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逻辑

文／张雷声

论资本逻辑

文／张雷声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资本逻辑表现为作为表现形态的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作为本质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和作为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历史、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

资本;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矛盾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人们却往往易于直观地感觉到它是具体的物品；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局限性、毁灭性，而人们却往往更易于重视它的积极性、文明性；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内在矛盾的演化决定其走向，而人们却往往只是把理解它的焦距对准于扩张本性。如果我们将这几个层面的正反两面结合起来认识资本，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来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逻辑主要有表现形态、本质形态和发展形态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历史、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

一 作为资本逻辑表现形态的资本本性

资本本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逻辑展开是资本逻辑的表现形态。这是人们在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中最易于把握的资本逻辑。所谓资本本性，就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它的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1]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使得资本主义在其上升时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在当代，伴随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不仅生产过程逐渐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发展，出现了弹性化、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新趋势，而且劳动者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脑力劳动者、高级科研人员、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大大提升，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时劳动对象也不断得到开拓，劳动手段自动化程度日益提升，劳动工具趋向智能化，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全球化、社会生产信息化和经济构成虚拟化成为重要趋势，从而出现了文化的世界交融、文化的多元化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

但是，“仅仅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方面无法捕捉到其有序的特征，因此，仅仅针对系统内无形力场的描述无法体现出其运行状态，也无法展示其导向的历史轨迹。”[4]“资本主义的运动正源自它被掩盖的本质。”[5]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在带来积极的、文明的一面的同时，更多地是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消极的片面性”。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6]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者的生产不断地满足着资本的欲望。为追逐剩余价值，为掩盖剥削程度的加重，为避免雇佣劳动者的反抗，为缓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激化的矛盾，资本主义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充满着掠夺性和膨胀性，通过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手段，资本得到了财富的积累，创造出了资本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资本本性使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日益隐蔽化，它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掩盖了资产阶级对巨额社会财富的占有，掩盖了劳动者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以体系化的管理形式掩盖了劳动者不断增大的劳动强度，掩盖了剥削程度的不断加重；以工会与企业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掩盖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实质，掩盖了雇工与资本所有者的不平等地位；以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企业、劳务和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等方式掩盖和缓和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掩盖了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事实，从而财富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不公正等问题的存在就是必然的。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同样也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欺骗广大劳动人民。资本本性的膨胀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将追逐利润的本性发展到世界范围，而且还将其生产关系的本性扩展到全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造成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等。随着资本向全球扩张，发达国家必然会把自己的富裕和发达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落后之上，不断制造着危机、冲突和灾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本本性逻辑展开的后果做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8]

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各种“灾难”背后的动力系统。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对此做过非常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9]正是这一逻辑，追逐无限大的利润和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对资本主义乃至全世界的破坏就像“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下来。福斯特从生态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以资本逻辑为生存和发展机制的社会中，“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10]国外学者关于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害性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 作为资本逻辑本质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11]讲资本逻辑，必须要讲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逻辑的本质形态。这就是说，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内容；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呈现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资本本性是不可能得到逻辑展开的。如果说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既创造文明又带来“灾难”的“祸害”，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500年历史中，许多思想家都对私有制做出过抨击，也都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私有制经历了一个逻辑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个体资本所有制占居主导地位，其特点是经济所有权与法律所有权相统一，所有权与控制权统一于资本家个体自身，雇佣劳动者在个体资本家的直接支配和监督下进行剩余价值生产。这种占有关系反映了个体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对立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取代个体资本所有制占居主导地位。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的产生意味着个体资本家联合入股后，仅凭所有权凭证即股票，就能以股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公司可以由职业经理人直接管理和控制，经济所有权与法律所有权发生了分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的新标志。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以政府、法定机构、公司、法团等形式出现的法人股东，取代了个人或家族股东成为企业的主要出资人，他们凭借手中集中化的控股权干预甚至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制约管理阶层的经营行为，使公司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重新趋于合一。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经历了个体资本所有制和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之后，成为一种更隐蔽、更虚伪、更贪婪的新的剥削形式。

法人资本所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同样会使利益集团操纵政治与主权在民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民有民享的矛盾、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统一性与内部分权制衡的矛盾存在并激化，同样会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从而影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首先，我们看到，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必然使国家制度与劳动人民权利发生分离，不能真正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掌握政权之后，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原则，赋予人民民主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封建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在今天的现实中，民主权利并未为人民完全享受。在经济、政治、信息等各种资源为资产阶级独占的情况下，尽管宪法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削弱了它的意义。资产阶级总是凭借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操纵、控制和影响政治民主的实施。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 竞选等同于营销， 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 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12]竞选成为“富人的游戏”“金钱的选举”，而广大工人和劳动者政治参与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垄断寡头运用金钱控制着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客，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垄断资本支持政党和候选人展开政治公关、媒体传播等政治营销活动，从而有效地影响选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13]

其次，我们还看到，由于私有制与资本特权的存在，资本主义法治无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资本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中，平等权利只具有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强大的经济政治资源作为保障。在资本主义复杂的司法体系中，判决结果往往有利于富有者而不利于平民百姓，不同阶级阶层在法律面前实质上并不平等。资产阶级依靠资本特权享受到了更多的法律权利，侵犯了广大公民的平等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以“金钱特权”为转移的，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是虚伪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14]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依然严重，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知识化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变得更加贪婪。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与跨国工人阶级、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矛盾的根源和本质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改变了形式和范围，但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并没有消失。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脱离主流社会的以有色人种、低学历者、退休者、犯罪者为主体的边缘化的过剩人群，从而失业人群、边缘人群、外来移民等“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矛盾，产业工人和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白领”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并不断加深。冷战结束后，民族、种族、宗教冲突不断走向尖锐化，由于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往往具有极强的暴力与恐怖色彩，因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发生内战，种族清洗式的驱赶和杀戮不断发生，排外事件时有激化，暴力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

法人资本所有制的产生，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处于一种自我扬弃之中，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具有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自我调整能力，也反映资本的私人属性程度不断被弱化、社会属性则相应强化的状况，意味着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相应变革和调整， 必然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无论私有制的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私有制却是资本主义的“底线”，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法人资本所有制的产生会使资本主义所有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资本的个人所有权不仅要通过股份制结构、通过交错投资的复杂的法人所有制结构得到体现，而且还要通过各种类型市场的介入，以及与社会和公众的联系才能实现。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依然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对个人发财致富的绝对保障，是资本主义限界内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扬弃无疑是在坚守资本发财致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建立在资本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是资本本性逻辑展开的基础。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表明，每当生产力快速发展之时，资本主义都会进行自我调整、改善，尽管这种自我调整、改善极其有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动摇资本主义统治根基，但它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种否定和扬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但同时却在产生着资本的限制，因为“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15]“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6]

三 作为资本逻辑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归根到底，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使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是资本逻辑的发展形态，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各种“灾难”的根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特殊形式。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和未来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其特有的逻辑运动不断推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作了透彻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是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论》三卷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如社会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生产扩大与资本的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等等。显然，这些具体生动的表现形式依据的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机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趋于弱化，相反却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机制的作用下日益向纵深发展。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等。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现时风靡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核心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正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即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这个矛盾运行的结果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虽然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但是，趋同的力量“只是部分自然和自发的”，“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在财富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化力量”。分化的力量要比趋同的力量影响更大，它是“导致长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7]“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21世纪初似乎正在发生的一样。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可能减慢，从而使得不平等趋势更令人担忧”。[18]不等式r＞g在21世纪能否成立，“取决于资本遭受的冲击大小，也取决于控制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措施”。[19]显然，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了缓和“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矛盾、防止贫富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出现长期趋势的资本约束措施。尽管他的观点存在颇多争议，但是，他却在自身的眼界范围内，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历史材料，分析了300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和财富收入的状况，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反映了资本与劳动、贫与富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深化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当代不断趋于深化的逻辑运动。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表现为物质文明日益发展与精神世界日益堕落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与个人生活世界日益萎缩之间的矛盾、社会整体高度发展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极端化之间的矛盾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裂变，人被物欲支配，成了消费动物，拜金主义盛行；人被技术控制，压抑性的生存方式束缚了人的心灵；人的生活被机械化了，人失去了价值和信念，导致意义的失落；人的需要、心理机制被异化，性格结构受到压抑，出现了畸形发展，产生了精神疾患，造成了“单向度的人”。文化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使其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艺术产品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商品，散发着媚俗媚世和金钱气息；文化艺术作品充斥着娱乐消遣和低俗噱头，艺术的完善和审美价值不再被看重；文化工业产品的模仿、标准化扼杀了艺术的生命。在这种文化体系主导下，人也就失去了价值和信念，在道德和伦理上失去了方向。因此，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公共利益，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报复社会的极端暴力行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虽然存在着把文化矛盾问题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但是他依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20]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在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特点，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全球范围扩展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跨国运动使得国家、经济集团和私人垄断组织等行为主体，以及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等协调机制在世界体系中虽然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仍然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一系列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垄断地位，采取各种手段，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干预国际经济事务，把它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殖民主义，造成发展中国家服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经济科技落后、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大的局面。而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泥潭，处于低增长之中，而发展中国家则以4%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基数较大，即使是在较低的增长率情况下，增加的绝对量也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困境并不意味着彻底而绝对地衰退，也不意味着西方实力的绝对下降。此外，发达国家实行“生态殖民”策略，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能源资源安全、严重传染性疾病、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上，不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而且借全球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之机，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设备、有害的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通过大量进口别国资源造成别国生态资源的破坏，通过设立跨国公司占有他国资源并将废弃物排泄在他国，企图转嫁生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廉价出口原材料，并忍受发达国家转嫁而来的生态伤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趋于深化。

随着世界体系矛盾的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将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即金融体系的动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以及信任危机、文化危机、财政危机、生态危机等各方面危机的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现状预示着，这种建立在贪婪、不公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上的世界体系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仅体现在其商业制度中，也体现在促使其制度‘发挥作用’的一般行为倾向和信仰中，这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存在的；而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产生这样独特成长历程的社会形态必定值得我们对其贴上一个识别标签，它会吸引人们关注造就了它独特发展动量和特质的源头。”[21]资本本性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向全球扩张。资本本性的驱动，不仅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开展为基础，而且也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密切相关。资本逻辑的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必然会使资本本身的性质遇到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2]

注释:

[1]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资本时引用托·约·登宁的一段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注24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926页。

[4]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7页。

[5]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9]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10]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168页。

[12] 张维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游戏民主”》，《求是》2010年第14期。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

[1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1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8页。

[1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367页。

[2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6-68页。

[21]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第1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1页。

责任编辑 顾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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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138(2015)02-0014-07

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