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历史范型、分期及当代应对

李世武，张冰焱

（1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昭通市烟草公司 镇雄分公司，云南 昭通 657200）

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历史范型、分期及当代应对

李世武1，张冰焱2

（1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昭通市烟草公司 镇雄分公司，云南 昭通 657200）

艺术治疗的疗法按伦理标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治愈焦虑为目的的疗法，一种是以加剧焦虑为目的的疗法。可以从历史维度大致勾勒出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巫术论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巫术论的知识观与科学知识观彼此博弈的时期、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衰落期、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复兴期。应当将对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研究作为现代艺术治疗理论研究和治疗实践的突破口；在现实的文化政策中，对不同类型的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模式采取不同的措施；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用现代治疗技术来治疗民众的生存焦虑。

巫术焦虑；艺术治疗；历史范型；历史分期；当代应对

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是在信仰巫术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艺术天然地具有治疗焦虑的功能，当这种治疗技术被巫者掌握并积极实践之后，艺术获得了从内容到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疾病乃是一种自我不想要的状况，或某种会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实质性威胁。”［1］（P16）疾病可以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不同个体的身体、心理、经验和关系中。焦虑是焦虑主体不想要的心理状况，这种状况使人进入一种无对象性或对象模糊的焦躁中，如果焦虑主体无法通过行动出口来应对焦虑，焦虑主体就会走向精神崩溃，乃至于走向最极端的巫毒致死。

艺术具有沟通无意识与意识、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现实与主观意愿的独特功能，能成为治疗焦虑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是焦虑引发的一系列身心反应。这种艺术行为一开始是无意识和本能地进行着，后来，经过无数次不能反应式的治疗实践，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治疗的技术，并将这种治疗的职能赋予了一种社会权威——巫者。艺术治疗作为一种应对焦虑的传统模式，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得到集体心理的推崇。在信众的知识观中，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是彼此交互的，不可见世界不但被经验为客观真实，而且对可见世界发生强力作用。所以，焦虑与艺术治疗是无意识一体感和心灵投影现象的表现。

一、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历史范型

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适应的合理性。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传统惯例先于降生于其中的个体而存在，这种传统惯例作为一种权威的、先验的文化体系指引个体如何看待周遭世界，何时求助于科学，何时求助于巫术，也决定了个体焦虑的产生和艺术治疗的接受。巫术论的世界观和知识观决定了信众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信仰巫术不但不是愚者的思想，而且多成为智者的标志。他们与科学时代的人类有着不同的心灵形式和行为方式。从焦虑主体的角度来看，艺术治疗是为了创造一种积极的力量去战胜消极力量。艺术治疗是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类的必需手段，具有生物进化的重大意义，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必经阶段。或许有的学者会用治疗焦虑的艺术形式所引起的社会恐慌来否定其建设性功能，但是深究之后就会发现，巫术、艺术、科学等都是工具性的，其行为结果往往受行为者的职业伦理的左右。攻击一名行骗为生的巫师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谴责医德低下的现代医生和艺术治疗师？医者父母心与行骗为生在各种文明形式中都无法避免。

我们将艺术治疗的疗法按伦理标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治愈焦虑为目的的疗法，一种

是以加剧焦虑为目的的疗法。分类牵涉到复杂的治疗情境，所以只能从焦虑主体为原点，在两种对抗性的焦虑主体互动的治疗模式中，治愈此方的焦虑就是加剧彼方的焦虑。一般来说，周期性、公开性的、不将社群生活中的人视为敌对式的焦虑对象的艺术治疗，对于社群生活是有益的。比如求雨、安土、集体驱除病魔、公开建房、丧葬、生育等活动中的艺术治疗模式，对于增强社群的凝聚力，增强社群与焦虑对象带来的消极势力抗争的信心，从而建立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是有益的。但是，在黑巫术范畴内的艺术疗法中，艺术治疗又常常带来破坏性的消极力量。黑巫术多是针对社群中某一成员或集体而展开的，放甲马神、建房时藏匿灵物主祸、抓生替死、放蛊毒等艺术疗法，是损人利己的自私本能的反映，对于社群心理的健康是有害的。特别是将某位成员以巫术权威的迫力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药王”或“蛊婆”之类的个体时，无疑破坏了社群中人际关系的谐和。作为行为主体的焦虑主体治愈了自身的焦虑，却引发了他人乃至社会的焦虑。不过，在焦虑与艺术治疗的模式中，反抗巫术迫害的治疗行为又介入到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的博弈中来。当然，用艺术化的冲突来替代实际性的交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的大动荡。和现代艺术治疗一样，艺术治疗亦有其局限性——艺术治疗师只能完成艺术的使命。

二、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历史分期

我们可以从历史维度大致勾勒出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巫术论占绝对优势的时期。这一时期，巫医同源，但巫者即是医者。巫术与医术、艺术混沌一体，难解难分。超自然力量受到顶礼膜拜，巫术知识是人类知识金字塔的顶端。历代史书记载，云南少数民族曾信巫而不信医，其所谓的医学当然不是今日所指的辩证统一的生理医学与心理医学的结合，而是专指生物医药学，他们对疾病的定义也局限在生理领域。局外人忽视了巫术行为的心理治疗功能，更不能体察到艺术治疗的功能。且不说局外人可能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知之甚少，但我们无法否认，就生物医药学而言，云南少数民族在整体上是欠发达的；在现代生物医药学面前，云南少数民族的医药体系就更加难以企及。但是，这却不能证明，包括艺术疗法在内的心理疗法方面，云南少数民族的治疗体系亦处于劣势。

第二阶段是巫术论的知识观与科学知识观彼此博弈的时期。在生物医药体系中，来自族群内部的医药知识暗自生长着。草木根茎、树叶、昆虫、兽的器官乃至于某种被定义为药物的液体，无论疗效如何，都在经验的检验中发挥作用。在思想界，艺术治疗的失败例证也引发了一股微弱的怀疑力量。改进农牧、渔猎的技术，改进武器，改进建房技术，注意营养和保暖以及以迁徙、隔离的方式远离病原体等都对巫术至上论带来了冲击。科学对巫术的冲击来自族群外部，他者的治疗体系也不断向自我的治疗体系发难。但是，固有治疗传统暗含着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族群内部作为一种权威性的文化惯例而存在，所以新兴的疗法并未完全取代传统疗法。新兴疗法的治愈案例不断冲击传统疗法，传统疗法开始向新兴疗法妥协，在这个阶段，“神药两解”的治疗观得以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衰落期。此种疗法的衰落是巫术论衰落的结果。焦虑是因巫术论的世界观和知识观引发的，巫术信仰的衰落，焦虑的对象也就崩塌了。科学技术论替代巫术论去解释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焦虑。巫术时代的艺术疗法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巫术何以会衰落？本来，巫术论的思想体系和其他许多思想体系一样具有自我认可的性质。自我认可意味着一种前提——即明显非理性乃至错误的前提被接受后，其信众对体系的信仰就不再受新发现的动摇，已经存在的体系会对新发现进行巧辩。巫术信仰体系有一套解释治疗失败的逻辑。影响治愈的因素纷繁复杂，治疗师可以在其中挑选几个加以解释。巫术信仰所处的外部环境毕竟日益改变了17世纪爆发于欧洲的科学与哲学革命向全球扩展，机械论哲学摧毁了巫术论的知识基础——泛灵论。新科学主张以论证确定真理，直接经验视为必要，不检验而接受教条的思想和行为受到打击。超验的泛灵论经不起新科学的直接经验式检查。原本从巫术的试验和归纳中受益的科学界开始敌视巫术。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在新科学的指导下日益发达，通信状况、医疗卫生、政治制度、军事技术、保险业等技术的发达使巫术信仰失去了太多的市场。除了技术外，人类的信仰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围绕存在的终极问题对高度理性的宗教的信仰，对政治制度的信仰，对金钱的崇拜，乃至于对科学技术的崇拜等等都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加多元。［2］（P527～552）这场变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波及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中国成立以来，巫术信仰被主流政治话语划定为迷信，并用法律的形式进

行禁止和打击，这种强制性的举措对巫术而言是毁灭性的。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衰落了。

第四个阶段是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复兴期。盲目自大的现代理性越来越不自信，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经历的最严重的创伤。“19世纪的人类进步的神话在20世纪之交粉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价值不那么自信了。在普遍的怀疑和恐惧中出现了新原始主义的理论乡愁，人们希望通过古代原始状态回归来帮助现代人治疗他们失去的和谐人性，反对‘科学进步’下掩盖的非人性观念和行为。”［3］（P87）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他者的疗法。文化功能、文化模式、人文类型、地方性知识等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理念越来越提请自我在他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情境中研究异文化中的疗法，通过共情来达到理解他者的文化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大势。野蛮人、原始文化、迷信等术语逐渐从文化人类学家的著述中淡出。哲学界，现象学力避先入之见，朝向事实本身的变革也在为重新研究传统疗法提供支持。最为直接相关的是在心理治疗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非理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荣格及其追随者不但不排斥巫术时代的艺术治疗体系，而且将其视为探索人类心灵的财富。当今欧美社会处于勃兴状态的新萨满教运动主张现代人向印第安等原住民学习包括艺术治疗在内的传统疗法，以为被现代商业机制异化的受伤心灵寻找治疗的途径。［4］（P237）现代艺术治疗师渴望从巫者的艺术治疗经验中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各种形式的信仰以民间自发和官方主导的形式复兴，波及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更是直接将传统信仰合法化。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巫者经历了从第一批艺术治疗师的智者到宣扬迷信的说谎者，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三次戏剧性转变。作为暗流的巫术信仰将焦虑与艺术治疗的模式保存下来，在外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转向的形势下复兴。以至于我们在当下的田野调查中还能观察到焦虑与艺术治疗的活形态。复兴后的焦虑与艺术治疗已是强弩之末。焦虑主体、焦虑对象、治疗技术日渐失去其生存的土壤。焦虑与艺术治疗仅在乡村社会残存着。作为文化展演的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已仅存其形而失其神，甚至形制也不复存焉。这种消亡和变异的大势不会因新萨满教运动的兴起、学术界的传统乡愁研究以及现实社会政策的包容性加强而有所改变。如果我们的传承人不是为了治疗本身而是为了享受政府津贴而传承艺术治疗的知识，我们将如何让有助于社会和谐的那些焦虑与艺术治疗在其特有的文化语境中继续发挥功能？

三、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当代应对

针对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现实境遇，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应当将对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研究作为现代艺术治疗理论研究和治疗实践的突破口。按焦虑与艺术治疗的本来面目去研究它的内在理路，将艺术治疗的经验和现代艺术治疗的经验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实践中进行扬弃。两种治疗模式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前者是在巫术论的知识观统摄下进行的，泛灵论不但不被划入非理性的领域，而且还是理性的知识。信众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判定是以泛灵论为中心或泛灵论与科学技术论并行的语境中进行的。信众对意识与无意识、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没有严格地区分。他们具有这样的倾向：所有经验到的都是真实的，不可见的事物不但是客观的而且左右着可见世界——甚至在迷狂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感的。他们用艺术积极地建构不可见世界，通过象征、移情、投射、迷狂等方式体验艺术经验，治疗焦虑。后者的社会环境是科学、技术、多样的信仰形式构成的，这种环境中的人类按照科学、技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以及数理逻辑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巫术信仰是“明显非理性之信仰”。［5］（P14）在治疗的技术路线中，信众被动接受艺术治疗的倾向较重。巫者是艺术创造者或表演者，艺术治疗的形式来自传统的权威；信众一般不参与直接的艺术行为，即使在集体性的治疗中作为参与者进入艺术行为中，也受制于治疗师的先验式诠释。巫师先按传统知识对焦虑与治疗进行诠释，再实施治疗。现代艺术治疗即使不排斥非理性因素，却也形成了一套理性工具：原型、集体无意识、精神发泄、升华、移情、投射、象征等等。现代艺术治疗即使进入了非理性的体验，也能重新回归理性意识状态，它对非理性有一种理性的解释体系。现代艺术治疗主张病人或来访者用艺术媒介进行自我探索和表达，重建身心平衡，实现自性化。治疗师在顾客进行艺术创作之后再用心理学知识进行诠释，延迟诠释甚至是治愈的必需。现代艺术治疗能将投射和移情进行理性的阐释。在现代艺术治疗理论看来，艺术治疗的过程在很大程度

上处于无意识的层次。对传统艺术治疗和现代艺术治疗的研究是亟待开展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我们明显落后于国际水平。

其二，在现实的文化政策中，对于那些由黑巫术引发的焦虑及其治疗模式，要予以禁止。黑巫术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猜忌和攻击，影响社会稳定，对受害人造成了心理伤害。尤其要消除将病人隐喻为邪恶之源的社会习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6］（P5）我们要通过政策干预将焦虑与艺术治疗控制在实质性伤害的界限之外。以敛财或损人利己为特征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焦虑与艺术治疗模式应当受到道德的强烈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因为这种焦虑和治疗的存在使“人们的金钱、健康及其稳定的情绪正在遭抢劫”。［7］（P3）

其三，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用现代治疗技术来治疗民众的生存焦虑。焦虑与艺术治疗已经开始承认“神药两解”治疗观的合理性，那么现代艺术治疗为何不能承认传统艺术治疗具有的合理性呢？焦虑与艺术治疗在当下民间的自发式复兴中暴露出现代治疗体系的诸多问题。患者是否有能力支付现代治疗技术所需要的经济支出？如果医院治疗唾手可得，民众还会一如既往地求助巫师吗？首先，现代艺术治疗的实践在中国的都市中亦处于萌芽状态，在乡村社会更不曾运用；其次，乡村社会的生物医学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心理治疗始终是个盲区。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对精神病医师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如非生理性原因引发的生育焦虑又由谁来治愈？现代的医疗制度无论在生物医药还是心理治疗方面都面临制度、职业伦理、疗效等诸多漏洞。有益身心健康的传统疗法可以作为现代疗法的补充。当是，必须高度警惕传统疗法对现代疗法的干扰和延误。比如明显患有生理疾病的病人，应当及时选择医院的治疗方案，不能因求助巫医而延误诊治。实际上，民间的巫医和信众已普遍采取现代治疗手段优先的原则，只有在现代治疗手段失效之后，传统疗法才开始介入。相关学科之间应当互通有无，积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传统疗法和现代疗法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开发出一种更加有效的、适应社会发展实际的新型疗法。可以预见，焦虑与艺术治疗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开发、转化、应用的前景。我们甚至无法断言存在一个完全没有巫术信仰的社会。事实上，在以巫术论为权威性世界和知识观的社会中，艺术治疗的效度不是低下而是偏高。如果现代疗法发展到无须传统疗法补充即能高效治愈生存焦虑的阶段，传统疗法将从人类社会中淡出。

［1］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M］．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2］托马斯巫术的兴衰［M］．芮传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孟慧英再议原始宗教［A］．孟慧英．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4］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M］．吕文江，余晓燕，余成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苏姗·桑塔格疾病与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兰迪“信仰”治疗：揭开巫医神功的面纱［M］．喻佑斌，罗文胜，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The Historical Paradigm，Periodization of W itchcraft Anxiety and Art Therapy and Its Contem porary Response

LIShi－wu1，ZHANG Bing－yan2
（1School of Art and Design，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2Zhenxiong Branch，Zhaotong Tobacco Company，Zhaotong，657200，Yunnan，China）

According to ethical standards，there are two types of art therapy：one is to cure the anxiety，the other to intensify it．A historical review ofwitchcraft anxiety and art therapy sketches out the following stages it has experienced：the predominance ofwitchcraft theory，the co－existence of witchcraft knowledge and science knowledge，the decline of witchcraft anxiety and art therapy and the renaissance of it．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ofmodern art therapy，we should take the study ofwitchcraftanxiety and art therapy asa breakthrough．In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e policy，differentmeasuresbe adopt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witchcraft anxiety．Besides，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socialwelfare and applymodern techniques to treat peoples survival anxiety．

witchcraft anxiety；art therapy；historical paradigm；periodization；contemporary response

J02

A

：1006－723X（2015）05－0135－04

〔责任编辑：李 官〕

李世武，男（彝族），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中国民间文字、艺术人类学研究；

张冰焱，女（彝族），昭通市烟草公司镇雄分公司助理政工师，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