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科技智慧差异因素探析

黄 斌，毛梅娜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学院，重庆 400054）

中西科技智慧差异因素探析

黄 斌，毛梅娜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学院，重庆 400054）

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科技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然而，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中西科技智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西科技智慧在观念、性质、方式、以及对象等方面都存在非常鲜明的差异。本文对比了中西科技智慧的不同，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科技；智慧；价值观念

0 引言

和西方古代科学相比，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重实用、轻理论。这正好与古希腊的科学相反，古希腊科学最大的特点是重理论、轻实用。中国古代科学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用成果，有着众多的发明创造。但是除了中医既有理论体系又有实用成果外，中国古代科学就整体而言，没有着力于从理论上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妙，没有进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记载，因此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吴大猷所认为的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1］，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不完善的一种表现。而事实上在西方，第一次科学革命后，在科技方面就是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实验和实用研究，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近现代科学在西方有了历史性的巨大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了中世纪，科学技术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有学者统计了公元前6世纪至20世纪初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其结果表明，在公元16世纪以前，中国约占50%至71%的重大科技成果，此后趋于下降。然而在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科技革命，推动了科技发明的日新月异，更是出现了像伽利略、牛顿这样的标志着近代科学产生的大科学家。而中国却未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开始明显落后于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而未在中国发生值得深思。总结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思考和借鉴意义。

1 传统科技思维方式的局限

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与实践行为造就了不同的思维特征，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以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和辩证思维为特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笼统性特征。

朴素的对立统一原则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就是从整体直观出发来描述研究对象，而注重实用和整体思辨，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观物取象、直观类比的方法论。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表象的关注以及对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联系的探究，却忽略了对自然的本质探究。“其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各种现象的细致观察、详细记录，进而在此物与彼物的比较中，获得对事物的理解”［1］。这种具有古代系统论特色的整体思维方式，曾经推动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对世界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即使是在如今科学技术日益交叉或是综合的趋势下，古代中国科技智慧强调系统与整体的思维模式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也要看到，科学的发展既需要整体的把握，也需要精确的实验分析，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往往表现为概念过于空泛，解释较为模糊，认识不够精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更多的是依靠直觉顿悟，强调的是“技进于道”以及“格物致知”，对逻辑分析、数学演绎的科学方法重视度不够，忽视了实证研究。用这种方法去描述、认知和理解事物，一方面会带有笼统和模糊的色彩；而另一方面也会含有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成分。中国传统科技之所以在近代以后难以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严密的定理和定律。

2 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

在古代社会，中国人行为取向中的偏重实际、注重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然而过于讲究实际应用就容易忽略理论研究。当科学技术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深厚的学科理论作基石，很难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认为，造成中国缺乏抽象思考及逻辑观念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科技十分注重实用性。

同时，除了完整的逻辑推理之外，科学的更高发展还取决于对理论体系的创造。然而，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取得靠的基本上是经验科学，其思维方法不是逻辑推理、概念思维，而是基于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感觉。因此，中国古代科技取得更多的是应用技术的成果而不是科学理论的成果，对自然奥秘的研究远不及对治世之道的研究，科学技术停留在应用的阶段，没有形成逻辑结构丰富的理论体系，这就制约了科技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如：古代“四大发明”以及农业、医学、地理、和化学等领域的发明，基本上呈现的是重技术工艺含量，轻科学理论含量的特点。尽管在这些发明中也能够找到多多少少的科学因素，但它们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撑。这种应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民众生活日用的需要，而这种应用成果的出现也更多依赖的是技术的传承，可是传统科技是很难在这种技术传承的方式上产生质的蜕变和突破。正是由于注重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忽视整体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导致了中国科技从明清以后明显落后于西方。

3 长期封建经济环境的影响

古代中国与当时的西方世界相比，政治格局相对稳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造就了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早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进入唐宋时期的中国古代科技就已经达到高峰。但是正如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2］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发达，资本主义就较难产生。在封建王权政治的控制下，社会的经济文化无不受到强有力的制约。

首先，在思想上控制知识阶层是历代帝王都十分注重的，比如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中，统一标准的考试内容在无形当中规范了知识阶层对学问的取舍，进而影响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其次，在古代社会封建帝制和儒家文化的思想下，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这些科技智慧缺乏成长的沃土，使得“技进于道”“重道轻器”“观物取辨”成为知识分子们认知自然的基本原则。科学理论的统治地位为道气、阴阳、五行所占据，科学精神为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让步。如果科学理论没有不断更新的活力，科技发展不能出现重大的变革。此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缺乏外在的冲击和刺激，传统固有的科技缓慢发展，几乎停滞。由此可以说，近代科学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科学的变革不仅仅是科学层面的问题，它是以冲破旧思想、旧制度的重重束缚为前提的。

4 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

按照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科技创造系统应该包括价值观、方法论和科学知识传播系统三个方面［3］。从价值观念上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政治化、道德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对于所谓天人之际、礼制秩序关注甚多，被视为“正道”。读经书、考科举，将进入仕途当做最佳人生选择的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前程趋之若鹜，各种与人生社会、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看成是无用之道。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人伦轻自然、重政治轻技术。特别是在汉代以后，知识分子崇尚政治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更加明显。尤为明显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心理特征，让理性思辨和科学分析常常化解于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认为天人相通，天人感应，使科学理论政治化、伦理化［4］。而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简朴的甚至是蛮荒的世界，他们批判工艺技术，要追求原始生活，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普遍蔑视。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儒家文化的政治化，进一步造成古代学术和学人的政治化与道德化的特征，都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无神论本质，本来有利于促进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古代中国崇尚的又是一个大一统的专职统治社会，儒家和道家对物质利益、工艺技巧的蔑视、否定，使长期以来一直提倡的八股文章、诗词韵律、谋略诡诈、风水术、占星术、相命术、炼丹术、测字术、占梦术、以及养生术之类，大量耗费着国人的精力和才智，这些都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

在古代中国社会，科学技术向来为正统社会及其上层人物所不屑。儒生们相信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是读科技类书籍，而是读圣贤的“经书”。儒家提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人们都一心想做官，成为“人上人”。劳动者因为没有文化而不能把技术抽象为科学，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又不屑于具体的科技。“主流学问”与实用知识根本无法结合，劳动实践与知识创造长期分离。文人墨客喜欢吟诗作赋，爱好琴棋书画，对工匠技艺不屑一顾，否则被看成是“玩物丧志”，这些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科技进步的巨大阻力。

同时，从事生产活动的大量小农经济，很少需要科技的支持。科学技术处于无人重视的地位，仅仅凭着科学家自己的爱好和志趣，自生自灭。虽然靠着国人的聪明与智慧，也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因为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激励，发展未能持续化、主流化。因此，虽然古代中国的科技先于西方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中国也没有成为近代工业革命发生的摇篮，近代中国科技当然也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

5 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衰落的原因，充分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和缺点正是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滞后的真正原因。纵观历史，事物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并非一成不变，只要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理清这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针对存在的有关问题，探究原因，并加以改进，先进和落后就能够相互转换。所以，对中西科技智慧差异原因的探究有助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科技再次焕发出活力。

［1］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

［2］［日］今道有信.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M］.李心峰，牛枝惠，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李 燕

D641

A

1674-5787（2015）02-0119-03

10.13887/j.cnki.jccee.2015（2）.32

2014-11-18

本文为重庆理工大学青年科研项目星火支持计划“匹配还是失配——理工科大学英语中学生学习风格与教师教学风格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4XH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黄斌（1982—），男，重庆人，硕士，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论；毛梅娜（1981—），女，重庆人，硕士，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