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晨曦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敦煌遗书自面世以来得到广泛关注,这些埋在敦煌藏经洞的作品以封存的方式直接越过历史的淘汰被保存了下来,致使不少隐没在流传中的文献得以再现。研究者在敦煌文献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体式异于常规,且缺乏历史记载、定名的文献。研究之初,这类难以区分文种的文献以郑振铎先生下的“变文”一词为统称。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变文”一词是否完全覆盖所有敦煌出土的说唱文学有了争议,《百鸟名》抄卷文种的属类正是变文界定下需要讨论的一例。
《百鸟名》一文标题下附“君臣仪仗”四字,全文所述也是将禽鸟附上官名进行演绎。据《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所收敦煌文献,存《百鸟名》一文共四个版本,编号分别为:斯3835,斯5256(背面),斯5752,伯3716(背面)与北8431(条目为“大般若经内各卷杂字及百鸟名”)。《百鸟名》开头、中间由简单散语引出、然后过度到韵文的结构正是敦煌出土俗文学的常见体式,但其中骈句地结合又带有诗句形式兼有群鸟铺排的手法所以界定上颇具争议。
上世纪20年代初,大批流散在外的敦煌遗书得以回归,随着北京图书馆对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学术界也对文献进行了研究工作。学者们在研究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文献中涵盖许多形式上具有说唱特点,写作手法上或散韵结合,或一韵到底的作品,它们类似现存的说唱作品,却又不尽相同。研究初期,对于这类说唱作品缺乏既定的认知,称呼上没有统一的定式,遂以“通俗诗”、“通俗小说”、“佛曲”、“姻缘”等名目将作品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