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自然 ——论卡尔维诺作品中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观

城市与自然
——论卡尔维诺作品中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观

岳芬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摘要：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以生动的形式展现了人类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精神历程。在他的小说中，城市既是重要的元素和组成部分，也承载了作家的精神旨归。卡尔维诺对城市以及居住于城市中的人的描绘，在思想上为新的文学批评范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卡尔维诺的作品是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一次生动阐述，他作品中的城市意象包涵了丰富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思想。

关键词：伊塔洛·卡尔维诺；建设性后现代生态观；城市；自然

收稿日期：2015-05-24

作者简介：岳芬(1983—)，女，山西太谷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跨文化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19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4-0087-05

Abstract：Italo Calvin’s works lively shows the spirit course of human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In his novel, city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and elements, but also carries the writer’s spiritual orientation. Calvino’s depiction of cities and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new literary criticism paradigm in thought. The works of Calvino vividly elaborate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city image is full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thought.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学语言、小说结构以及作品思想等方面开创了“独特的后现代风格”[1]。他向世人展现了他的洞察力和宽广的视野。他的作品以生动的形式展现了人类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精神历程，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手段建造了一个与现实息息相关、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完美世界。在这个独特的奇幻世界中，城市既是重要的元素和组成部分，也是承载卡尔维诺思想和精神旨归的所在。

卡尔维诺对城市以及居住于城市中的人的描绘，在思想上为新的文学批评范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试图在后现代精神中寻找某种解决的可能。他的思考同后现代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哲学层面，它们为卡尔维诺对城市的塑造和思考提供了佐证，并支持了卡尔维诺对未来的预见。在卡尔维诺看来，城市最终应当向精神生态复归。城市实体及其存在的意义不应当高于自然精神之上，相反，城市的精神性存在才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真正归宿。同现代科技和理性相比，精神生态也是解决城市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

城市的自我消解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危机是深重的，卡尔维诺详尽地描绘了这一危机。从远古城市到现代都市，城市的外在规模不断膨胀，内核却在逐渐变得空虚、脆弱和萎缩。现代城市更像是一个个逐渐扩大即将爆炸的气球，欲望几乎要将其压垮，城市居民也在不可自拔的沉沦中每天都过着惶恐的生活。向祖先存在方式的复归,成为卡尔维诺小说塑造城市意象的基本方式，这一方式具有隐喻的性质和精神的内倾趋势。

就像菲朵拉城那样，现代都市的存在状态原本包涵了多种可能性，但实际建成的城市却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在每个时代里都有某些人，看着当时的菲朵拉，想象着如何把她改建成理想的城市，然而当它们制作理想城市的模型时，菲朵拉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城市，而是那个直至昨日还是坑的未来城市，也就只能成为玻璃球里的一件玩具。”[2]31

一

卡尔维诺的作品趋向于后现代的思考模式，他甚至不断地尝试改变小说的叙事结构来配合思想和观念的转变，其目的在于为城市寻找一个最佳的存在状态。他在祖先的城市中搜集到一些可行的经验，为现代城市勾画出回归自然的路径，他希望能够建造一座摆脱沉重欲望的轻盈之城，如同一座蜃景之城。

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卡尔维诺的思想显得不合时宜，他几乎否定了现代都市文明引以为豪的各种骄傲和成就。但是，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那里，他的思想却找到了知音。例如，大卫·格里芬等人在现代文明重构等方面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思想，这些观念对于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塑造的城市意象来说格外重要，他们为卡尔维诺作品中的城市提供了更多、更为合理的可能性空间。

卡尔维诺希望找到某种方式来解决城市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和一些现代城市社会学家不同[3]，卡尔维诺将他的视野转向“祖先之城”——祖先的生活方式为处在危机(尤其是精神危机)中的现代生活提供了借鉴。相应地，在现代生态批评理论中，回归思想也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为理解卡尔维诺的生态理想提供了更多支持。

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现代城市，对回归的追寻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记忆的复现，都会出现在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它们对于城市的象征和意义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城郊的墓碑。这些无法被忘却的遗迹，往往昭示着城市的过去,“一个旅行者，当他来到一座古希腊或古罗马城市时，他首先见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两旁的许多墓碑”[4]5。墓地显示城市的过去，象征城市在历史中逐渐改变自我的愿望，它曾经是城市对未来编织的梦想。但是，人类历史却不断证明，城市的变化只是存在于形态上的扩大和规模上的机械叠加，在精神层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历史经验被刻意忘记，并深藏在城市边缘，有些甚至被当作垃圾一样抛弃。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扎伊拉的描述，还应该包含扎伊拉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2]9

城市寄托了太多的欲望，记忆隐匿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欲望的城市”与“轻盈的城市”刚好是相互矛盾的对立面，欲望之城就像一个欲壑难平的胖子，沉重得连转身都十分困难；轻盈之城却不断上升，摆脱一切不必要的重量，轻盈之城中的居民能够充分认识自己，并获得精神上的自足。

卡尔维诺渴望赋予城市以生动的形象和复杂的象征意义。在他看来，城市应当是一个流动的时间，而非固定不变的空间。城市的功能不应当仅仅服务于狭隘的目的,“古代城市在形成的时候，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分散的机构集中在一起，并圈围在城墙之内，促进它们的相互作用与融合过程”[4]579。城市应该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宇宙共同体。而现代城市却在尝试各种形式和可能性来满足欲望的滋生，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迷失。城市居民开始对现代城市生活感到厌倦，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同样模式、同样时空的单调、刻板的生活，它仿佛是一个马可·波罗式的样板城[2]69-70，由它演变出的所有可能性最终又回归于同一种形式。

现代城市正是这样一种取消个性和传统的潮流，席卷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用理性的唯一标准统治每一个城市，将它们变得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机场和车站的名字。形式替代了风俗、地域和时空，抹杀了差别，现代城市是将城市居民的灵魂装进贴了标签、外表完全一样的罐子里，他们被强迫发出同一种声音、思考一样的问题、经历相同的生活。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都具有相似的功能，街道的名字只用于区分枯燥的地理位置，它们不再指示传统、历史和差异，也不再铭刻传说和故事，根据名字，你无法判断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还是一座新兴之城。“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2]87

只有祖先之城能够留住自然的烙印和历史的记忆，它们将这些记忆刻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不是记入尘封的史书。祖先之城始终为它的居民和来访者提供精神和思想的指引。穿过大街小巷，陈旧的橱窗、斑驳的路面以及生动的地名，都能够引起观赏者的思考。面对枯燥和烦闷的现代城市生活，寻求精神的栖息地已成为最高的理想，它远远超过人的本能欲望，就像梭罗那样，更多的人愿意走向过去而非现代,甚至愿意走向荒野而非闹市。“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5]28很多人愿意像梭罗那样，从令人绝望的现代城市中分离出来，从异化中逃离。“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6]94因此，在精神和观念上，祖先之城为现代城市提供了参考。

二

现代人对个体精神完整性的追求同他们对现代城市逃离的动机相呼应。城市居民更愿意过柯希莫式的生活——灵魂能够自由地在变化、激情和自然中徜徉，如同水城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那样：

在水城斯麦拉尔迪那，一张运河渠道网与街巷道路网相互交织着。从一处到另一处去，你总有陆路和水路可选择。……于是，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就省却了每日行走相同路线的厌倦。不仅如此，行走的路线绝不只限于一个层面上，而是一路上有上上下下的台阶，有驻足的平底，有驴背式的罗锅桥，还有架空的路。各段不同层面的路线组合变化，能使每个居民每天去同一地点时观赏不同路线的景色。在斯麦拉尔迪那，最平常最宁静的生活也不会千篇一律。[2]89

在卡尔维诺作品里的城市世界，斯麦拉尔迪那应当是祖先城市的代表，它永远与单调和沉闷截然对立，它证明城市存在的复杂性及其意义。斯麦拉尔迪那的居民可以创造出无数种选择，完全由其天性和喜好来决定。他们更适应自己的生活以及周边环境，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去。

祖先之城似乎更符合城市的定义，“城市就是一种使人类适应更大环境的机制”[6]53。准确地说，城市的目的应当是使其居民融入到完整的自然中去，而不应使其脱离自然，甚至与自然相对立。作为人类历史选择的永久栖息地，城市应当为居住者的精神提供保障，而不是让居民时时感到紧张和压抑。现代城市能够阻挡那些可能来自于外部荒野的种种威胁，却无法避免来自内部的惶恐。祖先的城市能够让居住者记住它的历史以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柯希莫们永远不会走回头路，因为他了解并铭记犯过的错。

在卡尔维诺的小说里，城市兼具双重品格，相比而言，他更赞赏《看不见的城市》里的那种祖先的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最终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景观，所有的城市全部连接在了一起，每一种活着或是死了的元素构成了城市的多重意象。但是，这些连绵的城市并没有给自然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它们挤占了其他生物的空间，它们占据了整个世界。它们不再只是名称和符号，而是负担和压力。卡尔维诺对现代城市的描绘总是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徘徊，他试图证明记忆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并引起“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2]6。他唤起读者对于潜意识深处某种记忆的咀嚼，或是刺激集体灵魂深处的某种思考。

回到祖先的居住方式是卡尔维诺的最大理想，他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描绘了这种可能性。他甚至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将现代城市转回到某个可行的、固有的传统中去，并让城市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的作品中,集中了大多数人口的城市是对古老城市的延伸，它的理念和基本功能并没有因为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改变，相反，某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愿望却被表现得更为明显，甚至记忆本身就是回溯式的,“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2]6。卡尔维诺更愿意把现代城市描写得如同森林那样，而不是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他努力在现代城市中不断寻找古代城市的遗迹，并不断加深对现代城市的理解。

总之，卡尔维诺把回归的意义植入城市意象之中。“现在看来，人们应当对于人类自己走过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仅从数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发展史来看……在日益险恶的地球生态危机面前，如果我们继续盲目乐观、一意孤行，那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了。”[7]226卡尔维诺让现代城市转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让城市中的每一个居民认识到自身的困窘及其由来。他有意识地把城市的历史和谬误全都写进小说里，让它们在城市地下酝酿、发酵，并从广场、街道、水沟、纪念碑以及每一处住宅的深处、那些不为人注意或是故意忘却和抛弃的地方慢慢升腾，它们不断滋长，逐渐替代原本笼罩在现代都市空气中的尘埃和烟云，让居住于城市中的生命内心体验罪愆，并思考如何获得心灵安宁的方式。

三

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作品的形式、结构等方面，卡尔维诺的写作都应当被归入到后现代范式中，他不仅超越了传统小说写作程式的窠臼，而且在观念上也大胆地引入了丰富的后现代思想。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表达了与后现代哲学在观念上的某种一致性,“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2]8他希望能够找到精神的救赎之路。卡尔维诺的思想同大卫·格里芬等“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家”[8]不谋而合。可以说，卡尔维诺的作品及其思想为格里芬等人的后现代生态观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感性经验完全被边缘化，人的情感被掩盖在钢筋混凝土的辉煌之下，自我中心主义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思想主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未曾如此冷漠。为了解决现代文明面临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以格里芬、小约翰·E·柯布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提出一系列观点——后现代精神观。在他们看来，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生态危机是人的精神走向崩溃边缘的写照，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攫取正是灵魂迷失、心灵扭曲以及思想荒芜的表达。因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观同宗教精神紧密相连，它是一种思想和观念上的“返魅”或“复魅”。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则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一股潮流，他们希望于精神层面获得更多认同，他们的观点对于精神生态的建构和人类精神的重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格里芬在他的《后现代精神》中借批评现代范式对后现代生态论存在观进行了阐述，他强调人的存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重要意义：“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彼此内在地联系着,因而每个人都内在地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反应所构成。”[9]214格里芬更愿意让信众明白人类的存在及其同周边生物的关系是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人和自然并非是互不相干的。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为生态系统提供更多元的关系，而非超越、甚至控制自然。并且，人本身也是由关系构成的，人类社会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又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共同体。这个体系不仅具有功能性意义，而且是构成整个世界的基础，没有哪一种存在物能够超越这个体系之外单独存在。那种“认为自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个体”[9]215的思想是同生态观相违背的。

城市居民与整个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表达的重点，他向读者灌输一种观念：每一个城市不只是一个观念和符号，它并非单一的存在体，而是由无数种内在和外在的关系组成的、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连绵的景观。卡尔维诺小说中相互联系的观点,不仅为读者开拓了思考的空间，也向读者展示了其生态思想。

卡尔维诺不仅揭示了城市的现状和精神问题，他还关注城市的未来和自我救赎之路。城市的无数种可能性反映了他对人类未来的期待。卡尔维诺的理想同格里芬在他的《和平与后现代范式》一文结尾表达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辙：

后现代思想成了后现代范式的基础(就像笛卡尔、牛顿和其他人的实体思想成了现代范式的基础那样)，未来几代人将不会再把建立在强制力量基础上的关系视作处理问题的‘自然的’和唯一的‘现实的’方法；他们将不会再把自然看作与我们疏远的、其价值只在于作为我们的一种‘自然资源’的‘祛魅的’领域；他们真正的宗教动机不是去统治自然获取物质利益；他们不再相信人的满足感主要来自于金钱和用金钱买来的东西，不再认为经济方面的考虑是我们公共生活中首屈一指的事情；他们不再把世界看作是由自主的原子构成的，因而不会设想用零打碎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再认为个人或社区的利益可以脱离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获得；它们将会感到神渗透在所有事物之中,并为了整体的利益在各部分中发挥着作用；他们效仿神圣性的宗教动机,促使他们把合作性的劝服当成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自然而然地去寻找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方法。[9]217-218

格里芬的生态观带有神学的浓郁色彩，他试图通过“复魅”的方式来诱导人们从现代主义的狂欢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状态中去。他反对自韦伯以来现代社会对“祛魅”的追逐，因为现代性的“祛魅”是对自然地位的削弱，并为人主宰世界提供合法性和理论保障，同时，“祛魅”也将人类对个体的追求推向巅峰，甚至否定作为自然整体一部分的人类应当承担的生态责任。这也是大多数坚持城市生态观的学者们的一致认识,“时至今日，我们还如此坚定地信奉19世纪工业技术的信念，以致不能完全感觉到它的反常和变态。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正确估计矿业带给每一活动领域的破坏性，它是反生命，反有机物的”[4]465。矿业是现代都市破坏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手段之一，它象征了现代城市的破坏力。现代城市对“祛魅”的推崇是对作为生命体的自然的否定，和对工具理性的盲目乐观。格里芬主张人不仅应当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应该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地位。他的思想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尤为重要，宗教信仰虽然不能够完全替代理性和科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宗教情感却是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最为缺乏的精神要素。后现代哲学思想始终强调人的精神尤其是个人精神的实现，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抛弃，这种状况在卡尔维诺对城市的描绘中屡屡出现。卡尔维诺寄希望于在生态观中寻找某种救赎的方式，以实现城市精神的融通和城市的延续。很明显，他在后现代生态哲学世界里找到了答案。

卡尔维诺对城市的理解符合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思想，在他的作品里,生态精神成为现代城市的思想基础，城市居民对城市以外世界的恐惧和怀疑都能够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走向缓和。在后现代哲学思想家看来，现代工具理性对自然的超越成为现代城市建立的基础，也是促使现代城市走向精神荒漠的原因。卡尔维诺在描绘城市时,极力渲染了现代工具理性对城市居民灵魂的破坏力，现代都市对“祛魅”的痴迷,让一切直觉体验和感性经验都失去了意义。城市居民对知觉的重新认识有助于现代城市的生态回归，当城市重新融入自然时，柯希莫这样的离经叛道者选择的生活才会被人所接受。

四

卡尔维诺的作品是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一次生动阐述，他的城市意象包涵了丰富的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思想。尤其是在《烟云》《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中，卡尔维诺从生态角度对城市进行了深度思考，他清楚地看到在反生态思想控制下,社会的虚伪和城市的精神危机。现代城市对自我的修正,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的救赎，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建设性后现代生态观为现代城市问题提供了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城市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它不仅要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而且要融入到周边环境之中。城市是构成自然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城市之所以应保留其独特个性，正是缘于自然的变化和环境的相异性。因此，城市精神是符合生态系统的内在关系的集合体，是在自然与人两者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沟通的桥梁。

在后现代生态观的影响下，卡尔维诺以极大的勇气揭示了现代城市的全部阴暗,以及城市居民绝望的精神状态。他对人性的理解要比象征主义时代更加透彻，也更深沉;他关注城市的未来，他对构建后现代生态城市充满了激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隐藏着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的蜃景之城。

参考文献：

[1][美]加布理尔·施瓦布.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0(2):141-147.

[2][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峻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M].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6][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M].吴正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8]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9][美]大卫·雷·格里芬.和平与后现代范式[C]//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刘海燕)

City and Nature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View of Calvino’s Works

YUE Fe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215021, China)

Key words：Italo Calvino;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ecological view; city;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