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钧、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彭晓娅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0 引 言

王本朝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 星 出 版社，2006年7月)（以 下 称 为 王著），是一本研究1949年到1976年期间，中国文学制度与文学观念关系的理论专著。随后张钧博士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以下称为张著），在王著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这一领域扩宽了道路。两个版本都是研究当代文学制度，但是后者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简单因袭与低效重复，两者之间大同小异却各有千秋。鉴于对两个版本的评论较少，本文试图在两个版本的对比中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认识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1 两本著作的相同点

1.1 开拓研究领域

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许多大家从文学史、文学体制、文学制度等方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郑万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田中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李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董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孟繁华等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王万森的《中国当代文学新编》等。但由于受到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当代文学制度还缺乏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具有“开天辟地”的重大意义，而紧随其后的张著中部分章节已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长江学术》、《扬子江评论》及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杂志上刊发和转载，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二人的著作进一步填补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空白，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1.2 文献资料翔实准确

两版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王著宏观上始终以新的“文学场”的生成机制为主线，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从大量细致入微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娓娓道来，避免了空洞说教。正如王本朝教授所说：“有难以说清楚或不宜说清楚的情况，那就只好‘让事实说话了’，尽量让材料去呈现历史，注重细节的描述。”[1]张钧博士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找材料之艰辛，他认为“故而所谓‘研究’，在我主要变成了找材料。”[2]两版坚持着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态度，不武断任何作家的功过得失。如王著在论述《文艺报》与当代文学时，承认没有充分材料说明张光年、马少波、王朝闻、李焕之、黄钢五位新人进入到《文艺报》任编委的背景和原因。而张著中对于“三封读者来信”的推断则显得胆大心细，他说：“据笔者推测，此次‘挑战’应是丁玲主持，陈（陈启霞）具体行事。这种估计未必准确，但其实影响不大。”[3]以事实说话，加以中肯的分析评价，两版著作对当代文学制度做出较为公正的考察。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版本的著作都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研究材料。

2 两个版本的不同

在价值意义、文献资料的收集以及资料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方面，两个版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个版本又有部分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值得思考之处。

2.1 编排结构不同

编排结构不同，也即两个版本侧重点不同，王版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对于20 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颇有“柳暗花明”之感，而“制度”无疑也是研究1949-1976年文学最合适的钥匙。王著从文学制度建立、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的传播与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多个层面还原和观照建国后的当代文学。王著共分为八章，每一章阐述一个知识点，分布较为均匀。

张著则分为上下两编，主要从文学组织、文学出版制度、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上编主要是介绍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下编主要从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进行论述，也即是说，上编主要讲制度的确立，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下编主要对文学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加以探究。这样的安排我们可以称其为“体大思精而又重点突出[3]”。张著的结构安排显得系统、宏观、深入。如书中所涉及的“人民文学”、“新文学”、“鸳蝴派”等相关概念和观点；自由主义文学批评、通俗批评、政治批评三者之间的区分；知识分子和大众两大群体的阅读考察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深化和整体推进。另外，张著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究，这种“人的研究”的模式使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不再是硬性的、无感情色彩的条条款款或文件材料的堆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张著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价值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张版对于书稿的安排更具科学性，也更胜一筹。

2.2 论述风格不同

论述风格不同，也就是两位作者在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过程中阐述的方式不同。王版细致入微，具体详实，扬扬洒洒、一气呵成；而张版层次分明，论证严谨，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如果形容王版犹如一个人的筋肉，那么张版就是骨骼。例如，王版在介绍当代文学制度建立时，不像张版直奔主题，直接介绍文学组织制度，而是介绍了相关背景，阐释了苏联文学和延安文学等对当代文学制度建立的影响，这为后面中国当代文学制度高度行政化特点奠定基础，追寻起来有根有据。其次，王版论述过程中最喜发散，或是史料证明，或是人物介绍，或是旁征博引，所以在阅读过程中甚是有趣。例如，在讲《人民文学》 时，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来讲秦兆阳，让读者对这个人物以及《人民文学》都能有很好的了解，甚至是印象深刻；再如，为证明出版社和出版编辑对文学的影响，王版也花了大量篇幅引入杨沫刊发 《青春之歌》的例子，其中的曲曲折折的确令人对出版社与编辑力量信服。王著的这一安排无疑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与当代史的研究应该是有所区别的，王版过多的旁征博引，会冲淡制度研究的严谨性，给读者以介绍文学史之感。

相对来说，张版在这方面就严谨得多。张版最大的特点在于层次清晰。每一章下有多个小节，每一节下有多个部分组成，而且凡是涉及到具体知识点，都是分步论证，逻辑清晰，材料丰厚。针对制度研究本身，以材料数据说话，不偏不倚，严谨缜密。例如在第二章的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部分，下设出版社国有体制、编制制度两个小节，第一小节共三个部分，第二小节共分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如需要具体说明则又分点进行论述。如：第二章第一节第一部分，张版从专业分工、垂直结构、选题计划、用人体制四个方面分别阐释在党的政策下，新的出版政策包括四个重要措施。作者在每一部分之后，都会附上自己的短评，结构工整，论述逻辑较为合理。这样的安排使得张著严谨科学，论证条理清晰，有放有收。

2.3 个别观点不同

由于编排结构和论述风格不同，王著均匀的分布难逃笼统、简化的弊端。比如对于编辑身份的认识，王著只谈到编辑成为出版过程中重要的“守门人”，而忽视了在当代文学制度的演变下，编辑这一身份也多次遭遇尴尬。对稿酬制度的介绍等也显得较为浅显，稿酬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几经修改调整才得以稳定形成，而张著在这方面则有详细的介绍。再者，王著中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行政与半行政的手段”，禁止或者是限制通俗文学的出版，因而“鸳鸯蝴蝶派” 在那个时段就失去了它们在祖国大陆上“生存”的机会，但是张著却有不同的观点。

张著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于谋生等因素，大多数前鸳鸯蝴蝶作家仍然不辍笔耕，奋力跟随当时的“主流文学”以取得一线生机，“以前只知道张恨水解放初未发表作品，孰知他也投稿，并投了多次。”[2]也即是说，王著直奔结果，简略了其中演变的来龙去脉。但是如果过于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会带来轻率之感。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度研究书写过程中要注重展现发展过程。另外，张著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对鸳鸯蝴蝶文学进行打压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以丁玲为首的延安文人的自作主张。也就是说，张著认为当时中宣部仍然强调“改革”，不要盲目地全盘否定旧派文学。以丁玲为代表的个别文艺官员却违反这种构想，他们通过《文艺报》表达自己的私人意见，对鸳鸯蝴蝶文学加以否定和排斥。二者个别观点不同主要源于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不同。

张钧在后记中说到他的研究与此前出版的《问题与方法》和王本朝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有关系。张著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青出于蓝”。《问题与方法》中的构想与提示，王著中的编排结构等都对张著有很大影响。就这一层面而言，张著是较为成功的。当然，张著也存在少许不足。

首先，他对“文革”十年的研究显得“粗枝大叶”。“文革”期间的具体文学政策、制度等方面可考察与分析的对象不少，“文革”期间的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如“朦胧诗”所创办的《今天》杂志。这一杂志的兴起、发展以及最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停刊这样一个过程，研究者是否可以从《今天》的命运窥见当代文学出版制度的运作机制呢？ 其次,“文革” 期间存在众多地下诗歌的传播与阅读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风靡一时的食指、多多、北岛等人的诗歌创作，这种不被“政策”认可却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纳入著作中，从读者接受与阅读这一角度去考虑呢？ 最后，两个版本对于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似乎着笔不多，当代文学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设置与安排也是文学体制中的一部分，评奖制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作家地位等都密不可分，在制度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评奖制度也应该重点叙述。

3 结 语

在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过程中，由于很多文献材料没有公开，没有“解密”，导致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察就显得异常困难。对于这样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困难”，很多研究者都表示无可奈何。因此，以上两个版本都存在部分盲点和不足。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耐心地等待在门外，看有关的人士是否还能根据掌握的材料进行研究。总不应该等材料都‘解密’以后再做，况且这个时间也遥遥无期。”[4]张钧博士和王本朝教授就是洪子诚先生口中的“有关人士”，他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便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虽然当代文学体制方面的材料搜集较为困难，但是两著中详尽的论述和准确的数字证明令人不得不为此惊叹。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两著具有当代文学新创获的重大意义。

[1]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 一1976)[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69.

[2]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 一197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6，228，228.

[3] 罗执廷.纠偏·开创·深化——评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 一1976)》[J]. 新作荐评.暨南大学中文系.

[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