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打牲乌拉两衙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姜 盼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打牲乌拉，满语为“布特哈乌拉”。“布特哈，译言虞猎也;乌拉，江河也。故有打牲乌拉之称”［1］，合起来即为“江河渔猎之地”之意。打牲乌拉一带被清朝历代统治者视为其发祥地。自清入关后，清廷便将这一区域划为禁地，专门为皇室采捕东珠、鲟鳇鱼、人参等贡品，并在该地区相继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乌拉协领衙门，直接隶属于内务府，“不与驻防衙门干预”。在两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从最初仅拥有数百人的采捕机构，逐步发展为治理数万人口的地方管理机构，为东北地区的早期开发与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金恩晖在吉林省图书馆藏线装书库中发现《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并将其整理出版，掀起了学界对打牲乌拉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学界关于打牲乌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对打牲乌拉的两衙门的研究

(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研究

1.著作中关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研究

光绪十年(1884)，打牲乌拉总管云生、翼领英喜等修纂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2］为打牲乌拉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史料。书中记载了打牲乌拉衙门的人员构成及各项章程、打牲乌拉衙门的主要工作内容、打牲乌拉衙门采捕的疆界范围、打牲丁参与的边事，并记录了从康熙朝到光绪朝打牲乌拉衙门的大事，以及打牲乌拉的学校、选举、兵防等相关事宜。光绪十七年(1891)，由打牲乌拉总管云生、翼领全明等修纂的《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3］对打牲乌拉地区的建制沿革、疆域、教育、文化、经济等作了介绍，为研究打牲乌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徐鼐霖《永吉县志》［4］中的“打牲乌拉历任总管沿革始末记”、“打牲乌拉考”对打牲乌拉地区历任总管设置及任职时间进行了梳理，并对乌拉总管的级别沿革作了详细的描述。佟冬在《中国东北史·清代东北》［5］中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设置、牲丁来源、贡品采捕等作了介绍。孙乃民在《吉林通史》［6］中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设置与组织、职能、采捕的组织与管理、打牲乌拉两衙门的比较等作了探讨，但未对制度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尹郁山的《乌拉史略》［7］对牲丁编制、俸禄及贡品种类进行了分析，对蜂蜜、松子等贡品作了介绍，尤其提到康熙与乾隆两次视察乌拉地方，彰显出打牲乌拉在清代的重要地位。关志伟的《话说乌拉》［8］作为一种普及性读物，通过故事性的叙述对打牲乌拉地区的由来、物产、风土人情等方面作了介绍，具有一定的价值。金恩晖《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9］收录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最新校释本，并就近年来学界关于打牲乌拉的研究进行分类整理，为推进打牲乌拉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2.论文中关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研究

金恩晖的《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10］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由来、总管任命、官员品级设置、《志典全书》的编修等作了梳理，提出《志典全书》作为吉林地方史的志书，对清代东北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缺少第三卷。赵东升《〈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11］依据家传的手稿，弥补先前发现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缺第三卷的遗憾。杨永耀《清代采贡中心打牲乌拉》［12］指出在清入关后“乌拉一地的打牲生产，由地方乡贡发展成为国家直接经营的东北采贡中心。”该文梳理了打牲丁的来源、组织和管理等问题，肯定了打牲丁在抗击沙俄入侵时做出的积极贡献。金恩晖的《对中国清代打牲乌拉地方研究史料综述》［13］指出《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充与更正了其他史料中关于打牲乌拉地区的记载不全或讹误之处，为今人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张晓光的《打牲制在清史、东北史中的地位概述》［14］揭示了打牲乌拉由数百人的纳贡基地逐步发展为拥有数万人口的地方重镇的历程，以及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对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张琛的《打牲乌拉与打牲乌拉衙门的设立》［15］探讨了打牲乌拉衙门从初创到发展再到衰落的历史进程。王雪梅的《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研究》［16］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职掌、历任总管沿革、牲丁的来源及管理、打牲乌拉衙门的衰落原因和历史地位等问题。杨峰、静轩的《吉林打牲乌拉衙门和清宫祭祀》［17］指出打牲乌拉衙门除为皇室供应东北特产方物，还向皇室提供种类繁多的祭祀用品。

(二)乌拉协领衙门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乌拉协领衙门的研究较为薄弱。《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徐鼐霖的《永吉县志》均记载了乌拉协领衙门的设置情况。孙乃民的《吉林通史》对乌拉协领衙门的设立情况作了记载，并对兵丁作了统计，指出乌拉协领的职责为“在无战事征剿时，遇有采捕之年，应派兵捕打细鳞鱼、鲟鳇鱼、五色杂鱼、松子、蜂蜜等差。在兵事方面隶属于吉林将军，时而受命单独应征，时而受命与吉林城兵合股出征。”张琛的《打牲乌拉与打牲乌拉衙门的设立》［18］对乌拉协领的设置及归属作了梳理，提出协领衙门是“亦兵亦丁，双向管理”的双重体制，并对乌拉牲丁的军事职能作了研究。

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建立时间

学界关于打牲乌拉的设立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赵东升的《九台市罗古屯赵姓满族历史溯查》［19］依据《依尔根觉罗氏家谱》，认为打牲总管衙门设立于太宗天聪七年(1633)，富察氏·迈图为首任总管。

第二，石光伟的《〈石氏家谱〉对于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研究史料的新补充》［20］依据《石氏家谱》的相关记载，认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始设立于顺治元年(1644年)，并确定当时的负责人为吉巴库。

第三，金恩晖的《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21］依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所载“顺治十四年将迈图放为六品总管，伊子布特库改为六品翼领”［2］，认定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四年(1857)。张晓光的《从＜付察哈拉家谱＞谈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形成》［22］结合付察氏家谱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永吉县志》、《吉林通志》的相关记载，不同意石光伟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始设于顺治元年的说法。作者认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立时间应该为顺治十四年(1857)。目前学术界均持此观点。

三、打牲乌拉贡品的研究

打牲乌拉作为清廷的行猎纳贡基地，其首要职责是采捕贡品。打牲乌拉需要采集的贡品种类较多，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对打牲乌拉采捕人参、东珠、蜂蜜、鱼等贡品的考察。

关于人参。金恩晖的《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23］依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订正了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23］关于打牲乌拉衙门仅是为清廷采参的服务机构的错误认识，指出打牲乌拉衙门不仅为清廷采集人参，同时还采集蜂蜜、东珠、鱼、松子等贡品。川久保悌郎的《关于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24］对金恩晖为其斧证观点予以接受。赵郁楠的《清代东北参务管理考述》［25］阐述了打牲乌拉衙门中采参丁的来源、奖惩制度、衰落等，并指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清代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人参采集生产的组织，是享有一定采参特权的皇室采参机构，从而确定了打牲乌拉衙门在参务上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关于东珠。赵雄的《关于清代打牲乌拉东珠采捕业的几个问题》［26］分析了东珠采捕由盛到衰的原因:其一，清前期大肆采捕，以致库存积压;其二，东珠是自然产出，连年采捕造成资源匮乏;其三，清政府财政衰败，几度停止采捕活动。王雪梅、翟敬源的《清代打牲乌拉的东珠采捕》［27］介绍了采珠的奖惩制度。汪玢玲、陶金的《打牲乌拉贡珠与东珠故事》［28］梳理了关于东珠的早期文献，对贡珠的采集方法及采牲丁的来源情况进行了具体描述，并从民俗学的角度讲述了与东珠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关于蜂蜜。历延芳、陈东梅、葛凤晨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与清朝贡蜜》［29］以志典全书为基础，指出采捕蜂蜜作为一项采捕职能在打牲乌拉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介绍了贡蜜的生产及采蜜的组织、奖惩制度等。

关于鱼贡。江汉力的《清朝吉林贡品中的乌拉方物》［30］对贡鱼中的魤鱼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关云蛟的《打牲乌拉鲟鳇贡》［31］对鲟鱼的特点、习性等作了介绍。林明堂的《打牲乌拉的经营范围及其经济性质》［32］指出捕黄鱼的季节。汪玢玲、陶理的《清代乌拉鱼贡》［33］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等地方志为基础，主要对打牲乌拉衙门贡鱼(哲罗鱼、鳟鱼、鳇鱼)的捕打进行了论述，同时以鲟鳇鱼的养殖及朝贡为例，对打牲乌拉鱼贡作了论述。严义的《清代乌拉总管衙门采捕——兼说牲丁的社会地位》［34］对鳇鱼采捕的季节和用大网及铁叉于江面上捕鱼作了简要介绍。陆姝的《清代吉林打牲乌拉鱼贡研究》［35］将打牲乌拉的鱼贡及打牲乌拉的鱼丁作为切入点，研究了贡鱼的采捕种类、用途、数量、存储、运输等，并对渔丁的来源、管理、奖惩制度、建制与职责进行了细分，对打牲乌拉的鱼贡职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并提到打牲乌拉所捕贡品不仅被用于清廷日常用度，还被用于庙坛、陵寝的祭祀。

四、打牲乌拉其他相关研究

(一)打牲乌拉衙门官员研究

章佳·郁山的《关于清初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等几个问题的补订》［36］对乌拉地方最初设“嘎善”(即乡、村之长之意)的年限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后金天聪三年(1629)清政府为管辖乌拉之地派“迈图”出任，继而提出在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之前，曾在乌拉地方设置“三旗佐领”，并对设立之初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主要职权作了归纳:“一是继管户籍档案;二是日理打牲采捕事宜;三是负责筑造总管衙门;四是筹工筑城”。尹郁山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补订及考析》［37］以迈图嫡系子孙所藏《傅氏族谱》为依据，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订，确定了迈图于后金天聪四年(1629)被授“嘎善达”。傅柏龄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订”之补正及穆克登其人其事》［38］指出穆克登在任打牲乌拉总管期间对打牲乌拉地区的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实地踏察中朝边界中国一侧，对后来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打牲乌拉禁地管理研究

那个张的《打牲乌拉捕贡江界图》［39］以吉林省档案馆珍藏的“打牲乌拉捕贡江界图”为依托，对打牲乌拉与蒙古王公在松花江上游水域因捕打贡鱼和垦荒的江界之事经常发生争执进行了介绍。为解决纠纷，清政府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光绪十三年(1887年)、宣统元年(1909)三次对该区域进行划界区分，并“立定界碑”。

(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旧址研究

李其泰的《对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原址的质疑——致金恩晖同志信》［40］对金恩晖与梁志忠校释的《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中提到的四幅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原址照片提出新看法，并实地踏察采访，认为该组照片为打牲乌拉总管云生府邸。张晓光的《关于永吉县乌拉街“后府”遗址的调查报告》［41］进一步确认永吉当地群众称之“后府”的建筑即是打牲乌拉总管云生之府邸，而非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旧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大部分建筑已于民国时期被拆除。

(四)乌拉官庄研究

松涛的《乌拉官庄》［42］对乌拉地区的粮庄作了简要介绍，指出打牲丁除打牲外兼事农业。官庄生产粮食交给乌拉总管衙门，并由其自行建仓存储。对乌拉官庄的研究颇少，且以介绍性内容为主，还需深入研究。

五、结语

近年来，学界对打牲乌拉两衙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集中于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设立及发展概况。学者们充分运用原始档案材料及新发现的史料，对打牲乌拉两衙门的职官设置、贡品采捕、贡品种类、禁地管理、职能演变及发展变化等进行研究，对打牲乌拉两衙门的基本职能及全貌有了较为全面的勾画，对研究清代东北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由于受史料的限制，一些原始的满文档案材料尚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使得一些研究不充分，如对乌拉协领衙门的研究较少。对打牲乌拉两衙门的官员考核、选调、官学、田赋、税收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视角的转换与研究内容的多样化，打牲乌拉的研究成果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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