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道德构境

文／程广丽

资本逻辑与道德构境

文／程广丽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据主导话语的控制方案和统治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同质化”的抽象力量和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资本宰制、统摄和操控着人的世界及其历史。从历史视域审视资本的道德实践，资本以其增值本性所导致的剥削和贫困而呈现出罪恶的面孔，同时也因带来的发展、竞争、繁荣与公平而凸显出善的另一面。资本的功利化趋势使世界成为世界历史。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态势下审视资本的道德面貌，我们必须积极肯定资本的全球流动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与效益，同时也必须正视资本追求快感所带来的对工具理性的张扬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伤害与破坏，在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理念下理性地面对资本。

资本逻辑;道德维度；双重构境

资本自从诞生后，将人的历史篡改为资本的历史。作为一种现代性主导话语力量，资本一直是我们从各个层面和视角进行审思、考量以及追问的对象。在市场领域，资本因其自身内含的建设性和破坏力双重的特性而呈现出善恶交织的复杂面孔，致使我们很难厚此薄彼，笼统单一地将其归于“好”或“坏”的伦理评价行列当中。尤其是在现实构境中，资本自身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不断改变、更新和修饰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存在状态，在呈现给我们现实精神和品格力量的时代进步话语中，也内含着深深的道德隐痛。那么，在如何正确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历史形态下，如何建构一种良性的道德秩序和价值导引，使资本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更多地成为“助推力”而不是羁绊，对资本“在场性”的道德合理性进行追问，揭示资本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应当”，无疑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

一 资本逻辑的静态分析：论域与实质

以追求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它同时又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作为一种普照的光，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可置辩地成为一种大写的“一”和“绝对精神”，安排着其他一切“动态”的存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资本这一很“古怪的东西”抽象为巨大的“形而上学本质”，并称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然而，剥去这个“微妙”和“怪诞”的神秘外衣，我们发现，这种“暴政”的力量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的依赖，也最终以自己的力量将自己送入了历史的“断头台”。

（一）资本逻辑的论域：资本作为总体性的存在

作为现代性基本力量的塑造者，资本构造了现代性的总体图景，因而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逻辑规制。“资本”与“逻辑”的联姻决不是人为臆造的结果，而是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资本逻辑理解为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景况；资本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这种总体性存在“一览无遗”地解释着资本社会所有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

第一，资本是现代社会秩序、结构样态和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的规制者和塑造者。资本的出现，瓦解和消灭了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血缘关系，打碎了传统的羁绊，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将温情脉脉的面纱逐步揭开，一切固定的关系都烟消云散之后，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出一整套有利于自身更好生长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同一性”的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资本逻辑的“夷平”下呈现出不断同一化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2]在资本逻辑的力量下，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形态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和平等都是在资本的话语“挟制”下衍生的，因而都是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政治工具；在文化领域，不管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商业的烙印而“整齐划一”地运作着。

同时，现代性的世俗化运动展现了理性的“祛魅”力量，但却改变了现代人的基本精神生活样态。货币化、资本化的赤裸裸行为，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魔力吸引着每一个人，在他们心里，曾经至为重要的亲情、爱情、信仰等已经不再重要，资本逻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一切愿望，可支配的财富、社会的权力都可以在资本的魔棒下实现。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自身的本性是由资本赋予的，他们内心极强的致富欲望是他们最为真实的存在状态。资本逻辑促成了人的理性化，也催生了人的同质化，质的差异性被量的同一性所取代，社会的总体性代替了人的个性，统治每个被“夷平化”的个体，人格的平面化的结果无疑是人格的资本化：人将激情、追求和向往都投注在货币和资本之上，理性于是畸变为非理性的疯狂的无止境的拜物狂潮，内心的神圣只剩下那个大写的“钱”。

因而，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传统的社会机制、社会结构和人的存在方式都已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在延伸自己的触角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秩序、结构样态和现代人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规制和塑造。

第二，资本逻辑催生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却以道德的破坏为代价。技术的不断进步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必然四处奔波，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力量来提高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因而，新技术不断出现，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出现。在后工业时代，数字技术使得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关系世界、精神世界被编码和符号所控制。这时，作为主体的人已经被依附在主体上的符码所代替，失去了独立成活的意义。然而，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是以从事旧技术工人的失业为代价。更为可怕的是，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必然的又是必须的，它维系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同时，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对个人剥削程度的加深，“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3]福柯也指出说：“尽管工人宁愿要行会制度也不要这种新的监视制度，雇主却认为后者是与工业生产、私有财产和利润体制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工厂、大铁厂或矿山里，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这不仅会吞噬利润，而且会流失资本。……他们的作用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这样，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4]该特殊性质有两个核心要义：一是为剩余价值而生产，二是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降低而努力。在福柯看来，资本逻辑在微观权力的作用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性，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马克思据此深刻指出：“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5]因此可以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6]

（二）资本逻辑的实质：由“自我实现”走向“自我毁灭”

资本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追求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却不断制造着社会的片面化和残缺化，这个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终究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逃脱不了被历史扬弃的厄运。因而可以说，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社会，这个社会必然表现为一个由自我生长起来的力量最终来摧毁自我的过程。马克思对此这样论述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7]在资本的发展与舒展的过程中，它呈现出来的是就自我的生长、发展与灭亡，或者说，资本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集中表现为资本推动的社会发展是在对抗分裂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资本的增殖结果促成了资本的贬值，资本的贬值使得资本不得不克服各种限制而寻求出路，在不断突破自我限制中实现着自我的价值，而自我价值实现的尽头必然是自我毁灭的命运，这构成了资本逻辑从无限扩张、无限舒展而最终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使得资本逻辑的存在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危机。在资本身上，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私人性质的，但是产品要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又必须通过社会性来完成。这样一来，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矛盾性存在。然而，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资本这一生产关系自身的内在矛盾终将会破裂开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而成长起来。马克思据此指出，是资本的产生、发展产生了炸毁这个社会的“引线”和“地雷”：“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因为在这里，生产的全部性质，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消费”，因此，资本的发展结果一定会是这样，它不仅不断生产着自身，也不断生产着毁灭自身所需要的现实关系。资本的“自我增殖”在现实中促发着资本的“自我贬值”，“克服限制”伴生着“自我限制”，再由“自我实现”走向“自我毁灭”。这是资本逻辑从“无限扩张”走向“自我克服”的矛盾性演化趋势。因而，资本逻辑就是通过自我贬值—消灭来自我实现—发展的过程，通过“自虐”的方式来“自恋”的过程。这样，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就是文明化与对抗化的矛盾，创造与毁灭的矛盾，罗马双面神的矛盾。因此，“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8]

总之，资本将现代性的多个要素、多重内涵和多种逻辑统合在一起，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还是文化思想的生产，都不得不臣服于资本支配的工业生产及其关系。资本广泛渗透并全面主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方面和过程，甚至包括个人的身体、个性、心理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总体性存在而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

二 历史视域中资本的道德实践：善与恶的两面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根基在于生产与再生产的不断扩大，交换价值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它给人们勾画出来的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现实世界。

（一）繁荣与发展：资本的重大作用与积极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而这其中，资本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它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出现摧毁了一切陈旧的生产关系，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资本很大限度地拓展了市场，因而使得人们的需要也得以迅速扩大；在这一基础上，人们的消费需要使得生产再度扩大，而生产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如此，由于资本自身增长的需要，它必然促使社会生产不断地改进技术，不断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资本就在客观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们的普遍勤劳，这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繁荣。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无疑“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主义社会里，大机器的普遍使用和生产社会化手段的不断推广，使得资产阶级四处开辟世界市场，促进民族交往，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本主义才能迅速发展起来，第一大社会形态才发展为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一个世界，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重大作用。

（二）剥削与贫困：资本的潜在危险与文明暴行

资本的增殖行为看似是投资者的贪婪欲望，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强制力量。在资本实现不断增值与吸吮活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所隐含的各种潜在危险与文明暴行也就暴露出来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无产者自身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对穷者的侵略，富者与穷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都是资本带给人类的无法言说的伤痛。

资本为了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必然会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历史上，农业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族（如古罗马时期的多数战争），工业民族征服所有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资本的强大打破了落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迷梦，给落后民族带去屈辱和灾难，使落后民族不得不在资本“过度的文明暴行”中书写着苦难的血泪历史。这被马克思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被他痛斥为“地方从属于西方”的野蛮历史。因为资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以其“先进的文明”给外来民族带来福音；相反带给外来民族的是征服、侵略、内战、血泪、屠杀等深重的灾难。马克思痛恨地指出：“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0]无疑，“这场决斗”的最终结果，就是强者不断欺凌弱者，并导致了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重。

三 现代视域中资本的道德之维：利用与控制的双重构境

在巴塔耶看来，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功利性的生产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活是以与人类世俗功用利益为目的的占有性的“俗事物”或世俗世界生活。在这个物性和功利性统治的世俗世界里，任何物品都以工具化、目的化一环指向另一环，以构成效用式的物的体系世界。[11]资本逻辑的统治导致并日益加剧着“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12]在这个“经济动物的王国”里，至高无上的资本运转逻辑不仅规制着人们日常生活逻辑的习惯、秩序和规则，也规制着自然生态环境秩序。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导和膨胀的必然结果，是人的日常生活交往理性的萎缩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泛滥，“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是工具理性泛滥的直接恶果：资本的功利性严重侵害了人的日常生活秩序，传统道德政治生活规则以及国际关系，最终导致经济和金融持续性危机的发生。“消费社会”被列斐伏尔认定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政治社会”，人的日常生活日益被消费设计并符号化。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从而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却将人类推进了一个消费被控制、欲望被制造、满足与匮乏交替循环的符号化消费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生理、心理甚至想象的能力都被全面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历史终结了，阶级隐退了，“生产之镜”打碎了，主体死亡了。人的日常生活被时装、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着的无形亚体系操控，被虚假欲望和符号体系所深深奴役着。现代商品世界是品牌的世界，每一品牌都是特定的具有增殖能力的货币化符号，“品牌崇拜”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交换价值严重脱离使用价值，人的欲望不断被制造不断被满足又不断匮乏着，人因无法逃脱的符号化、体制化、抽象化、匿名化及“零度化”的钳制而倍感失落、焦虑、孤独和绝望。列斐伏尔对此不禁悲叹:“马克思一百年前所界定的整个结构，因缺乏支持和巩固‘人类总体性’的革命而瓦解。世界被碎片化了……”[13]这种“消费恐怖主义”就是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境遇。

在歌德那里，“浮士德难题”是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它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马克思据此对现代社会这样描述：“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4]魔鬼的强大让魔法师几乎难以驾驭和控制，究其原因，无疑是资本这一“魔鬼”在作怪。时至今日，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统治社会生活”、外在于个人的市场的经济力量支配整个社会存在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在现代社会，提高了的生活水平是一种镀金的贫穷，但不可能超越贫穷。迈克尔·桑德尔也认为，资本攫取一切领域进行交易，但市场本身并不自发产生道德，而是因更加关注效益造成对交换效果的忽视，因为“腐化现象内在于市场，它不能通过调整市场背景来得到遏制”。[15]“单面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资本的功利性所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生了严重分裂，资本在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实现着“助推”作用的同时，又不光彩地扮演了“阻滞”的角色。现代文明就是人与资本之间的一场博弈，是价值与工具的对峙，是道德、良心与知识、技术、利益的对立，是自我实现的目的与自我实现的手段之间的相互斗争，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颠倒。人沦为金钱的奴隶，人日益异化和物化的命运控诉着资本的罪恶，也渴求并呼唤着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能够清醒而有效地控制资本，以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

四 结语：资本本体的道德检视及其理论后果

资本究竟有没有道德属性，资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属性，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了论证。仔细思考资本与道德之间的“话语缠绕”，检视这种缠绕背后的理解“视差”，我们发现，在终极意义上对资本进行道德维度的检视是为了实现对资本的控制或超越，而这种形式的积淀为通向未来社会铺设了微观基础（即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积淀）的桥梁。当然，未来的那个美好社会仅有这种微观基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政治制度建构等的积极介入。而对资本本体进行道德检视，就是对当下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之必然。

马克思曾经明确表示，他坚决不用“玫瑰色”来描述资本家的面貌。作为一个汇集了善恶的潘多拉盒子，资本的最终消亡也是必然的。资本的本性是—种“必要的恶”（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以对资本的充分利用为根本条件），资本在自身的生存中确立其特有的界限，然而却也在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这一界限，进而，这一“活生生的矛盾”运动的后果就是资本对资本的排斥。哈贝马斯曾说：“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16]在历史现象学看来，时间是承载着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的时间，时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因而，资本逻辑的统摄和主宰并不意味着这一逻辑的不可超越性，相反，资本逻辑自身所内含的善恶并存的矛盾性和自反性逻辑，为资本最终超越自身，更好地体现其“文明化”趋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及现实可能性。要打破皈依资本的迷梦，“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而立足于利用资本瓦解和扬弃资本，是现时代条件下超越资本逻辑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人的全面异化正是为未来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开辟道路、创造条件。近100年前卢森堡已经在《资本积累论》中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论断：“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17]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缔结的布尔乔亚王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必然要被超越，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生产关系上使雇佣劳动处在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之中，而且还是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与掠夺。实际上，这种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的生产方式，如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所说，需要一种“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联盟”，才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从资本主义资本逻辑中突围出来。故而，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断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后立场，也是现代性的彻底化。[18]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第198-19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11]参见张一兵:《巴塔耶——没有伪装，没有光与影的游戏》，《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13]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p.70.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15]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重新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8日，第3版。

[16]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7]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第376页。

[18]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6页。

责任编辑 顾伟伟

D033.3； F091.91

A

1006-0138(2015)02-0026-06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冲突与调适”（Y20143068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的伦理学研究”（13BZX082）

程广丽，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湖州市，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