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暴力研究的学术图谱与发展趋势——基于EBSCO数据库中近年来相关论文的内容分析

龚芳敏

（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对媒介暴力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将媒介作为施暴者，强调媒介对受众的强制性控制与伤害，其二是指媒介本身所传播的暴力内容。本文主要从后者的角度来分析西方近年来的媒介暴力研究，通过对在EBSCO外文库中检索到的39篇论文的细读和内容分析，试图揭示当前西方媒介暴力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研究的兴奋点和最新理论成果，力图勾画出西方媒介暴力研究的基本学术图谱，分析出媒介暴力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我国的媒介暴力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学术参照和问题框架。

一、媒介暴力的研究方法正日益走向多元

从检索的文献来看，近年西方媒介暴力研究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

其一为实验法。实验法可以在人为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以在自然的生活环境下进行。诸如，在实验室对实验对象玩暴力视频游戏或非暴力游戏与行为的攻击性的关系研究，以及观看暴力影片与否在皮肤电导水平（SCL）测量中的差异等。实验室试验法比较适合于对媒介暴力的短期效果研究和即时效果研究，其局限主要体现在对受试者的媒介暴力内容的接触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缺乏真实的社会情境，其结果可能不完全具备运用于实验室外的具体媒介暴力接触情况。

其二为实地调查法。为克服实验室方法的局限，以实地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媒介暴力问题是当前媒介暴力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选择。实地调查法有两种：分为现状调查和纵深调查。现场调查主要通过抽样和提问的方式来进行，可以对调查对象进行一次抽样，也可在一段时期内多次抽样。另一种方式是纵深调查，纵深调查通过长时间测试可以发现媒介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和长期效果，这种纵向研究克服了实验室只能考察短期效果的局限，破解了不能验证暴力接触与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的难题。

其三为内容分析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不能适用于所有问题的研究，有些学者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就是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与描述的一种方法。从媒介出现暴力内容的方式、情景、频率等角度来考察媒介暴力对受众影响的差异。诸如，用内容分析法来统计电视广告中的暴力信息的程度和出现频率，同时运用定性的田野实验分析了解受众对电视广告中暴力的态度，比较二者，得出电视广告中的暴力与激发受众购买广告产品的行为关系等。

其四为话语分析法。所谓话语分析法是通过媒介暴力话语的分析揭示媒介暴力事件背后的规制力量，进而解释媒介是如何建构社会的，并揭示媒介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诸如Na’Ama Nagar对新闻报道中的“恐怖”、“恐怖运动”、“激进运动”等词语进行话语分析，揭示了媒体跟世界政治集团的勾连关系，发现大量的媒介话语跟新闻专业主义相悖，没有公正、客观的报道某些国家的政治事件，媒介背后的权力机制左右了政治报道的话语内容选择，提出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媒介的拥有权和控制权，有助于受众理解媒介新闻报道话语的真实含义，能够揭示媒介话语众多的深层次力量［1］。

其五为元分析方法。元分析方法不是实证研究，是对相同课题已有研究的一系列主要发现进行统计和概括，是对研究的研究。诸如，通过分析以往文献、数据，有学者发现传统的男性化经验隔离了许多男孩真正的内心生活和与别人的联系，增加了青春期男孩参与暴力行为的风险。还有学者通过对文献的元分析，得出受众喜欢媒介暴力是为了打破社会规范，获得感官上的快感；还有受众不一定喜欢暴力本身，他们在意的是暴力中人物、事件的发展，看到不喜欢的人受到惩罚，他们获得满足感。元分析法的优越性体现在，“采用文献梳理归纳的元分析方法是为了弥补定量综合分析的不足，更准确地了解这些研究的相互关系。”［2］

总的来看，近年来，西方媒介暴力研究使用的方法中，传统的实验法、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依然在沿用而且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试图跳出媒介暴力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方法论上进行大胆创新，不断尝试从语言学、符号学、政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儿童发展学等学科借用方法论，将媒介暴力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开阔了媒介暴力研究的原有视野，出现了研究方法多元并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研究格局。

二、媒介暴力的影响研究仍然是焦点问题

近年来，西方媒介暴力研究的焦点，主要着眼于接受媒介暴力内容的受众是否会产生攻击行为，这类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其一是围绕媒介暴力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产生的影响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察媒介暴力在不同年龄阶段产生影响的特殊性及其基本特征。对于媒介暴力主要是从一种普泛的角度来认定的，并不专指哪种媒介的媒介暴力。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的道格拉斯博士对641名小学生进行接触媒介暴力的实验，认为，接触媒介暴力和同龄人评价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正比关系。暴力行为和自我认同的暴力内容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接触媒介暴力的学生随后的攻击行为就是接触媒介暴力和对暴力角色认同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3］。此外，他还与布什曼对美国430名三至四年级的学生进行过两次调查，测量了关于攻击性行为的六个风险防护因子，得出接触媒介暴力与随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因果关系［4］。芭芭拉等学者则在两年的时间里，对1715名德国高中生进行了3次测验，这些学生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样本广泛，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长期接触媒介暴力和青少年攻击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接触媒介暴力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减少了他们的亲社会行为［5］。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除了媒介暴力接触，学业成绩低、家庭环境、低认同等也是导致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因子，但媒介暴力的接触是导致攻击性行为的主要因素，而且高于其他风险因子。

其二是围绕暴力视频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所开展的专题研究。暴力视频游戏研究的代表人是心理学家安德森和布什曼，他们通过对暴力电子游戏受众的研究，认为视频游戏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认知模型如一般攻击模型来阐释［6］，玩暴力游戏可以增加攻击认知、攻击情感、攻击行为。这些观点遭到了弗格森和基尔伯恩的质疑，他们认为安德森和布什曼夸大了暴力电子游戏的危害性，是心理学家发明的一种青少年暴力危机的幻影。安德森和布什曼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们运用完善的方法论、统计理论和实证数据验证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暴力电子游戏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玩暴力电子游戏会导致青少年攻击性人格增强，并容易诱发攻击性行为的发生［7］。安德森等人聚焦于包括12个纵向研究的暴力视频游戏，总共有4526名参与者。这些研究采用了一组最佳的实践标准，得出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暴力视频游戏使用和攻击性行为的关系变量，得出了接触媒介暴力有可能使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增加的结论。

其三就是围绕广告中的暴力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开展的集中研究。西方近年来对广告暴力的研究集中于融合了暴力、性、幽默的广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为了营销传播的有效性，很多广告采用女性暴力，把暴力的影响作为广告的吸引力，但Capella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情色化暴力可能会影响重要的广告诉求变量和特定的细分市场，对营销成功来说，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8］。Gulas等人使用了基尔伯恩的方法进行性别分析，研究在当前的幽默广告中通过暴力和侵略如何构建男性角色［9］，这些广告给孩子们对父亲角色的定位产生了很大影响。男性青少年通过媒介进行社会化，很容易误认为广告塑造的被暴力伤害的男性形象就是现实本身，这不利于男性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既然暴力会带来负面效果，为什么媒介暴力还会在媒介广告中层出不穷呢？大量的个案研究显示：因为各种媒介从销售暴力节目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才让暴力在广告中大行其道。

媒介暴力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当前媒介暴力研究的焦点问题，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方对媒介暴力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向，在影响和效果方面从态度和行为层面转向了认知层面；在受众方面出现了从单个个体到将个体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情景中的变化。从西方学者对媒介暴力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来看，大致有三种：第一，接触媒介暴力会对受众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程度的高低问题；第二，媒介暴力比其他因素更可能引发接触者的暴力情绪和攻击行为；第三，媒介暴力应该值得大众的关注，特别是媒介暴力会对儿童、青少年行为和态度产生负面的效果，尤其是在模仿和脱敏方面，家庭、政府和社会有必要采取措施。

三、效果产生的心理机制是新的研究兴奋点

媒介暴力内容会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各种影响，会增强他们的攻击行为，这在西方传播学界已经取得共识。但对于这些传播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媒介暴力内容是如何影响受众，对受众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影响？在回答上述媒介暴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的同时，回答或者解释产生这种影响的心理机制成为当今传播学界尤其是传播心理学领域的重要问题，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新的兴奋点。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回答时形成的几种不同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推动了媒介暴力研究的理论创新。

其一是涵化理论。涵化理论不关注具体的节目类型短期对观众的效果，而是关注电视作为整个信息系统对观众的长期影响。涵化理论是媒介效果研究进入到认知效果研究阶段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近年来，西方研究者不断对涵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Karyn Riddle对213名大学生进行实验运用了启发式处理模型，该模型的使用使涵化研究得到了更细致、认真的测量和分析。通过测量接触电视媒介暴力节目的频率和电视节目暴力内容的生动性，发现电视形象对接触频率高的观众是启发式的，他们会快速地使用电视镜头里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思想体系对现实世界做出判断。电视暴力节目的生动性更容易培养观众犯罪的想法，提高了社会的犯罪率［10］。Lee Ann Kahlor等学者指出在美国，电视文化培养了强暴神话的观点［11］。强暴神话已经深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让人们无法感知的强暴文化，默许性暴力的使用，质疑及责难受害妇女，还误导了执法人员的心态，影响了司法程序的运作，对受暴妇女来说，强暴神话加重受暴创伤，减低社会支持，受暴妇女可能因自责而孤立，不愿寻求帮助，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其二是敌意归因偏向理论。所谓敌意归因偏向“是指攻击者在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对环境中的线索做出敌意性的解释”［12］。接触媒介暴力如何诱发儿童、青少年攻击性行为倾向可用Dodge等提出的“儿童社会适应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简称“SIP模型”）中的敌意归因偏向来解释，SIP模型认为儿童面临某一特定的社会情境的时候，在做出行为反应之前，会首先经过一个特定的社会认知加工过程：识别面临的情境线索、对这些线索进行编码解释、根据对线索的解释去选择并澄清行为目标、组织建构可能的反应方式、预期反应的结果并决定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直至最后实施行为反应。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一信息加工过程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体最终的行为反应。比如，如果一个处于模糊情境中的个体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影响下，将挑衅性的情境线索解释为敌意的，那么就会做出敌意的归因，然后到经验系统中搜索应对敌意的行为反应，以至于最后做出敌意的或攻击性的行为；而如果个体未将模糊的挑衅线索解释为敌意的，那么他就倾向于做出友好和善意的归因，并最终可能选择亲社会的行为反应。敌意归因偏向和攻击行为有非常显著的关系，儿童因为误解信息会导致攻击反应率的增加。

其三是暴力脱敏理论。暴力脱敏理论是指，反复接触媒介暴力会导致心理饱和或情绪适应，以致最初紧张、焦虑或者厌恶的程度缩减或变弱。实验表明，玩一种暴力游戏20分钟。接下来，观看一个10分钟的含有现实暴力内容的录像带，观看的过程中，研究者检测观看者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发现先前玩暴力游戏的被测试者在观看含有现实暴力的电影时心率与皮肤电反应都更低［15］。这说明暴力游戏对于现实暴力可以产生生理脱敏的效应。此外，Barbara Krahe等对303名本科生做了对照实验，参与者分两组观看暴力电影片段，一组观看悲伤的、另一组观看有趣的片段。在实验期间用皮肤电导水平（SCL）连续测量他们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在每个片段之后获得焦虑和愉快的评级。视频后，参与者完成一个词汇判断的任务，来测量侵略认知和侵略行为。看到暴力片段，兴奋情绪被唤起。得到的是攻击的词语和侵略特质。在实验时，悲伤和搞笑的片段没有唤醒攻击认知和攻击行为。这表明脱敏效果是针对特定的暴力内容的［14］。

总之，西方的媒介暴力研究在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媒介暴力影响受众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多种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无疑，这种探索对于国内学者对媒介暴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有利于提升中国传播学界对媒介暴力问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这种从个案和实证中得出的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也有利于中国媒介暴力研究学者从中国受众接受媒介暴力的特殊性，提炼和构建中国学者对媒介暴力的解释框架和理论模型，进一步推动媒介暴力研究的深入发展，增强中国传播学界对媒介暴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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