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杨昌安 李强

【摘 要】 全要素生产率（TFP）既是经济增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当前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TFP变动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从市场因素、结构因素、政府因素、R&D、FDI和国际贸易六个方面，基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层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TFP主要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经济后果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制造业TFP的未来研究展望，以便对TFP主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中国制造业； TFP；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30；F4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3-0038-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仅三十余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辉煌成果，很多学者开始寻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驱动因素，以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发现，1987—200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增长非常显著，工业部门的发展导致中国经济增长5.06倍，占到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71.2%，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2.6%；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金属冶炼和电子通信等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加值高达4.7%和3.96%（谢千里等，2008；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以上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且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主要依赖于TFP的提高。因此，研究中国制造业TFP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了解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演变路径，以便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

迄今为止，虽然已有学者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TFP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综述了TFP的计算方法、理论基础、实证研究进展以及出口等单一因素对TFP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文献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系统综述的（金剑，2006；段文斌和尹向飞，2009；史清，2012）。因此，本文对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外文献从市场因素、结构因素、政府因素、R&D、FDI和国际贸易六个方面进行梳理（见图1），分别总结每类因素对TFP增长的影响方式和经济后果，最后通过分析当前研究中的不足，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助于对TFP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外部因素研究述评

外部因素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制度上，探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制造业TFP相互关系的因素，具体包括市场因素、结构因素和政府因素。市场因素是指和整个市场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因素。首先，多数研究发现，经济开放度（具体包括对外经济开放度和国内区域市场整合）对TFP有促进作用，这种积极的促进影响主要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且与企业是否有出口贸易业务、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企业所处地域（东中西部）密切相关。同时，贸易自由化还可以通过矫正要素市场扭曲和消除贸易壁垒等方式直接提升TFP（毛其淋和盛斌，2011；毛其淋，2013；Scherngell et al.，2014）。其次，资源错置会抑制生产率增长，而扩大本土市场规模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却可以显著提高TFP，但各因素的具体经济后果受企业所处行业、技术效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影响（Hsieh & Klenow，2009；陈丰龙等，2012；Ranasinghe，2014）。最后，多数研究表明，环境TFP低于市场TFP，但环境TFP的增长率却并不低于市场TFP的增长率。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环境政策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而且环境治理有助于绿色生产率的改善。同时，环境TFP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的环境TFP和增长率都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董敏杰等，2012；李树和翁卫国，2014）。因此，近年来我国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环境政策可以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

结构因素是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和行业增长模式的因素。已有的文献分别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地区层面进行讨论，但不同层次的研究结论几乎一致：我国工业行业TFP呈持续增长趋势，而差异度呈收敛趋势，且其变动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具体而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TFP增长速度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采掘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与TFP负相关，而提高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却有助于TFP的提升（Sheng & Song，2013；冯猛和王琦晖，2013）。生产率变动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会产生“结构红利”，从而促进企业的TFP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种促进效应只在产业结构变动初期比较明显，之后会不断减弱（Wang & Szirmai，2008；Chen et al.，2011）。总之，Zheng et al.（2009）及郑兵云和陈圻（2010）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总体上实现了从资本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则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其行为和TFP的变动密切相关。当前对政府行为和企业TFP变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企业层面。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倾向于发给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生产率较低的国有控股小型企业，且政府补贴和TFP增长呈倒“U”型曲线，当补贴力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和企业生产率增长呈正相关；当补贴力度大于另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和企业生产率增长呈负相关。但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可以促进地方产业的生产率增长（邵敏和包群，2012；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同时，研究表明提高市场化程度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TFP增长，但提高政府介入程度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邹怿等，2009；武鹏等，2010）。

综上，如表1所示，外部因素如经济开放度、扩大本土市场规模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都可以促进企业TFP增长，但要素市场扭曲有抑制作用，因为市场开放度越高，经济发展越自由，要素流通越无障碍，从而资源配置更有效，最终促进TFP增长；环境TFP普遍低于市场TFP，短期内环境规制不利于TFP增长，但长期看来，环境规制和治理有助于后期的技术进步和TFP的持续改善，而不断提升的环境TFP也正逐渐成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且减少污染的核心动力，最终促进环境TFP增长和我国产业环境结构优化；中国制造业TFP呈增长趋势，其差异度呈收敛趋势，且经济增长模式已转变为集约型；政府补贴和TFP呈倒“U”型曲线，即一定幅度内的政府补贴才能提高企业TFP，因为过度的政府补贴可能会导致企业形成政府资金依赖，甚至引发企业的“寻补贴”行为或事前逆向选择行为，这反而降低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率下降，同时，较高的国有产权比重会抑制TFP增长，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导致生产率较低，而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产权归属较为清晰，其效率相对较高。

三、内部因素研究述评

内部因素是基于企业的角度，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影响企业TFP变动的因素，主要分为研究与开发（R&D）、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三类。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渐过渡到以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模式，R&D对企业TFP的影响日益凸显。文献表明，R&D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和国内R&D投入两种方式对企业TFP产生影响。单独考虑R&D的国际溢出或国内R&D投入时，发现两者都可以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研究都证实只有R&D的国际溢出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R&D投入却有阻碍作用，因为对国外技术引进、模仿与吸收的成本和风险较低，而自主研发成功的不确定性很高。当把国内R&D投入细分为本行业和其他行业R&D支出时，研究结论不统一，甚至有学者得出了R&D支出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的结论（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孙晓华等，2012，2014；李静等，2013）。这可能在于短期内R&D支出主要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夏良科（2010）发现，人力资本具有“同化器”的作用，可以促进技术吸收和转化，从而促进TFP增长。毛德凤等（2013）则证实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1%～7%）才能对企业的TFP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发展的FDI业务越来越多。文献发现，FDI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提高企业TFP，且不同的行业差异很大。在消费品制造业，有FDI和完全内资企业的TFP的增长率显著不同，而中间品加工业和设备制造业则不存在区别；FDI对同行业和上游产业中的内资企业有正向的溢出作用，而对下游企业产生负的前向溢出；如果企业有FDI贸易或FDI贸易历史较长的地区（行业），其TFP会更高（低）；目前不明确FDI是否可以缩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度（Tuan et al.，2009；覃毅和张世贤，2011）。当区分FDI的具体技术溢出渠道时，FDI可以通过前向、后向和水平关联三个渠道发挥促进作用。总体上，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内资企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主要通过前向溢出渠道对TFP产生促进作用；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则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水平溢出方式可以提高各行业的TFP。虽然FDI可以提高内资企业的TFP，但相对本土企业而言，外资企业才是FDI的最大受益者（孙少勤和邱斌，2011；许晓娟和智冬晓，2013）。因为外资的进入会对制造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短期内竞争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净效应为负。所以，FDI对国有企业冲击最大，而私营、三资企业则可以从FDI中受益，同时高技术型企业也是受益对象（Hale & Long，2006；liu，2008）。

近年来，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际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热点。当前学者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口和出口贸易两方面。在进口方面，大多数研究发现，企业进口贸易行为和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的R&D投入溢出都对企业TFP有促进作用（钱学锋等，2011a；陈勇兵等，2012；郭峰等，2013）。与此相反，高静和黄繁华（2013）却发现，进口会产生进口竞争效应，导致资源重复的低效率配置，加上低端加工贸易造成的进口结构不合理，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TFP下降。此外，上游企业进口种类的增加主要会对制造业产生水平效应来促进TFP增长，而下游企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则主要产生不利于TFP提高的竞争效应。

当前对出口贸易的研究主要基于企业层面对比和分析出口和非出口企业的TFP大小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存在两种相反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证实，出口企业的TFP及其增长率都会高于非出口企业，也即出口贸易可以促进企业的TFP增长。因为只有具备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主动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也即出口企业存在“自选择效应”，而进入出口市场又将进一步促进该类企业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即存在“学习效应”。同时，出口贸易对TFP的促进作用，会因提高出口参与度、增加企业出口前的研发投入力度和企业处于高技术行业而增强，但对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和地域的出口企业，研究结论不一致（Yang & Mallick，2010；钱学锋等，2011b；Du，2012；金祥荣等，2012）。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被称为“生产率悖论”。首先，出口企业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业务是引起悖论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生产率不高、盈利能力和利润率低下，出口获益相当微薄，导致中国的出口质量和效益很低。其次，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外资企业的诸多限制及政策引导，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最后，由于存在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和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不同部门的企业在出口竞争能力上也存在差异，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凭借其价格—生产率“二元选择优势”，出现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概率更大（范剑勇和冯猛，2013；李建萍和张乃丽，2014）。

综上，如表2所示，主要的内部因素，R&D、FDI、进口和出口都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具体而言，R&D只在单一渠道下有促进作用，且人力资本和适当的投入力度可以增强这种促进功能，这可能在于研究样本对应的期间较短，而短期内R&D支出会给企业造成损失，且很多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这种共同影响因素；FDI和进口的影响方式类似，都是一个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博弈过程，只有国内制造业企业提高技术的吸收和模仿水平，才能产生更多的进口技术溢出，但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TFP，也可能破坏本土市场格局，导致本土企业过度依赖外来技术，对国内企业产生冲击，从而不利于企业TFP增长；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出口对TFP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效果，既可以通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发挥促进作用，也可能出现“生产率悖论”来阻碍TFP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企业的加工贸易、地方性行政垄断及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和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等企业特征因素，造成了研究偏差。

四、结论与建议

为了探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动力，寻找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式，本文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六个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分类述评和简要总结，本文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TFP呈持续增长趋势，其差异度呈收敛趋势，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实现了以创新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可以提高TFP，而要素市场扭曲和国有产权有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可以持续改善TFP；政府补贴和TFP增长呈倒“U”型曲线；R&D等内部因素研究结论不一致。根据以上分析，虽然当前国内外在中国制造业TFP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国内TFP的研究是随着国外的研究潮流逐渐兴起的，所以研究的理论基础几乎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而中国的市场制度和环境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因此，未来学者应该根据中国具体的经济环境和制造业行业发展状况，加强对TFP的理论基础研究，使之能够更好地和中国情景相切合。此外，TFP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在于计算方法不同。一方面，每种测度方法都有适用性，都必须满足不同的假设条件，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使用相同的方法可能造成误差；另一方面，虽然当前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但不同学者对同一个变量选取的指标不完全相同。因此，未来的学者有必要研究TFP各种测度方法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及其相应的变量替代指标，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准确。结合国务院2014年7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应大力促进我国制造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因此，本文认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关问题，例如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联，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集聚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制造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话题，应该成为未来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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