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岛到大学城

2014-12-17 16:55滕威
天涯 2014年5期
关键词:大学城小岛艺术家

滕威

从小岛到大学城

滕威

2005年夏天,我毕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在一所大学开始教书。我任教的大学一校三区,其中一个校区在大学城。2004年9月,大学城已经投入使用;我来的那一年,恰好是我们学院从校本部整体搬迁到大学城。可以说,我的职业生涯是在这里开始的。

广州大学城与国内其他大学城不同,它坐落在一个四面环珠江的小岛——小谷围岛上。第一次到大学城,感觉距离市中心好远,而且十分不便。只有一座高架桥和一座为方便工程建设临时搭建的便桥与广州市区相连。除了少数几条公交线路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出岛。但是一旦登临小岛,心情顿时明朗,绿草如茵,树影婆娑;一座座充满现代感的教学楼、宿舍楼排列整齐;空气清新宜人,相对于嘈杂溽热的广州城,这里堪称天堂。尽管从燕园的“一塔湖图”走过来,还是真心庆幸自己能在如此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工作生活。

日子不用太久,三天之后,对窗外美景开始有些不以为然,看了一周,竟有些心生厌倦。因为环境虽好,但不见参差,不见错落,景观充满人工的刻意与匠气。除了教师学生、零星的环卫和物管工人,整座岛过于空旷僻静。而且什么都是崭新崭新的,马路、天桥、高楼、公交车站,甚至花草树木,还有人。偶尔一次散步,登上教师公寓南面的小山,邂逅一位正在种菜的农妇,她告诉我,她是负责看守古墓的。“古墓?”我不禁好奇,大学城的前世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这座小岛到底蕴藏着多少秘密?后来在北亭村的一家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关于小岛的历史书,才令我对它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小谷围岛,占地虽只有二十平方公里,但历史悠久,一直被视为风水宝地。我路过的古墓,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皇帝陵。岛上遍地古迹,百年历史的民居古巷、宗祠书院随处可见,此外还有明代的渭水桥,林则徐修建的古炮台,黄埔军校的演练场等等。此外,小岛由于四面被水箍住(据说岛原名“小箍围”),因此岛上的文化自成一体,而且传统一直得以延续。每一姓氏的宗祠文化,各种神庙,还有自梳女的姑婆屋……在大学城破土动工之前,岛上没有任何工业,男耕女织,捕鱼种菜。岛上没有超过五层高的建筑物,曾经被视作广州“最后一块诗意栖居之地”。但是“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那里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岭南民俗民风特色浓郁的民间文化,大部分将化为灰烬”(《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3年6月12日第四版)。

1994年开始,海内外一些艺术家来到这里,得到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之后,开始在此修建私人别墅和工作室。广东省十大国画名家中就有五位进驻小谷围艺术村,到2002年,小谷围已经有一百六十五座艺术家别墅,据说“风格各异,无一雷同。每处建筑都是屋主们根据各自的审美理念及工作习惯进行设计的,就连花园中的一草一木也‘配合’得天衣无缝……”小谷围艺术家村一时名声大噪,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由艺术家群体自发组建的档次高、艺术家人数众多的艺术创作社区。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各家主人创作的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书法、篆刻、摄影、装置等作品,还可以欣赏到他们的建筑理念、室内装潢风格、家具陈列特点以及园林格局、花卉养植,甚至还能与主人切磋技艺”。但是政府选址小谷围岛作为大学城建设地之后,一纸文件就收回了艺术村三个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要求这些刚刚拿到房产证一年的屋主“须于2003年8月29日起至2004年4月29日止拆迁完毕,以腾出土地兴建高等学校”。艺术家们四处奔走,动用海内外一切舆论、法律甚至更高层的力量抵制,但几个月之后,一百六十五座艺术家们用尽心血和积蓄设计建设的屋宅全部被推倒。大学城为什么不能与艺术家村共存?这是艺术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很多艺术家就是即将落户大学城的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他们曾经提出将广美与艺术家村融为一体的建议,但政府始终不肯采纳,声称规划是数百专家论证过的,不能随便改动。但根据曾经参与规划论证的上海同济大学李铮生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专家们在讨论岛上规划时,有关部门没有介绍艺术村的情况,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艺术村的存在。

当我们这些大学城的新住户踏上小岛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岛上曾经有过这些历史,这些建筑,这些纷争,只看到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城。但是人是流动的,大学的城墙并不能将人群完全区隔。日常生活中,在同清洁工人的攀谈中,在去村子里买菜与村民的聊天中,我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他们道出仍然鲜活的小岛记忆。一位北亭村的老大爷曾经指着西五路大学城2线的公交车站对我说:“这里原来是我家,这个站牌就戳在我睡觉那屋衣柜的地方。”小岛上原有六个自然村,北亭、南亭、贝岗、练溪、郭、穗石。其中北亭、南亭、穗石三个村子因为地处小岛边缘,因此只是部分拆迁,存留的村子中依稀可见旧日迹象,比如那著名的石桥。而地处岛中央位置的贝岗村变成城中村,郭、练溪两村则被全部拆除。著名的练山溪水,霍英东的祖籍,荡然无存。在旧地上建起一座簇新的大学城博物馆,用专家们的话叫作“易地迁建”。通俗地讲,就是把你们家几百年的祖宅拆了,然后换个地方给你盖个新的、外观一模一样的。大学城博物馆里有十几座以此法“复活”的文物建筑,霍家的“霍氏大宗祠”是大学城博物馆建筑群的核心,练溪村只有它没被拆。郭村的所在地现在是中心湖,它是被拆得最彻底的。

根据各个村民的叙述,六个村子的拆迁改造工作并不顺利,但是连那些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家们都没能保护住自己的房产,就别说这些没有话语权的村民了。在拆迁过程中,他们也曾向媒体求助,但没有一家媒体能成功拍摄到野蛮拆迁的画面。我们只能从村民的访谈中,听到“警犬”之类的细节,从村民们拉起的标语中看到“直升机”一类的字眼。即使大学城已经投入使用,南亭千倾坊、郭大祠堂仍聚居着不愿离开、继续抗争的村民们。记得在南亭村曾经访谈过一个小女孩,小岛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但突然有一天她的家、学校和乐园就“沧海桑田”,就再不属于她了。小岛变成了大学城,所以岛上原有的不是大学的学校撤的撤,并的并。现在她读书,要走很远的路。有一天学校组织春游,主题是“大学城一日游”,她因此得以仔细“参观”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地方。郭村的一百多户村民在大祠堂里面“济济一堂”,尽管停水断电,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家园里。他们在中心湖边耕种,我和妈妈经常去他们的地里买菜。祠堂门口残存的青石板路和他们破旧的简易棚屋形成鲜明的对照,棚屋的屋顶铺盖着他们从大学生们各种文体活动后扔下的防水海报,花花绿绿,五花八门,但很多是大牌赞助商的,比如NIKE、P&G,每当看到此景,都颇感怪诞,也很酸楚。尽管村子已被拆,但村民们还是把一块写着村名的红布认真地绑在大树上,执拗地宣称着自己的存在。抗议的标语每年都换“抗议……拆迁×周年”,我没有看到“六周年”。2009年11月的一天,中心湖附近高校的一些学生干部收到这样一条短信——“一,广州大学城25、26日政府出动人员清理中心湖区非法居民,为保证大家安全,请勿到中心湖区,谢谢!二,告知宿管留意本栋人员,防止居民混进本楼,发生意外。责任重大,请大家认真对待。”当天,据《中大青年》的现场报道,留守村民的棚屋全部被拆,村民被驱赶,祠堂周围被用两米半高的蓝色铁栅栏围住。近百名村民带着被褥等行李滞留在一所大学的草地上,后来又有五十名左右的村民试图进入另外一所大学集体自杀。但这些行动在带着警犬的武警面前是没有意义的。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土地上成为了“非法居民”,惨遭驱逐。这就是郭村留在大学城的最后一抹记忆。很快,一座长得像巨蛋的亚运场馆建成了,接着,亚运会开幕了。

亚运会的举办是大学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其实一年前也举办过大运会,算是亚运会的一次彩排吧。亚运会前,大学城内存留的村子外围全部被用高达六米的灰色铁皮墙围避起来。无论此举初衷是何意,带来的视觉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无论你穿行于大学城内还是驱车驶过高架桥俯瞰城中,都不会看到那些自然村,而只能看到大学,六米,高度刚刚好。更重要的是,为了办好亚运会,政府加大了投入,大学城周边及城内的道路、景观得到一次全面翻新。与我刚到此工作时相比,现在地铁公交网络发达多了,而且新开通的隧道极大地缩短了车程,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天河。

亚运之后,大学城的价值才真正喷发出来。似乎一夜之间,豪宅如雨后春笋般,满眼皆是。2008年房市低迷的时候,政府拿出一块地试水,一家小公司三千多元一平就到手;2009年,连推四块地,均价已经接近每平米八千元;亚运前后,大学城楼面地价超过每平米九千元的就有九块,四块地先后刷新广州“地王”记录。2011年起,大部分楼盘开始预售,以大户型为主,低密度板式楼,一套房没个两三百万想都不要想。眼下,每平米均价正在逼近三万元。“在大学城里生活,可以早上在晨光中感受健康与清新,在大学饭堂里重温那青春年少,在小洲村的果林里体验丰收的喜悦,到广美美术馆里鉴赏大家之作,在小洲艺术区体会艺术的魅力,在广东科学城的IMAX电影里体悟闲适情怀。”这段地产广告中描绘了所谓“新贵族主义”的幸福。到这时,我才有些明白从小岛到大学城,其实还不是终点,终点是“新贵族”的领地。

大学城建成近十年,传说中的教师公寓未见一砖一瓦,传说中的配套幼儿园还在图纸上。小学从今年开始招生,面向的不仅是大学城教师子弟,还有豪宅业主。一所重点中学早已运营,面向全市招生。十所高校近二十万学生入驻这个没有一点校史文化痕迹的新城,除了广州大学之外,每个大学都被分裂成不同校区。大学老师九成是“走教”,打铃进教室,下课就跑路,因为要赶班车。最苦的是我们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自嘲),教书就在大学城,有的学校虽然有少量教师公寓出租给教师,但因为没有配套教育资源,一旦小孩开始读幼儿园,就要回学校本部自己租房,每天如丧家犬般来回奔波。大学城里的房子我们根本买不起。去年有消息说,政府终于决定开始建设教师公寓,但仔细一读新闻报道,原来除了一期八百套在大学城内之外,二期两三千套选址新造镇,与大学城虽一江之隔,但距离城市更远更偏,是纯粹的郊区地带。而且大学城教师公寓缺口近万套,乐观想象一下,也许我在退休之前能够住上。

在此之前,这还是一座只有学生没有先生的大学城。

几乎每年的政协会议上,都会有来自高校的代表质疑大学城建设问题,有些声音还非常尖锐。比如一位华工的教授指出:“当初以大学城开发的名义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但是现在把农民赶出去了,却换成一批跟大学无关的人住在里面。”虽然2004年3月14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同时也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其实,大学城建设之初,无论是从农民还是从艺术家手中征地的时候,“公共利益”都成为一把令箭,也成为各种野蛮拆迁的遮羞布。谁能担得起阻碍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罪名?但今天,不断批卖商业住宅用地,医院、中小学、岭南印象园、广东省科学中心……大学城里的一切配套都有利于房地产。在这个盛产“传世大宅”的“豪宅之岛”,大学不过是点缀,不过是地产广告中闪光的意象。正像广州新博物馆、新歌剧院、新少年宫也“装饰”了珠江新城里新贵们的文化—资本梦一样。大卫·哈维早就说过,文化已经变成“引诱资本之物”,城市调动起文化,目的还是赚取更多资本。

坦白讲,作为大学城最早的“居民”,我亲身经历了大学城的发展过程,它的确变得越来越成熟、繁华、便利,比市中心空气更好,景观更美。毫无疑问,随着豪宅的陆续竣工入户,大学城的规划与管理会日渐“完美”。“后亚运时代”的大学生们不会知道小谷围岛的前史。看看每年毕业季网上流传的“大学城大学生必做的十件事”——1.到贝岗吃小吃;2.在内环、外环乱转;3.至少吃过两所大学的饭堂;4.到广大商业中心逛街;5.漫步中心湖;6.挤381公车;7.谈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8.去瀛洲烧烤;9.吃过半价M记;10.听过那熟悉的声音:下一站,大学城北!也许还有第十一件,以后在大学城买套房。大学城就是全部的历史与现实,似乎那些村民、那些祠堂、那些艺术家们从未存在过。如今,大学城与村子“和谐共生”,不再有抗争。曾经到处悬挂标语横幅的南亭村,现在是著名的艺考生聚集地。每个狭仄的出租屋都住着六七个来自全国各地希望挤进广美的艺考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大学城吃大学生。餐饮、住宿、培训,带动着村里民居的房价。另外一个主要的生意来自摩托车拉脚。因为小岛太大,岛内公交不够发达,也很难遇到出租车,且地铁站建在离楼盘而不是学校最便利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搭乘摩托车接驳。按规定,大学城内不允许骑摩托车和电动车;老师们为了方便生活,自购的电动车被警察看到都是不由分说地没收。但摩托佬们却在大学城“长治久安”,而且车费越来越贵,远超出租车。不过,像摩托佬这些住在村里的居民大多是外来捞金的租客,已经很少有原住民了。

那些失地的原住民已经被资本的洪流冲散,自生自灭了。当初他们成为大学城里的钉子户,除了故土难离,更多的是无奈。有些是因为征地赔偿款迟迟不到位,有些是因为到手的钱不够支付在新安居点的购房款,对农民而言,失地就是失业,就无法生存。空有一张城市户口有什么意义呢?

在大学城建成四年后,与小谷围岛一江之隔的官洲岛也难逃拆迁魔爪。2008年10月15日前,这个始于宋代的村落全部拆迁完毕,开始它的“新生”——广州国际生物岛。2011年7月生物岛对外开放,除了零星的大楼之外,岛上空荡荡的,人烟稀少,在岛上行走,常有阴森诡异之感。后来政府倡导“绿道”,这个没有人居住只有新修的道路的小岛成为城市中产周末休闲的又一好去处。那些村民按照报纸上的报道,被“腾笼换鸟”,搬到仑头过上“幸福的城里生活”了。

与此同时,与小谷围岛相邻的几个村寨也都在政府的新规划中。近两年讨论最多的是,对广州南肺——万亩果园的改造,建设湿地公园的规划日渐浮出水面。去年征地已经开始,尽管很多学者反对,认为大量果树消失,代之以草坡、花卉、灌木、乔木等景观植物,果园变为人工园林与人工湿地,这是有违生态科学的。但在环境专家、生态学家与城市管理规划者的博弈中,后者毫无悬念地胜出,而且还意欲申报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从小岛到大学城,从古村到生物岛,从果园到公园,不仅广州,不仅中国,许许多多的城市在蚕食或鲸吞着周边的土地、人、文化、生活。世界越来越城市化,城市越来越同质化。城市景观日益清晰整齐、理性功利,但每一次的规划建设都以对原住民的迁移甚至驱赶开始。居伊·德波称之为“完美的”分离,在他看来,景观不是形象的集合,而是由形象从中斡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说白了,一座城市呈现怎样的景观,不是由概念决定的,而是由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博弈决定的。或更直白一点,“景观就是资本”。

CBD的规划者鼓吹城市意识形态,郊区别墅的开发商宣扬田园主义。在权力与资本合谋的语境中,都市、国际、桃源、生态、人文……这些概念都是空洞的能指,它们的所指可随意填充。在城市景观瞬息变换的激流中,如何不被这些概念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诱服或绑架,如何保存多元的文化痕迹与记忆,如何寻回并激活被驱逐被无限边缘化的原住民们的能动性,恐怕是今日城市文化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

滕威,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边境”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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