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与当下
——试探阎连科小说《受活》中的反讽叙述

陈 阵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反思历史与当下
——试探阎连科小说《受活》中的反讽叙述

陈 阵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当代作家中，阎连科的写作个性鲜明，极具特色，反讽叙述更是他的小说《受活》的显著特征。在《受活》文本中，反讽叙述的特点体现在语言反讽和情境的反讽，其中情境的反讽尤为突出，贯穿于小说始终，使小说呈现出整体的反讽叙事结构。作者在强烈的反讽叙述中，反思历史与当下的意义，从而呈现对苦难中农民的真挚的人道关怀。

反讽；受活；反思；乡土

21世纪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进入全球资本发展轨道，外来文化强势进入，城市文明迅速发展，脱离了乡村生活的当代中国人关于乡土的记忆也逐渐模糊，对乡土的情感开始淡化。然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乡土叙事却出现了“晚郁”气象，“这样的晚郁时期是由一批重量级作家构成的，他们的作品勾勒出新世纪的‘晚郁气象’”［1］。阎连科就是重量级作家中的一位，他的小说《受活》更是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一线作家的地位。从小说文本《受活》出发，分析其反讽叙述的基本特征，可进一步探寻在反讽叙述背后隐含的深层意蕴。

1 《受活》的反讽叙述

所谓反讽，原指希腊戏剧中所采取自贬式佯装无知的行为方式，意为“伪装的无知和虚假的谦逊”。后来，反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诗歌的修辞手法，它以表面上的夸奖予以责备，或者是表面上的责备予以夸奖，使语言的表面意义与作者表达的真实意义形成对立。随着小说艺术的发展，反讽从一种诗歌修辞手法逐渐演变为小说的叙述方式，并且广泛运用于现代小说中。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是一门反讽艺术，它的真实性是隐蔽的……反讽作为一种叙述态度，它要求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保持一种隐蔽非直接的矛盾关系。比如看上去是在颂扬对方，而实际隐藏的用意是在否定对方。”［2］

反讽叙述型小说文本有两种基本的反讽特征：一是言语层面的悖论，也就是在文本中“嘲弄者有意识地，故意地说反话，用称赞词表示指责或者批评”，“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意图正好相反，使话语与思想之间形成巨大差异，叙述成为不可靠。”［3］这一特征可以归结为言语反讽。另一个是情境层面的对照，在文本叙述中“事情由于人的行动而朝着人物愿望相反方向发展，使人物的计划和企图都化为泡影。这里人物的艰辛努力与事情的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3］，这一特征可归结为情境反讽。

阎连科的小说《受活》明显表现出反讽叙述中语言反讽与情境反讽这两个基本特征，特别是情境反讽贯穿于文本的始终，使小说呈现整体的反讽叙事结构，为读者在人物语言的悖论与情境的强烈对照中探寻作者文本的真实意图提供了基础。

1.1 言语的反讽

小说中多处出现了言语反讽，比如受活庄举办受活节遇到困难，县委书记柳鹰雀对茅枝说不要忘了他是县委书记可以帮助解决问题时，茅枝回答的是“我哪能忘了呢”。表面上茅枝在迎合柳鹰雀，但实际上表现得是茅枝对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厌恶的态度，她是正话反说，她骨子里认为受活庄的事情是不需要外界帮忙的。另外，小说中的主人翁柳鹰雀接到上级指示，风尘仆仆地跑到省长办公室，省长说了这样一番话：“没啥事，叫你来，就是想看一下你是咋样儿一个人。没想到我下边竟有一个县长敢筹资去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不坐。不坐是吧？不坐你走吧，我已经知道你的伟大了。走吧你，出去到外边找个比克里姆林宫好的地方住下来。我已经去北京领你那要到俄罗斯买列宁的一班人马了，三朝两日里，他们回到省城我也要见见。再忙我也要认识一下双槐县的领导嘛。”［4］显然，这些表面上听着像是在夸奖柳鹰雀的话语，实则是对他的购买列宁遗体的疯狂做法的否定，最重要的是对柳鹰雀的政治前途的否定。

小说中不仅多处出现言语反讽的特征，而且小说在三个故事叙述中呈现出情境反讽特征。茅枝退社作为故事发展的隐线，受活庄绝技团外出演出与柳鹰雀的政治计划作为明线，三条线相互交织，故事的结局与人物的最初愿望、艰辛的努力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2 情境反讽

作为小说隐线的茅枝退社一直贯穿于小说始终，然而追根溯源，茅枝婆退社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小说在序言里就叙述了茅枝婆入社的艰辛。茅枝婆“走了一百多里，脚上都起了水泡”，为了让受活庄入社转辗反侧不能入眠。在去入社的路途上也是一波三折，最后亮出自己曾经也是红军的底牌，才让受活庄进入了双槐县的管辖区域。但是如此艰辛的入社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深重灾难。在“大跃进”时期，受活庄被圆全人抢劫粮食和财产。在“文革”时期，又无辜地被圆全人批斗，甚至是杀害。这些给茅枝那一代人留下了阴影，退社也成为茅枝毕生的诉求。入社的艰辛与入社后遭受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构成情境反讽。

作为明线的是绝技团的残疾人到外面世界赚钱的事情。身怀绝技的残疾人发挥自己的绝技，在圆全人的世界里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们的钱还是被绝技团里的圆全人偷走。绝技团的残疾人外出表演的初衷与事情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反差，呈现情境反讽特征。情境反讽还体现在柳鹰雀政治理想的落空。柳鹰雀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规划十分清晰，那就是将来能成为像马克思、毛泽东、列宁一样的政治伟人，他甚至在列宁遗体安放的地方也为自己准备了棺木，在上面用金子撰写了名字，让世人在瞻仰列宁遗体的同时也瞻仰自己。他费尽力气与茅枝周旋，组建了绝技团为购买列宁遗体筹集资金。和茅枝签订让受活庄退社的协议，也是为了保证受活庄残疾人的表演能够为列宁纪念堂的开张吸引更多游客。与妻子长时间分离，也是为了这个“伟大”的计划。但是，他的购买计划在省长两三句话下化为泡影，官职也一并被撤销。回到家里，发现妻子与秘书通奸在床。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柳鹰雀的所有“伟大”理想都化为乌有，在开完最后一次县里的常委会后，被自己的轿车压断了双腿，留在了受活庄。柳鹰雀自以为在不断靠近自己的梦想，而他疯狂的政治计划正被一步步推向荒唐可笑的悬崖。

文本三个故事的叙述都呈现情境反讽这一特征，作者不仅仅呈现茅枝入社与退社的矛盾，绝技团残疾人的喜与悲以及购买遗体计划落空的表层字义，和言语反讽一样，都旨在指向反讽叙述背后所隐含的更为深层的内涵。

2 反讽叙述与历史、现实的反思

克尔凯郭尔在他的《论反讽的概念》中认为：“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所指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的具体存在，而是整个时间或者情态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的现象，而是视之反讽外观下的整个存在。”［3］所以，从小说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所呈现的一个个具体的矛盾出发，可以深入解读反讽意义背后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2.1 反思历史，消解革命意义

从作为故事隐含线索的茅枝退社事件来看，作者是在有意回顾一段历史，一段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历史。在这段革命历史里，受活庄经历“大跃进”时期，村里的粮食被外来的圆全人抢光。紧接着“红罪”时期来临，红卫兵到访受活庄，村民被轮流拉出去批斗，很多人因此丧命。有着“革命血统”的茅枝原本想要带领受活庄入社，进入“乡民的天堂”，却让受活庄经历了浩劫。由此造成茅枝入社与退社的矛盾，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茅枝厌恶县委书记柳鹰雀的原因。克尔凯郭尔指出，“反讽的意义不在于个体的存在，而是整个形态下的整个现实”。作者将受活庄入社后的革命史作为一个源点，从而折射出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整个革命史。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的短暂的粮囤足满的日子后，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和“文革”却让他们一贫如洗。革命的意义在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缔造全新的社会梦想，然而现实与理想却相去甚远。

2.2 反思现实，对抗全球化浪潮

小说在追溯革命历史的同时更是将当下乡土中国的境遇展露无遗。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沿海沿江经济带保持高增长态势，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的社会节奏下，作者将视线转入内地，转入山区，对豫西耙耧山脉下贫困的双槐县加以关注。可以说，双槐县只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像双槐县这样的贫困地区，在中国还有很多。作者所要关注的就是生活在这样空间相对封闭，但是已经受到全球化浪潮影响的普通人。柳鹰雀这样一个寻求发展双槐县经济，想要摆脱贫困县帽子的县委书记也想顺应时代的潮流。他希望通过购买列宁遗体，修筑列宁纪念堂来拉动双槐县的经济。这样一个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带着他的理想主义精神最终幻灭在追逐时代的路上。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乡土环境中的一分子在面对时代潮流时所存在的焦虑感。作为县委书记，他必须要带领他的领导班子完成脱贫的帽子，以提高他的政绩，而这样的解决方式就是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以茅枝婆为代表的经历过“革命洗礼”的老一辈，面对新一轮的“革命”所表现出来也是焦虑。当绝技团已经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想回来，受活庄里的人不想呆在受活庄，也想加入绝技团到外面去赚钱，甚至连自己的外孙女也不愿意在退社的协议上按手印的时候，茅枝婆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更是不言而喻的。她所管理的受活庄正受到外来新的一场革命的影响，如同当初她看到外面的世界在热火朝天的大搞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一样，革命遗留下的阴影使她害怕卷入这场新的“革命”中。

面对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焦虑，作者试图在他的反讽叙述中对抗全球化的浪潮。柳鹰雀购买列宁遗体的伟大计划失败了，最后双腿被压断，成为残疾人留在受活庄。茅枝婆终于完成了她三十多年来的诉求，成功退社，绝技团的残疾人们也都回到受活庄，受活庄似乎回到了平静。阎连科以这样一种反讽式的结局，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金钱至上的现实社会。仔细探究作者如此的用尽笔力去对抗一个不可能胜利的强大对手，以巨大的反讽结局呼唤受活庄的人“回家”这样的设计，不难发现整部小说“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正是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5］

总之，在小说《受活》中，作者在语言反讽中突出人物的矛盾，在情境反讽中突出情境前后的反差效果，在人物矛盾和情境矛盾中展现出作者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历史中的革命意义在文本消解，现实中乡土中国的问题在文本中得以呈现，阎连科在戏谑、反讽的文字里充满了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关切。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75.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128.

［3］吴文薇.当代小说中的反讽［J］.文艺评论，1994（3）：62-64.

［4］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261，262，86，87.

［5］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J］.当代作家评论，2004（2）：89-98.

责任编辑 闫桂萍

G633

A

1674-5787（2015）02-0071-03

10.13887/j.cnki.jccee.2015（2）.19

2014-02-10

陈阵（1990—），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