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热潮背景下的小说翻译与出版

张霞

摘   要： 随着戊戌变法的推进，清末翻译西书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小说书籍的翻译逐渐增多，占据了翻译西书出版的较大份额。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振臂一呼，将小说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末留日热潮促进了日文翻译小说的出版，1905年开始翻译小说出版数量逐年递增，1907年翻译小说达到出版高峰。

关键词： 清末    留日热潮    小说    翻译    出版

留日热潮的兴起后，日文小说的翻译成为19世纪初期译书的主要潮流。在这一期间，翻译小说大量出版，1908年以前，翻译小说的出版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创作小说，而翻译小说的兴起有着几个方面的背景原因。

首先，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国人意识到仅靠学习西方先进的声光化电等科技、军备等物质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康梁等维新人士大力宣传，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等文明，译书学术兴趣开始发生转变，逐渐从应用科学方面转移到文化制度上来。对于西书的翻译，如钱存训所言：“过去数世纪以来，注重翻译自然和应用科学，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移译。这新的趋向不仅对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了解到要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事和技术的知识，还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综合知识。”[1]自维新后至辛亥前，译书数量大大增多：

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量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2]

文学翻译大量增多的第二个背景原因，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以及对“新小说”的大力提倡，使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戊戌维新运动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推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虽逃往日本，却由此也将其政治理想转到对小说的提倡上来，将“新小说”推上历史舞台。

早在1897年，《国闻报》就登载了化名为几道、别士的严复和夏曾佑的文章《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此文洋洋洒洒，谈论古今中外，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强调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和价值，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因此“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3]这一小说理论文章的发表，不啻为“小说界革命”的前奏。

之后，各界人士也有关于西洋小说的介绍和翻译，早在“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前，外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就已经开始并且产生了一些影响。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上对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英国包探的介绍，是翻译外国侦探小说之始。1899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严复曾作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些译书使国人开始改变对西洋文学的看法，也使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月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便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分析了小说有“熏、浸、刺、提”等支配人道之四种力，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正式喊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也从政治小说，逐渐扩展到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题材的翻译上，翻译小说的出版数量逐年递增，至1907年，觉我（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说：

伟哉！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说物哉！夫我国之于小说，向所视为鸩毒，悬为厉禁，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乃一反其积习，而至于是。[5]

由此可见，小说地位的提高无疑对翻译小说的出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社会背景，则是清末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热潮，留日热潮带来的日文翻译小说出版的大量增加。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在甲午战后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大为改变，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强大，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一种途径。大量翻译日文西书，成为一种学习西方的捷径。杨寿椿在《中国出版界简史》一书中指出：

由于在清廷统治下，中国国势积弱难返，急求效法列强，以谋革新。于是或由政府主持，或由民间提倡，竞起译印欧美日本各国的书籍，而其中尤以译自日文者占最多数。[6]

1896年清政府派遣唐宝锷、朱忠光等十三名学生去日本留学，此后的十余年内，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狂潮，中国各省部都派有留学生去日本留学，人数逐年增加，1901年274人，1903年13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竟达1.2万人。[7]一时间，留学日本，成为热潮。

留学日本、翻译西书多有便利之处：“壬寅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迻译，点窜便易成书。”[8]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引发了学习日文和翻译日文西书的热潮。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等人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的译书口号。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提倡广译日本书、大兴游学，以开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之才。

新政期间朝廷官员也积极提倡翻译日文书籍，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前后上三疏，其第三疏中提出有关翻译东西学书的具体办法。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达了《覆议新政有关翻译诸奏疏》，清政府的提倡无疑是日译西书的翻译出版大为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endprint

日文西书成为翻译首选的理由也在于“西书译手本少，惟日本选译最精，中东同文，通才学中文，三月便可卒业，以后渐推渐广，次第兼及，凡东西有用之书皆可供我搜采，其获益将无穷矣”。[9]中日同文之便，则是促进日文西书翻译增多的条件。留日人员都普遍认为日文较英文等易学：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10]

当时已有大量的日文中译本“充塞于上海书肆中，译者大概是日本留学生，印刷发行大概是各书坊都有，又有日本留学生和日本人合办的作新社在上海福州路，是专门译日本书给中国人读的”。[11]在日本留学生的大力翻译之下，日书中译本大量增多。

除了翻译日文西书以外，留日学生也带动了出版行业的发展。日本的印刷技术在当时颇为进步，刊物很容易出版，留学生开始纷纷办杂志刊物。清末的留日热潮也造就了一些著译、编辑出版人才。如留日学生之一戢翼翚，翻译了很多日文书籍，曾将普希金《上蔚的女儿》日文译本重新翻译为《俄国情史》，并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1899年12月6日）和《国民报》（1901年6月25日）。另外有些留日人员则引进设备，创办印刷机构，出版书报，带动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浙江瑞安李翰西、李墨西兄弟从日本游学回国时购买了石印机创办石印所，云南腾冲侨乡和顺公司派李启善、寸绍文留学日本，专攻造纸、印刷工艺，回国时买回石印机两台，建立印刷所。在留日人员的带动下，很多人专程从日本购买石印设备，经营石印业，如1902年无锡人廉泉、俞复等从日本购进石印和珂罗版印刷等设备，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山东工艺局总办沈景臣与吴璧臣各出白银五十两，1905年从日本购买了一台石印机，在济南后宰门街开设大公石印馆。此外，两面印刷、洋式装订的装帧形式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采用的，自1900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出版的《东语正规》以西式方法装订之后，很快成席卷之势，至1905年便取代旧的装订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书籍的容量，加速了图书的生产和流通。[12]

可见，留日学生在以下几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创办杂志，出版报纸，从事书报的编、著、译等工作;第二、学习先进出版技术，建立印刷所，经营印刷业，创办出版社，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第三、大量翻译西书，介绍日本翻译西方的文学和日本文化;第四、学习和采用了西式装订法，促进了新式装订形式的流行。

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书籍已开始发生变化，从英文、法文、扩大到俄文、日文。戊戌变法之前，主要是翻译欧美西书，日文中译本寥寥无几。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仅史志2种。谭汝谦《中国译日本综合目录》统计1868至1895年的日文中译本也仅11种。1899年出版的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略有增加，有54种。而同时期从欧美译成中文的西书要比日文译本多七倍。1902年以后，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日文书籍的翻译尤其兴盛，各种统计数据都可以充分显示日文西书的大量增加。1927年出版的顾燮光《译书经眼录》中统计，1902至1904年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欧美诸国译本总计不超过131种。[13]据谭汝谦的统计，从1896至1911年的15年间，日文中译本总计有988种，每年平均达66种，其中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仅占172种，哲学与社会科学有816种。[14]而根据熊月之的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

小说的翻译也不例外，日文小说翻译的数量在此阶段空前绝后，即便是西方小说，也多由日文转译为中文。在留日热潮的影响下，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夏瑞芳在初期也受了日文中译本的诱惑，托人向日本留学生购买译稿。1901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当时被通缉的梁启超所译的小说《佳人之奇遇》。小说书的翻译风行一时，包天笑回忆说在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的日本书店，他每次去虹口，总要光顾这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来翻译。但并不是每种都可以拿来翻译，“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翻译小说，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有一种翻译小说，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当然，连他们的对话、道白，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也只有一二中可以重译，甚至全盘都不可着笔的”。[15]当时包天笑所选取的日文书，多偏重于日本人翻译的西洋的书，因为他的英文程度不能够译英文书，而日文程度还好。

除了去日本书店找小说翻译，包天笑也托在日本留学的朋友找书来译。像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有的早已绝版多年，于是他便托留学日本的朋友，到旧书店、图书馆里去搜求，找到后拿来翻译。在当时写作小说的人还少，但时代的需求则非常殷切，所以翻译的小说很多。

在以上三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清末共出现翻译小说1019种，其中出版单行本的种数为620种，期刊报纸刊载总数为399种。翻译小说的数量自1902年以后逐年递增，至1907年达到最高峰。

参考文献：

[1]钱存训著.戴问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2）：189.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3.

[3]《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6日-11月18日.

[4]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3.

[5]载1907年2月《小说林》第1期.

[6]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2003：99.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39.

[8]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2003：97.

[9]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2003：31.

[10]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

[11]参见《上海学艺概要（二）》.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529.

[12]宋莉华.《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月刊》2001（2）：85-86.

[13]见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98页，上述数字均据对1897年时务报馆版《西学书目表》、石印本《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所作的统计。

[14]统计数字来自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1980：96.表二.

[1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1971：17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