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系统哲学特征解读

边立红 葛阳小佳

(1.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2.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1)

翻译生态系统哲学特征解读

边立红1葛阳小佳2

(1.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2.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1)

作为翻译生态单位或翻译学功能单位，翻译生态系统是认识翻译学和翻译现象的有效途径。翻译生态系统的存在可理解为科学问题，抑或是生态哲学问题。翻译生态系统坚持一种整体思维观，将翻译关联的译者-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有利于促进翻译生态平衡和翻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翻译生态系统；哲学；生态哲学

生态翻译学的发起人胡庚申将其解释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语言与语言之间、翻译要素与非翻译要素(如社会、交际、文化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翻译学功能单位。许建忠则认为：“翻译的生态系统就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内，翻译的生物成分与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翻译生态单位。”[1]因此，翻译生态系统既可从科学视角来认知其功能单位，又可从哲学视角来解读其内部相互关联的存在单位。生态哲学借鉴生态学视角，将人-自然的共在作为核心问题，突破了以往哲学思维中的“二元对立”价值观，对人的存在问题做出了符合生态学规律的解释，对于解读翻译现象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翻译生态系统则反映生态哲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和生态运动观；并坚持平等的价值观，关注译者和他周围的生态环境，以消解以往强势的“作者中心”和“译者中心”研究思路的片面性，支持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中其他因子之间平等互利、和谐共生，进而促进良性的翻译生态平衡和翻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一、不可分割的生态整体思维

翻译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从生态学视角看，翻译也是一种人类生态活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2](P17)这反映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存在形式、存在价值和存在目的。生态哲学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世界理解为人-社会-自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罗尔斯顿的环境哲学观认为，每一种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环境的适应中存在的。因此，译者不能独立于他生存的环境，而是与环境共生互补，共同构成一个生态整体。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系统建构正是基于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将翻译关联的译者-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彼此关联的生态有机整体。

参照生态哲学的人-社会-自然组合形式，翻译生态系统可分为翻译内部系统、翻译社会系统、翻译自然系统三层次。翻译内部系统包含译者自身系统和翻译自身系统，前者指译者的文化观念、政治立场、心理素质、审美观等构成的系统，后者指原文本与翻译文本之间语言、文体、文本结构等要素构成的系统。翻译社会系统包括译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语言、政治、经济、伦理、文化、诗学等非物质观念构成的系统以及译者、赞助人、出版社、评论者、读者等之间存在的关系系统。翻译自然系统指译者所处的小自然系统，包括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动植物的品种与分布方式，以及环绕译者的宇宙空间内生态要素构成的大自然系统。这些系统中，译者自身系统或翻译自身系统在不受外力作用下，通过语言、文化、美学等因素，能够在文本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具备自组织的特征。但翻译活动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总会受到译入语中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或者多种社会规范的影响，因而翻译社会系统是翻译自然系统的他系统。当今生态哲学强调译者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因而译者所处的自然系统也构成了翻译社会系统和译者自身系统的他系统。这些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循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构成译者/翻译-社会-自然多层次的复杂翻译生态系统。作为翻译生态行为主体的译者在生态系统中并非中心，必须借助生态系统才能发挥主体作用，而其主体作用又必须兼顾系统中的其他主体和组成因素。或者说，要对环境因素给予关照，以利于译者的“有为”和翻译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图1简要展示翻译生态系统的结构：

图1 翻译生态系统结构(层次)

实践证明，对于任何翻译现象，坚持这种生态系统整体主义原则都有深刻意义。以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研究命题为例，“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2](P198～204)。翻译包含的译者、环境、作者、文本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需要从系统综观的视角来解析。翻译的依托是文本，译者适应/选择的结果是翻译文本，译者适应/选择要以翻译生态环境为存在空间。因此，生态翻译学设计了“文-境-人”三位一体结构，对其的理解与考察需要以生态整体观为切入点，三者缺一不可。

二、彼此关联的生态运动规律

借鉴生态运动规律解释世界运动，是当今生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余谋昌在《生态学哲学》中将生态学的主要规律描述为，“生物适应环境规律”、“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规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系统发育进化规律”。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则用生态学法则构建了“关于一个地球上的生命之网的看法”[3]。生态哲学视域中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循环结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生态规律合理解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提供理论指导，保持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翻译生态系统的生态运动机制可从译者生态系统和文本生态系统两方面来看。作为翻译生态单位，译者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伦理学内涵。许建忠认为：“翻译生态系统包括无机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是翻译群落的三大功能类群。无机环境是翻译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能量的源泉及活动场所。生产者就是译者，是翻译产品的创造者。消费者一般指译语读者，是翻译产品的享受者。而分解者就是指翻译研究者，他们会通过对翻译现象的分析探讨，得出能指导翻译的相关理论。”[1]因此，翻译、翻译鉴赏、翻译批评均可视为翻译过程的延续，作者、读者、翻译批评家，乃至赞助人、出版商和顾客，都是翻译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翻译过程，对译者生存、译文生命及翻译生态都发挥着重要贡献。

文本间的开放与关联也是生态哲学观的典型反映。译者是翻译生态系统中的能量加工者和生产者，原文本是其原材料，译本是其生产产物。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物质和信息能量的交换场所，也就是译者获得原文本和各种语言、文化、美学信息产出译本的场所。维持翻译生态系统活力的则是系统内文本间、各主体间、各信息间循环流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因此，原文本、翻译文本、翻译鉴赏文本、翻译批评文本间存在一种文本生命的继承与传递。这些文本可视为其在不同生态环境中多样性的体现。本雅明认为，所有翻译文本都是对原文本“纯语言”的揭示，且存在家族相似性。总之，翻译的文本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彼此关联、互为依存的有机体。

三、平等共在的生态价值观

环境哲学价值观的核心，是以平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每一部分对整体的健康运行都贡献相同的价值，所有有生命的事物，作为一个可以养活的生态系统之整体的部分，都有权利防止因生物成员灭绝造成生态系统崩溃”[4](P325～326)。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需要系统内各主体及客体共同参与营造与发展，而坚持译者与其他诸者平等的价值观至为关键。

与此同时，良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循环必须具有可持续发展机制。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据其需要对作者体现在原文中的思想的适应性选择。译者既是原文本阅读者，又是译本生产者。译者阅读原文本是对文本的消耗，译本的产生是译者对作者和原作的阐释与理解。译者叛逆原文本，表达其翻译风格，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译者不能消灭作者，作者也不能完全遮蔽译者，因为译本是作者和译者共同生命的体现，是两者共同构成的生命体。以往强调作者和原文本中心地位导致的“译者隐身”和“作者中心”翻译范式，均不符合生态哲学规律，也不利于翻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当今过于张扬译者主体性的翻译范式，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颠覆、叛逆、阻抗作用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阻碍翻译生态系统平衡机制的形成和持续稳定的发展机制。

文本的良性循环也是翻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表现。据生态哲学伦理观，原文本和译本具有平等地位，对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同等贡献。虽然罗兰·巴特尔认为作者在完成写作后即消亡，翻译是一种“文本生产”，是对原文要素的全新“编织”。但从生态学意义上看，原作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纵然译者可以吞噬原文本，将原文本变成自己的营养成分，然后创造自己的文本，但原文本的基因和血液依然流淌并得到体现，只是表现形式因有机体不同而存在差异。事实证明，译者与作者之间、原文本和译本之间，乃至其他诸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共生，是可持续的继承与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目标。生态哲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是建构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生态文学学者王诺提出：“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5]因此，翻译生态系统的发展与进步也必须以翻译生态整体的稳定和谐为最高尺度，以利于翻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四、结语

翻译生态系统在生态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能从整体上把握翻译关联的各种因素，综合认识翻译性质。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复杂整体，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其维持与发展必然有着可持续性机制，这样，翻译活动才会生生不息，不断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译者的存在空间和主体作用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翻译毕竟不是原创的语言文学活动，译者创作的译本与作者的原文本存在能量流动环节和能量数量上的差异。原作的生命力正是靠不同时代、空间、译者生产的译本为人类提供丰富多样的享受和精神食粮。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和作者共在、平等，他们和谐相处，协同发展，共同维系翻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应当是生态哲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

[1]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余谋昌.生态学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4](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5]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J].读书，2004(2).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2014-12-10

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11WLH03)

边立红(1966-)，女，河南孟县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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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 (2015)02-00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