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浙江发展：特征、挑战与应对

朱李鸣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25）

本刊专稿

“十三五”浙江发展：特征、挑战与应对

朱李鸣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25）

“十三五”时期将是加快定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五年。本文分析了浙江阶段性特征及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以加快转型应对挑战的目标、动力和路径。

“十三五”时期；特征；挑战与对策

“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经济格局再调整、投资贸易规则再构建、增长动力再发现三大基本趋势，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中国将从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向依靠内外需求均衡拉动的国家转型，从产业外围生产组装和消费中心向基于内外需求的科技创新中心转变，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规则的参与制定者转变。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实施；自由贸易园区正在布局；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加快。浙江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既充满了战略性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浙江，“十三五”时期将是加快定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五年，分析阶段特点、抓住主要矛盾、理清发展思路至为重要。

一、阶段性特征凸显五大变化

总的看，适应国际国内两大背景变化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浙江正进入发展的加新阶段，新阶段日益凸显“五期”的变化特征。

第一，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从高速区间逐步向中高速区间的转变。已无可能延续工业化中期扩张阶段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加速提升，经济增长阶段性的特点是力求稳健和高质量。

第二，进入发展动力转换期。从更多地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必然向更多地依靠改革创新驱动转变。其特点是，发展动力来自要素质量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自要素重组和结构优化，必须以科技、产品产业、市场及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来消解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债务风险日益显现、加工产能的严重过剩等突出问题。真正实现发展方式从“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向“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集约型转变。根本上则要依靠适应开放型经济、科技革命新背景的体制机制创新。

第三，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防止结构调整“陷阱”，必须推动产业是从中低端为主向中高端迈进，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造”转变。产业内部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登，产业间由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主体加速向以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双轮驱动”转变。

第四，进入空间体系重构期。将从县域经济主导的模式向都市圈与城市群引领的模式转变。都市圈与城市群成为空间发展的主导形态，杭州、宁波、温州、金——义都市区将成为都市圈发展极核。城际轨道交通、市域铁路的高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智慧经济的崛起将加快省域生产、生态、生活空间的重构，城乡空间功能结构将经历新一轮性再造重组。

第五、进入治理方式转型期。将从比较僵硬的依靠政府管制向更加体现政府与社会主体有效合作的现代治理方式转变。进一步理清政府、市场、社会边界，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治理方式从高成本、低效率的政府一元化主导方式向多元

主体有效合作的共治协管的治理方式转变。

二、发展面临五大历史性挑战

在五个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浙江发展面临五个严峻挑战。

第一，经济增速阶段性趋缓与改革发展成本集中支付的矛盾凸显。经济增速的下台阶，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成为常态。既是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难以避免，更是推进科学发展必须采取的主动行为，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大的风险。但是需高度关注的是，增速放缓无可避免带来地方财力的减少，土地财政弱化，积累债务偿还压力加大；但是为解决“未富先老”带来的公共医疗卫生、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刚性压力加大；提高社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公共文化与就业服务供供给等财政刚性支出压力加大；推动各项花钱建机制的改革，加大区域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财政资金大量投入，经济放缓期与改革成本支付期叠加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第二，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加大与创新支撑力不足的矛盾凸现。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企业弱小、产品低端、布局分散、治理方式落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不少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一些企业甚至深陷债务风险“难以自拔”，抗御风险能力减弱。走技术产品创新、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但是支撑我省民营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创新准备又明显不足。其一是民企过于依赖一般仿制加工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全社会科技创新能力与江苏、广东等发达省份甚至后发的重庆、陕西、四川等省市都有一定差距。二是平台和设施支撑不足。中心城市综合功能不强、缺乏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强的大都市和产业园区，在以集聚科技人才、企业家、高科技产业、风险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城市竞争中处于弱势等。三是人才积累不够。浙江高学历人口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仅9330人，比江苏少1485人。“211”工程院校仅1家，目前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66个，分别比江苏、广东少29个和47个。

第三，传统优势产业过快转移与新兴支柱产业培育缓慢的矛盾凸现。近年来我省境外投资和浙商在外省投资规模和速度均居全国前列。这种产业转移趋势有其客观规律性，也有积极作用。但需警惕的问题是，传统优势产业和资本外流的同时，本土新兴的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由于人才、技术、市场能力等支撑条件不足培育过慢，造成更新接替能力不足，导致区域实体经济过快萎缩甚至空心化。2005-2012年7年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为26.4%，由于结构调整成效不如福建、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速在四个省份中排名垫底。2010年～2013年我省各行业产业增速和利润水平也均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浙江制造业增加值率已经从1986年的39.8%下滑到2012年的18.4%。

第四，提高社会生产生活需求与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矛盾凸显。“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和人口城市化的变化提高了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但资源要素保障条件并没有改善，要素供给和环境保护压力更大。一是浙江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深层次污染物影响日益突出，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治理难度依然较大，局部河段和平原河网污染严重，近岸海域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海域水体总体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状态。二是水资源紧张矛盾逐步显现。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060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随着省域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预计到2020年，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可能只有1700立方米左右，低于国际上公认的缺水警戒线。三是能源、土地、粮食、金属材料重要资源保障较为脆弱。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在95%以上，浙江煤炭、石油、成品油由于我省99.2%的一次能源依赖于省外和国外的市场，粮食满足率不到48%；除了少数非金属矿有一定基础，铜、铁、铅锌等大宗金属矿产和材料基本上依赖省外和国外的市场，需求量的持续增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土地供应紧张与浪费严重并存。占补平衡难度加大，目前近半地市已无耕地可造，半数设区市无法实现市域内耕地占补平衡，长期依靠跨市异地调剂指标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土地成本较高。

第五，社会转型加速与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是经济利益重构、社会结构变动加速的关键时期，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凸显，原有偏重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治理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中等收入群体和现代职业阶层快速形成壮大，社会主体

多元化、社会分层复杂化，社会利益多样化带来的社会协商机制问题；户籍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移居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城市建设管理和社会保障问题；网络信息社会到来与人口全球化流动带来的信息安全与风险快速扩散问题；人口城市集中化居住、对技术的高度依赖带来的“城市脆弱病”问题。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三、以加速转型应对挑战谋求科学发展

“十三五”时期，应对上述挑战，实现高起点上更高水平的发展，关键是坚持一条发展主线。就是必须实质性地加快推动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以加速转型化解积累的矛盾；以加速转型谋求把握发展机遇；以加速转型谋求提升发展质量。必须在目标、动力和路径上重新审视与规划。

第一，在加速转型的目标设计上。需要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造浙江人民美好生活为追求，全面加强“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为导向，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重点是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重点增创发展环境新优势；以提升企业创新能为重点增创产业竞争新优势；以提升都市区竞争力为重点增创空间开发新优势；以提升国际国内合作能力为重点，增创“山”“海”经济新优势；以提升公民创造能力为重点增创地域文化新优势。在阶段性目标取向上，力争提前实现“四个翻一番”；为基本建成“两富”、“两美”浙江奠定基础，现代化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具体目标建议围绕“七个更加”加速转型设置。即更加稳健的经济运行区间；更加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和谐的城乡、区域关系；更加优渥的人民生活品质；更加美丽的生态人居环境；更加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

第二，在加速转型的动力设计上。需要不断夯实“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开放带动”三大动力。

真正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驱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也是发挥比较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途径；更是完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速的态势下，浙江有条件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的赶超发展，走出一条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先发之路”产业和技术结构创新根本上还是依靠人才和科技。需要以充分积累和开发人力资本、智力资产提升信息化水平、创新能力为重点，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环境效率，最大限度地以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替代自然资源环境的消耗，摆脱主要依靠物质刺激、物质投入的传统发展动力，以和谐的社会环境、适宜的生活品质、高尚的幸福追求激励人们的不断创新、创业走出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万众创业的发展之路需要集中力量创建杭州自主创新示范区，需要以占领信息经济制高点为突破口，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入，集中力量创建一批高水平高新园区、科技城、特色小镇，集中布局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支持一批重点科技孵化器的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的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培育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航运金融、供应链金融的特色金融，加快培育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加快壮大地方金融产业。

把全面加快改革作为加快转型发展的最大动力。核心是向经济体制改革要红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更高效率，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创造财富。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创新管理方式，使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优先启动见效快的改革措施，通过换机制、调结构，培育起有助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推动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国有企业和基础产业领域改革，不断扩大民间投资空间。围绕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土地、金融、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改革，增强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必须在推动国企改革、引进央企、吸引浙商回归、民外合璧中坚持强化民企发展优势这一根本目标，从大力改善本地发展环境、降低发展成本创造集聚条件、激励创新活力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再创发展新优势。以调整投资结构、稳定投资增速、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积极推进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和政策调整，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

要以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引领统筹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大力培育中心城市功能，在边远山区和海岛实施“小县大城”战略，加快建设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推进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同时要加快农村土地等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形成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加快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加快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加强新型政府智库建设，着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创发展环境新优势。

把进一步全方位扩大开放作为带动发展的持续动力。对内对外扩大开放是更具根本性的改革，是倒逼改革走向纵深的有效途径，是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经济体制、治理方式接轨融入国际的根本动力。一路一带建设是我国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国内依托黄金水道联动东中西地区发展的重要纽带。浙江要发挥深水港优势，加快建设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民营绿色石化基地；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建设，打造成配置全球战略资源的重要平台。尽快启动小洋山北侧及大洋山开发；加快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强城市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谋划，设立宁波综合保税区，构建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的主平台。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把义乌打造成为统筹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开放纽带，充分发挥义乌在“一路一带”中的节点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与浙赣皖闽四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在长江经济带沿线设立产业合作园，在温台地区设立长江经济带民营经济合作示范区。加快培育一批本土跨国公司，鼓励企业全球配置资源。

第三、在加快转型的路径设计上。关键要走出“集约高效、绿色生态、均衡协调、开放合作”的发展路子。

更加集约高效。从浙江人口密集、土地、矿产资源缺乏、生态系统脆弱的约束条件出发，更加重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加快提升产业结构附加值；走出更加集约高效的发展路子。加快从“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以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态高效农业。极大地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极大地提高政府现代经济管理能力，形成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与机制；转变考核机制，从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转向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效能政府、法治政府建设为重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更加绿色生态。发挥浙江生态自然环境优势、经济实力优势更好地走绿色生态的发展道路。以有力的手段，使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成为经济活动主要环境特征，经济活动创造的生态盈余大幅增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点更加突出。建立绿色、智能、高效的新型产业体系。提高国土森林覆盖率，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共处更加和谐，逐步建成美丽浙江。以“美丽浙江”为载体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更加均衡协调。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偏重出口、投资拉动忽视消费增长的动力偏好；偏重工业忽视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偏好；偏重县域经济忽视培育城市经济的区位偏好；偏重单一民营企业忽视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的主体偏好；偏重政府土地开发忽视资本经营的开发偏好；偏重政府放权、无为而治忽视有效统筹、积极有为。更加注重在协调统筹中合力发展、联动发展、均衡发展。进一步推动投资消费出口协调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经济与生态均衡发展。以聚焦都市圈建设为重点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均衡。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加快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着力培育四大都市经济圈，着力优化省域空间发展结构。

更加开放合作。浙江要以开放合作带动提升浙江国内外分工地位与战略利益，提高全国战略建设中分工地位，立足全球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省内要以海洋“两区”建设为重心加快发展蓝色经济。“从市场换技术”转变为“以开放促创新”，构筑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平台和产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企业集团，建立一批国际化资源要素配置中心，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城市功能新区，建设一批战略资源保障基地；建设一批境外经贸合作示范区和研发基地。拓展一批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项目；北融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南接海西经济区。努力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跨越。

（责任编辑：牛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