杯！”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就把会见的来意引入正题。

沈鸿烈干笑了两声说：“共商抗日大计，不敢当。沈某想看看贵党贵军的抗日战线，听听肖司令的良计妙策！”

对于沈鸿烈这种半是嘲讽、半是奉承的话，肖华冷静地回敬：“沈主席客气，应该领教你的高见。至于战绩，我可以马上派人造表通报。目前我们在津浦一线开展了破袭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还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日准备条件。”

对于肖华的回答，沈鸿烈话锋一转：“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敝省近年多灾，百姓负担很重，贵军粮饷很难筹措，还请前往河北征粮派款……”

不等沈说完，肖华就义正辞严地说：“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召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仅隔一年，沈主席不会如此健忘吧！”

肖华的反击，使沈鸿烈无言以对。肖华接着说：“在这民族存亡之际，我炎黄子孙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我们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

沈鸿烈听到“统一战线”几个字，冷笑说：“统一，是不是要把各路人马都统一到你八路军的麾下？”

肖华正色问道：“沈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鸿烈的秘书长狡黠地说：“听说，贵军吃掉了一些地方部队……”

肖华坦然说：“对于破坏抗日的汉奸武装，对于助纣为虐的害群之马，理应除掉！”

在旁静观这场舌战一直没有说话的牟宜之忍不住了，他插话说：“是啊，那些汉奸土匪冒充‘司令’，伪装抗日，他们不打日本人，只知道鱼肉乡里，老百姓谁不恨得咬牙切齿。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

“来，上酒！”沈鸿烈一声吆喝，打断了牟宜之的话，他骄横地说：“倘若有人借用抗日名义，私自积累兵力，扩张地盘，那又居心何在呢？”

肖华回答：“沈主席大可放心，我党我军光明磊落，真诚奉行国共合作方针，一切皆从抗日出发。我们收复的，都是贵军遗弃、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这些失地，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

最后，沈鸿烈摆出省主席的架势，蛮横地说：“不管怎么说，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华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各界民众的支持拥护。”他转头向牟宜之问：“牟县长，我们有什么使你感到为难和不便吗？”

牟宜之连连摆手说：“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

席散后，沈鸿烈又把牟宜之留下单独谈了一阵。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说：“沈鸿烈为了拉我，玩弄手腕，私下封我为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掉我这个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辞谢了。”

肖华说：“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的真正意图，是想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是指向我们挺进纵队的。”牟宜之望着肖华点点头，对肖华的敏锐观察和正确判断深为钦佩。

沈鸿烈谈判未占上风，过了几天，又以“洽商政事”为名，带着一个营的卫队，坐着汽车，气势汹汹地来到乐陵，要强行带走牟宜之，另派一个顽固分子来当县长。肖华当时以“有事不在”为借口，躲开了沈鸿烈，避免与他直接冲突。当汽车开到乐陵南关时，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团团围住。表示“拥护牟县长主持乐陵！”“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沈鸿烈一看众怒难犯，无何奈何，只好从汽车上把牟宜之放下，群众这才让出一条路来，沈鸿烈急急忙忙坐汽车溜走了。在肖华同几个领导人的精心谋划下，沈鸿烈来乐陵的企图也是落了空。

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沈鸿烈不同，他收买了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他枪枝弹药，妄图用武力消灭八路军，侵占盐山一带抗日根据地。肖华和纵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向盘踞在盐山大赵村的孙仲文部发动进攻，消灭了这伙反动民团。

至此，沈鸿烈和鹿钟麟的“冀鲁联防”宣告破产，他们的“软硬兼施，南北夹攻”，被我军针锋相对，各个击破。后来，又争取团结了国民党军吴化文、高树勋等部的合作共同抗日。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挺进纵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救危解难的“娃娃司令”

1945年10月，“双十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起邯郸战役，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在前线马头镇率部万余人举行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树勋将军为什么会成为解放战争初第一个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呢?这还要从抗战初期他在与人民军队之间发生磨擦的过程中认识肖华、进而认识中国共产党说起——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与作战，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反共的“冀鲁联防”被粉碎，党政军各级组织陆续建立和健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民党当局不肯善罢甘休，调第1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企图制造磨擦，把八路军赶出边区。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身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肖华当即召集军政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根据有关情报和已掌握的情况，认为高树勋有团结的可能性。他早年给刘伯承当过副官，政治上也倾向于抗战，并且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龌龊很深。这次蒋介石派他前来，是想利用他(盐山人)以乡士情谊笼络人心，争取群众，孤立和排挤我军，但又怕他与我军靠拢，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马皋如任高军的政治部主任，以监视他的活动。这说明他处在不受信任、遭人排挤的地位。会议还认为，只要我们遵照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对高树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但同时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反共顽固派挑起的磨擦和冲突。会议最后做出几条决定:一是以主动的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在可能的条件下，协助高军搞好粮草供应；二是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是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不能粗心大意。

11月下旬，当高军进入鲁北时，挺进纵队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持着大幅标语:“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欢迎爱国爱乡的高军长!”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热情友好地致欢迎词。会后，肖华把刘伯承师长派人专程送来的亲笔信转交给了高树勋。刘师长在信中恳切地劝诫他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沦为人民的罪人，遭国人唾骂。

此后，肖华等纵队领导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这些工作，使高树勋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表示要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为使高军中下层官兵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征得高树勋同意后，肖华亲带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去作报告，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肖华在高军第13团作报告时，把中共的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鼓动性很强，在官兵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作完报告回来，官兵们沿街跟着他走，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八路军真有能人!肖司令多年轻!”“讲得在理!”“共产党就是行!”通过工作，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高军许多官兵的拥护。

但是，反共顽固派也没有睡大觉。为拉拢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大舅子刘松龄为宁津县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状，随后又组织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二政权”，专门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高树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共顽固派越加明目张胆，并在宁津制造了袭击抗日县政府的事件。肖华等纵队领导敏锐地意识到，马皋如等人显然要挑起我们与高军发生冲突，以坐收渔翁之利。经讨论决定，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树勋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这伙土匪，给反共顽固派一个迎头痛击。

为争取高树勋，在采取行动前，肖华亲赴高树勋驻地，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他，要他警惕，指出他们策划的“二政权”是反共反人民的。

高树勋面对眼前这个22岁的“娃娃司令”含糊其词，不肯认错，反而辩解说:“宁津、沧县等县长都是经鹿主席亲自任命的，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因贵政府未经当局任命，他们一时操之过急，可以谅解嘛!”肖华愤然站起来，大声说道:“高军长，这是什么话?当初芦沟桥枪声一响，你们那些‘名正言顺’的大官老爷们哪里去了?千万人民的生死、国家民族的危亡弃之不顾，却争先南逃!我们八路军抱着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奋战于敌后，收复失地，建立民选的抗日政府，拯救人民。请问高军长，这错在哪里?如今，后方局势稍稳，你们又来‘名正言顺’搞接管了，甚至不惜怂恿暴徒袭击我抗日县府，枪杀我抗日人员，难道这竟是高军长的意思吗?”

一番话问得高树勋哑口无言。他连忙摆手，要肖华坐下，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我也不知情，萧司令请息怒，请息怒……”

肖华回来后，挺进纵队按原定计划端了保安队的老窝，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使高树勋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和斗争原则。但最使高树勋感动的，还是肖华在危难时刻侠肝义胆，真诚相助。

1939年7月11日深夜，日伪军1000多人，携带八二炮4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0多挺，分乘20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高树勋军部的驻地宁家寨。次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发起进攻，高部拼死抵抗。日军来势凶猛，火力很强。高树勋急令周围部队赶来救援。但他的外围部队一碰上日军拦击，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但两次突围都被日军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

到了下午，日军见高树勋顶不住了，就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拒绝投降，一边下令部队死守宁家寨，一边向国民党土顽吴桥的张国基、德平的曹振东发报求援。但张、曹为保存实力，装聋作哑，袖手旁观。

高树勋眼见张、曹见死不救，只得向远在南皮的挺进纵队求援。

肖华接到高树勋的求救电报，立即下令部队驰援宁家寨。晚上8点，肖华亲率部队出发，经过50里的急行军，于深夜1点左右赶到了宁家寨附近。

宁家寨的四周，日军燃起了数十个火堆，刺刀在火光中闪闪发亮。肖华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敌人以为大部队来了，在南面和挺进纵队一交火就乱了阵脚。肖华指部队及时发起进攻，指战员们勇猛冲向敌阵，日军当即被撂倒不少。高树勋见救兵已到，也下令部队出击。日军腹背受敌，又不明虚实，急忙撤兵而逃。

这一仗，肖华率挺进纵队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在抗日救国军队中，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真诚相助、可以依赖的，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由此，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八路军的看法。他一见肖华，就上前拉住他的手不放，连声说:“谢谢，谢谢萧司令!……

贵军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不浅，教益不浅哪!”

解放战争初，他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第一个率部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与肖华同他的交往是有很大关系的。

“心战为上”的杰出导演

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久困长围和强大心战攻势之后，长春守敌第60军光荣起义；随后，新编第7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先后放下武器。此次战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约10万人，其中中将3名、少将15名，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的部队先后起义和投城的先例，古城长春也兵不血刃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一辉煌战果，首先要归功于中共中央军委作战指导方针的英明正确，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肖华作为这场心战执行导演那高超娴熟的指导艺术。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攻打民春。肖华所在的辽东军区机关改编为东北军区前方第一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5月下旬，肖华和萧劲光率该指挥所由通化乘汽车北上，27日进到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担任指挥解放长春的光荣任务。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于6月15日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困久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二肖”摩下的十万大军开始向长春附近调集，并进行扫清外围战斗，占领了长春守敌赖以空运的大房身机场，从此，长春完全陷于东野的包围之中。

长春是一个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8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奉命固守长春，提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刮粮食”的方针，其兵力有新编第7、第60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10万人。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肖华在会议上作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阐明发动群众封锁长春的重要性，针对守敌嫡系与杂牌之间互相排斥，矛盾尖锐，供给断绝，困难日增，士气低落等特点，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要求“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会后，一个大规模的瓦解敌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对敌喊话、散发传单、打宣传弹、阵地联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攻势，开设了蒋军投诚官兵接待站，发给投诚官兵优待证，按照党的政策和本人意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留的转送后方留守处。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效地涣散了敌人的军心，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城内守敌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托枪，由个别到整建制地逃出城来向我军投降。从6月底到9月底的3个月内，共接收国民党军投诚官兵1.37万人。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派人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特别是对原属云南部队的第60军的争取。肖华在为纪念长春解放40周年专辑所作的序言中还十分清楚地回忆到:长春战役期间，我们“在瓦解敌军工作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滇军的历史情况和现状，针对蒋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以及军队‘兵随将转’的特点，利用矛盾，主动接近，大力争取滇军爱国将领，力争滇军整师、整军反蒋起义。并派遣负责滇军工作的刘浩同志作为我军正式代表，先后几次进入吉林、长春，到第60军会见暂21师师长陇耀等人，对他们晓以大义，讲清形势，宣传政策，陈明利害，指出前途，策动和联络起义。

原滇军将领后任我东北军区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冲同志和海城起义的原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等同志，也多次给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信，指出他们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前途，劝说他们选择适当时机，采取正义行动。为了争取60军，我军多次把俘虏的60军官兵，经过短期教育后，及时释放回去；我吉林省军区遵照东北军区的指示，将60军逃离吉林时没有带走的家属、小孩100余人和被俘的军官200余人，在做好工作后及时遣送长春。东北军区从哈尔滨‘解放团’挑选了一批经过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关系较深，又在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60军被俘军官张秉昌、李峥先等同志，以放俘形式，派遣他们回60军做工作。

这些被俘军官和家属回60军之后，在官兵中都起起强烈的反响，又经过他们现身说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澄清了部分官佐的糊涂观念，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进一步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对分化敌人，瓦解士气，起了积极作用。”

1948年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9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同一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10月17日，经过积极争取的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军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0月19日，陷于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至此，被围困了5个月的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这一战役作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围城战役的胜利，也充分展示了肖华同志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华和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