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屈原列传》疑案(中)——《屈原列传》研究论争述论

刘凤泉，孙爱玲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四、窜入说存在软肋

在解决《屈原列传》矛盾的观点之中，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一文提出的“窜入说”，影响最为广泛，且为许多学者认可，如聂石樵《屈原论稿》便采纳了汤氏的观点［1］31。董运庭先生认为，汤先生的研究结论，“仍是最有见地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从总体理清了前人所列出的疑点，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2］34。然而，也有学者对汤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窜入说的软肋所在。

汤氏回顾写作因由说:“太炎先生《訄书·徵七略》有云:‘《御览》引刘氏书，或云”刘向别传“，或云”七略别传“。今观诸子叙录，皆撮举爵里事状，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盖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太史公尝直举其文，以传屈原，在古有征。而晚近为学案者，往往效之，兼得传称，有以也。’先生又自注云:‘班孟坚《离骚传》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先生之意盖谓《史记·屈原列传》全文，皆非史迁‘自纂’，乃取刘安《离骚传》为之，无所增损。……当然，《屈原列传》中的刘安语，无论如传统解释为史迁的引文摘句，或解释为《屈原列传》全文皆为刘安之《离骚传》，皆无法说明《屈原列传》前后叙事矛盾龃龉这一客观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之《〈屈原列传〉理惑》正为此而作。”［3］41－42

《〈屈原列传〉理惑》，表达汤氏对今本《屈原列传》的看法。他说，《屈原列传》前后矛盾，首尾错乱，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一是《离骚》之作，究在怀王之世，抑在襄王之时?二是怀王之世，屈原究竟是被疏，抑或已被放流?三是子兰之怒，究竟是怒屈子赋《骚》，抑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四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虽放流……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紧密相承，为什么插入“屈平既绌……屈平既嫉之”历叙数十年秦楚兴兵的一大段，致前后互不相蒙?五是何以屈原、屈平交互错出，称谓混乱?［4］11－12这些是他总括前人意见提出的《屈原列传》矛盾问题。

首先，汤氏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离骚传》。《屈原列传》矛盾问题是后人窜入刘安《离骚传》而造成的。《屈原列传》中有刘安《离骚传》之语，班固、刘勰皆有论及，然历来认为这是太史公引用刘安语。而汤氏断定那是后人的窜入，他提出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他说:“刘安《离骚传》之写成，虽略早于《史记》，而史迁实未得见。”［4］14既然司马迁没有见过《离骚传》，自然也就谈不上引用它，而今本《屈原列传》有刘安语，说它为后人窜入也言之成理。所谓司马迁未见过《离骚传》，究竟有何证据?汤氏提出两条证据:

一是《史记》没有一字提及刘安的著作。他说:“史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只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而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则一字未及。”又说:“考史迁书例，凡前人著述，或叙其书目篇卷，或录其作品原文，或具体，或概括，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著述宏富如刘安者，竟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一字未提，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刘安的《离骚传》等，史迁并未见过。”［4］15

二是武帝因爱秘而未公开《离骚传》。他说:“(《汉书·淮南王传》)始增补下列一段:‘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革及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而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食时上。’高诱《淮南子叙目》亦云:‘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又说:“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离骚传》等，盖当时这些书，虽已献之武帝，而未宣布于世。故史迁并未得见，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更无从采入《屈原列传》。淮南王书当时之所以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故未予宣布。”［4］15，16

对于这些证据，熊任望先生提出了质疑。他说:“所谓武帝‘爱秘’《离骚传》，是高诱《淮南子叙》中的错误说法。(高《叙》甚至误武帝为文帝，《离骚传》为《离骚赋》)《汉书·淮南王传》写得明明白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武帝爱秘的是《内篇》，而不是《离骚传》。……《离骚传》是对《离骚》的注释，‘爱’是可能的，‘秘’则毫无必要。刘安‘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见《离骚传》早已完成。在武帝看到它之前或之后，都有可能流传于世。……多方搜集材料为刘安立传的司马迁，对刘安所领导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不能毫无所闻、所见——纵使未覩其书，也当耳受其事。如有所闻见，而在传中一字未及，必有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在《史记》列传中并非仅见。”［5］11－12

这其他的原因，连赞同汤氏的廖化津，后来也竟作出重要补证。他说:“《史记·淮南王传》对刘安《离骚传》‘一字未提’，有特殊原因。刘安是武帝的叛逆者，而司马迁又得罪过武帝，为刘安立传，必然有许多顾忌。因此《淮南王传》只写其‘为叛逆事’，其他情事一概未记，不提作《离骚传》不足为怪。”［6］23这便以如山铁证，瓦解了窜入说的立论基础。

其次，汤氏认为，《屈原列传》两段议论都是窜入的刘安《离骚传》。《屈原列传》对《离骚》评论肯定为刘安《离骚传》文字的，历来认为只有班固《离骚序》引用的那几句。而汤氏则认为，“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窜入本传者”［4］17。他为此提出两条理由。

一是，《屈原列传》两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总叙。他说，刘安《离骚传》包括总叙和注文两部分，班固称刘安以为“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有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此指注文，故王逸称“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班固引‘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此指总叙。而今本《屈原列传》窜入者，乃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4］18。他通过将《屈原列传》两段文字与班固《离骚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进行比较，从而推论出的刘安《离骚传》的原型。汤氏认为，“它们虽论点不尽相同，而其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许是班、王袭用了刘氏旧例的原因。”［4］18

二是，前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前半部，后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后半部。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两段合起来，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离骚传》的梗概［4］19。

对于汤氏的理由，熊任望也提出了质疑。熊氏认为:一是从文章体例看，总叙主要是评介作者和作品。与作者有关的人和事有所选择，而无须另加评论，以免枝蔓。他也将《屈原列传》两段文字与班序、王序作了比较。结果发现班序、王序合乎总叙要求，而《屈原列传》包含非总叙所该有的内容，如“大段抨击怀王的文字，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说，都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所不可能有的”［5］11。二是刘安奉武帝召作《离骚传》，而《屈原列传》两段议论多有激愤之语，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等，这种言论根本不符合刘安朝王的身份，以及武帝对其著作“爱而秘之”的情境［5］9。可见，汤氏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张叶芦也不同意汤氏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两段议论与叙事的密切关系，指出:“这两段议论相互之间，以及其各自跟前面叙事之间都有紧密联系，使全文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显然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才能做到的”;“如果说这两段议论是他人文章‘羼入’，竟与叙事部分扣得如此紧密，真正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那简直不可思议，更不用说其抒情切合司马迁个人身世之感了。”［7］148，149所以，从文理而言，两段议论也不可能为后人窜入刘安《离骚传》。

笔者以为，《屈原列传》两段既不是刘安《离骚传》原型，而所谓“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也照样可以理解，因为它们都是司马迁精心结构的结果。如果剔去了两段议论，反倒如佛顶剥去金光，而令《屈原列传》黯然失色了!

再次，汤氏认为，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存在矛盾。他说:“但考之本传赞语，史迁对屈原所作的评价，其主要论点却跟传内所引刘安语完全相反。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刘安的两段话，决不是史迁引用的，而是后人窜人的。”［4］27汤氏揭橥出观点矛盾有二:一是传内肯定屈原“死而不容自疏”、“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而传末赞语又同意贾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既赞他不离开楚国，又怪他不离开楚国。这样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二是“同生死，轻去就”，与传内窜入的刘安观点不同。以传末赞语衡量，两段议论决不是史迁原文，而是后人所窜入的［4］28－30。

熊任望对此作了细致辨析，否定汤氏所谓矛盾的问题。他先从语言角度辨析，指出“死而不容自疏”有不同的断句，杨树达云:“通读以‘不容自疏’为句。黄侃以‘自疏’二字属下读，是也。《汉书·扬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王逸《章句序注》引班固《离骚序》云:‘愤懟不容，沉江而死’，皆本此文，是其证矣。”所谓“自疏濯淖污泥之中”，意为自远于污浊社会，并不涉及屈原离开楚国的问题［5］13。至于，“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说的是屈原的情感，并不涉及作者的评价，而“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之后，接着指斥怀王的愚妄，正表达了对屈原的惋惜。这与传末赞语“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根本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5］14

笔者以为，传内与传末尽管表述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太史公“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正是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因而“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他认同贾谊看法并不难理解。至于“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这与传内评述也不存在矛盾。“同死生，轻去就”，本是贾谊的观点，司马迁读了《服鸟赋》后，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而“爽然自失”，正说明了他原来的观点并不如此，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同生死，轻去就”与所谓刘安的观点相矛盾的问题。

此外，关于《屈原列传》中“屈原”、“屈平”两种称谓交互出现的问题，也不能成为窜入说的充分理由。《史记》传主多种称谓亦非《屈原列传》仅见，褚斌杰认为:“《屈原传》已清楚指出‘屈原名平’，绝无怀疑为两人之可能。《屈原列传》‘平’、‘原’互见，或为史迁行文如此，或为流传中传抄问题，今已难确考，然终无碍对《屈原列传》之理解。”［8］8至于，言“后人窜入”，这后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窜入刘安《离骚传》?这些问题，汤氏都没有作答。当然，本来不存在窜入的问题，也就无须回答了。

综上所述，窜入说立论基础不实，成为它的致命软肋。诚如褚斌杰所言:“窜入说似是能快刀斩乱麻，但终嫌尚缺少根据。”［8］58所以，虽然“窜入说”影响颇广，其实它并不能成立。

当然，不能因此而否认汤氏对《屈原列传》研究的贡献。譬如，对于屈原赋《骚》的年代问题，他解决了《屈原列传》与司马迁其他处表述矛盾的问题。《屈原列传》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言屈原被疏之后而作《离骚》。而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则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9］2735;《太史公自序》亦云:“屈原放逐，著《离骚》”［10］3300。又皆言屈原被放逐之后而作《离骚》。刘永济说:“史迁一人亦有两说，理不可通。”［11］200对此，汤氏以传记文与抒情文行文措辞不同来进行解释。他说:“抒情体的《报任少卿书》，则以其发泄其愤懑之情为主”;“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又举“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亦皆不符合本传史实。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4］24，25这就解决了所谓司马迁一人两说矛盾的问题。

五、拼凑论不合常情

与错简说、窜入说的视角不同，也有学者将《屈原列传》矛盾的责任归咎于司马迁，认为《屈原列传》的矛盾问题，是由于司马迁写作不严谨造成的。此可谓之拼凑论。

孙作云先生《读〈史记·屈原列传〉》便持这样的看法。他说:“《史记·屈原列传》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第一篇自开头以至‘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止，是讲《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我在下文中将证明:此即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如班固、王逸之《离骚经章句序》同;其次是《渔父篇》(不知何人所作，非屈原作。旧说为屈原作，误)——用这篇妙文代表屈原被放逐以后的生活，主要的是发挥屈原刚强不屈的思想;其三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用《怀沙》来表现屈原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以此结束屈原一生的行事。在这三篇文章之间，司马迁仅仅添了十几句连缀的话，用以连系上下不同之三文。如在第一讲《离骚》大段之文及《渔父篇》中间，添上以下几句话:‘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以下便引《渔父篇》正文。在《渔父篇》之后，《怀沙》之前，添上一句:‘乃作《怀沙》之赋。’在《怀沙》赋后，又添上一句:‘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2］25

按照孙氏的看法，司马迁只是将他人文章拿来，用了不到五十个字连缀几下，随便拼凑而成为《屈原列传》。这种看法显然存在毛病，拼凑他人的文章而为纪传，恐怕不符合太史公的一贯作风。司马迁隐忍苟活写作《史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要将《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怎么竟会如此草率地杂凑成篇呢?加之屈原是感动过他的人物，他曾咀嚼屈原作品，瞻仰屈原遗址，悲悼屈原志向，怎么竟会如此随便为屈原立传呢?

《屈原列传》引《渔父》、《怀沙》，因为那是屈原的作品，引用传主作品是《史记》纪传的通例，这自然勿须多议。而孙氏以为，《屈原列传》从开头到“岂足福哉”，全是刘安《离骚经章句序》，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孙氏的理由有三:一是从开头到“岂足福哉”止，是单独的一篇文章，“全是以《离骚》为中心，——讲述《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12］24。二是“古人作文往往在文末引《诗经》、《易经》语作结束”，《屈原列传》有“《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由此亦可见在‘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以前，确为一篇独立文字。”他特别举证曰:“孟、荀之文即多有之。《淮南子》中亦多其例:如《傲真篇》、《修务篇》就引用《诗经》作结;《缪称篇》一篇就曾六引《易经》，三引《诗经》。”［12］24三是“从与班固、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的对比上，也可以推知，因为它们是同类文章，而且说不定这两位后辈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就是学习或节略他们的老前辈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的”。“由此亦可见刘安《离骚经章句序》名虽佚而实未佚，它完好地保存在《史记·屈原列传》里。”［12］26，27

其实，这些理由并不能证明这部分就是刘安《离骚经章句序》。

首先，司马迁以《离骚》为屈原代表作，他读屈作先标《离骚》，且又言为屈原作传由来曰:“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以《离骚》为重点给屈原作传，自是题中之义。况且，从开始至“王怒而疏屈平”，从“屈原既绌”至“怀王入秦而不返也”，都是叙述屈原的生平事迹。说它“像是一篇解释《离骚》的文章，而不像一篇以屈原一生事迹为中心的传记”［12］23，显然并不符合文本实际。

其次，荀子文章有引《诗经》语以曲终奏雅者，《缪称篇》引有《易经》、《诗经》语，但并不都在文章的末尾。由此推断出引用《易经》语，便标志着文章结束，这种推理起码是不周延的。

再次，通过与班固、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对比，认为它们“内容相同，主题相同，所以在结构上，甚至在文辞上也这样地相同，从这三文的对比中，更可以相信:《史记·屈原传》原本为刘安《离骚经章句序》。”［12］27孙氏的假设实在够得上大胆，却始终没有拿出真凭实据，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其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孙氏的假设也启发了汤炳正。后来汤氏以《屈原列传》与班固、王逸对比，以证成《屈原列传》窜入《离骚传》的观点。关于汤氏的推论，前面已有辨析，可以相互参看。

对司马迁《屈原列传》不满意的，还有谭介甫先生。在《屈赋新编》中，谭氏多处文字非难司马迁，嫌《屈原列传》“太简”、“混乱”、“不易解”云云［13］39。于是，他从对屈作“各篇研究中认识出怀、襄二代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和其他关节”，竟以所谓“文史合一”的方法重新编撰了一万多字的屈原生平［13］。然而，谭氏写的屈原生平显然不能与司马迁《屈原列传》相提并论?何其芳指出:“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然而由于他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材料保存至今的却很少。如果我们要给他作一个传记，几乎说越简单就可靠性越大。越详细就难免推测之词就多。”［14］219所以，轻易责难司马迁，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汤氏窜入说被质疑之后，便不能再回避窜入说的软肋了。廖化津先生的《〈屈原列传〉解惑》一文，坦率承认司马迁见过《离骚传》，从而抛弃了汤氏所举未见的证据。然而，廖氏又提出:《屈原列传》插入《离骚传》，不是后人好事者的窜入，而是司马迁自己插入的［6］22－23。这就将问题又归因于司马迁，从而与拼凑论的观点接近了起来。

廖氏认为，“《屈原列传》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有初稿和定稿的分别。《屈原列传》的初稿，本来没有对《离骚》进行评述”［6］21。他的证据是:“《屈原列传》末尾‘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屈原列传》中记录了《怀沙》的全文，‘太史公曰’中却未提及《怀沙》。……为什么《怀沙》不在‘余读’之列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体例写法的关系。……以《怀沙》例推之，《离骚》如果在传文中已经评述，结语中就不会再提及《离骚》。……结语中首列《离骚》，则《离骚》也当是传文中未曾提及的。由此可见，《屈原列传》的初稿，本来没有关于评述《离骚》的内容。”［6］21

这个推论太过于轻率了，同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便有反例存在。其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而“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5］2496，2503显然，《史记》并不存在所谓结语提及的，传文就不会评述的体例写法。假如真有这样的体例写法，为什么在所谓定稿中，司马迁倒违背这种体例写法呢?

《太史公自序》作于《史记》完成之后，其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列传》。”廖氏认为:“作辞”，即指作《离骚》，因为下文所说“讽谏”、“连类争义”是“《离骚》有之”的。“讽谏”，指《屈原列传》中《离骚传》语“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连类以争义”，指《屈原列传》中《离骚传》语“举类迩而见义远”。《太史公自序》已经提到《屈原列传》中《离骚传》的词语、意思。说明《屈原列传》的定稿已有了关于《离骚》的评述，证明将《离骚传》插入《屈原列传》当作对《离骚》的评述的人，是司马迁自己［6］23。

笔者则以为，《自序》对《离骚》的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离骚》的深刻理解，而不能证明所谓定稿中已经插入《离骚传》。司马迁不会低能到只有插入了别人的意见，才能发一些附和的言论。《屈原列传》对《离骚》的评述，乃是司马迁自己的意见，当然是在吸收前人认识基础上，他对《离骚》意蕴的深刻理解。

此外，廖氏认为:“《屈原列传》初稿，叙述清楚，层次分明”，而所谓定稿插入了《离骚传》导致“叙事错乱”。而“要解决关于《离骚》作时的争端，只有将《离骚》的定稿还原为初稿，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将《屈原列传》的定稿还原为初稿，即把《离骚传》语从《屈原列传》中抽出来，使它们不纠缠在一起，恢复它们各自的本来面貌。这样，《离骚》的作时问题，在《屈原列传》中就不存在了。”［6］25

本来“叙述清楚”的初稿，到了定稿反而“叙事错乱”了。这样认识问题，显然不合乎正常逻辑，好像太史公不仅低能，而且简直老糊涂了。

笔者以为，拿不出切实有力的证据，而将《屈原列传》矛盾归咎于司马迁，这是很不慎重的态度。作为“史家之祖”的司马迁，竟然会随意拼凑，草率成篇，愈改愈乱，矛盾纠缠，这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六、维护说趋近真相

与各种疑古论调不同，亦有尊重《屈原列传》的学者，他们据理力争维护司马迁的著作权。林庚先生指出:“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大诗人，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诗人传记，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篇传记。一则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史记》是一部庄严的有科学性的历史著作。二则司马迁距离屈原不到二百年，我们现在距离屈原已经两千二百多年了，我们在两千多年之下所以还有可能比较清楚的知道屈原的生平，老实说，首先就是靠这篇传记，何况这两千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史记》更早更可信的有关屈原的资料，那么这一篇传记应当怎样的被我们珍重尊敬才是。”［16］40林氏的态度无疑是对待《屈原列传》的正确态度。

不少学者秉持了这样的态度，如郭沫若、熊任望、张叶芦、褚斌杰等人。熊任望先生致力探讨不删不改如何能够读通《屈原列传》原文。他认为:《屈原列传》“所叙屈原政治生涯的大脉络还是清晰的”。而“感到不足的是，‘放流’问题未作明确交待;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因分在两处叙评，容易引起误解;子兰因何发怒，因在‘屈平既嫉之’下叙评作《骚》一事，不易看出与子兰的直接关系。”［5］1，2他肯定《屈原列传》，又指出不足，所言实事求是。如果能够合理解释上述所谓不足，《屈原列传》的矛盾就会焕然冰释了。

首先，“放流”的问题。熊任望认为:“‘放流’，指的是屈原在怀王时的遭遇，跟后来顷襄王时的‘迁’不是一回事。”［5］5他说:“据屈原作品《抽思》等篇得知，屈原曾被放于汉北，可与本传所说‘虽放流’相印证。”［5］4所以，“本传所说的‘放流’，或许也指屈原当时的这种处境”［5］2。他对“放流”的理解，倾向于在怀王朝屈原被放汉北;而对此又有些游移不定，故用“可能”、“或许”来表述。熊氏没有能够弥合“放流”造成的矛盾，于是只好说:“可能是，本传所叙在细节上有疏漏。”［5］2

褚斌杰先生认为:“‘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大段，主要写的是怀王时事。此处用‘虽放流’，似乎说明屈原在怀王朝曾流放过，这与《屈原列传》上文在怀王入秦不返以前只是‘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的记述不符。”［8］56既然两者不符，那么何者正确?褚氏分析说:“这时，顷襄王虽已立，但怀王囚居于秦，尚未死。屈原此时的情况，应仍属《屈原列传》前文所言是‘既疏’、‘既绌’、‘不复在位’。《屈原列传》紧接下文在评论怀王时:‘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说的仍只是‘疏’。屈原在楚怀王朝的事实如此，正不宜因此处的‘放流’一词，而无视多处的提法。”［8］61褚氏强调多处的提法，而回避了“放流”问题，这虽表明了论者的看法，而《屈原列传》矛盾依然存在。

郭沫若先生是最早直面“放流”问题的。他说:“‘放流’两个字当作流谪解，是后来的人讲错了的。其实‘放流’就等于‘放浪’，并不是说屈原在楚怀王朝时就遇到流刑。”［17］331又说:“向来把‘放流’二字即解为放逐，因此便生出许多龃龉。其实，‘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后居于闲位，曾向四处游历过而已。”［17］18因此，他认为屈原在怀王朝只是见疏，而未被放逐。郭氏的解释缺乏词义依据，不免有信口开河之嫌。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说，他“不以辞害志”的理解，独具慧眼而予人启迪。

张叶芦先生便赞同郭说，且努力弥补郭氏所缺乏的词义证据。他说:“《屈原列传》‘放流’的‘流’意同《管子·宙合)‘君失音则风律必流’的‘流’，尹知章注‘流，荡放也。’《礼记·乐记)‘乐甚则流’、‘酒之流生祸’的两个‘流’字，均为‘荡放’义。亦同《孟子·梁惠王上》‘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的‘流’(指第二个‘流’字)字，即赵歧注所释的‘放游’义。《荀子·劝学》用‘流鱼’，屈原《离骚》和《远游》并用有‘周流’，‘流鱼’即‘游鱼’，‘周流’即‘周游’。然则‘放流’犹言‘放荡’，亦犹言‘放游’，即郭氏所说的‘放浪’也。”经过一番辗转的训诂，“本传意思便一致而没有龃龉了”［7］156。

“放流”一词并不冷僻，典籍多有运用，如《礼记·大学》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18］225王充《论衡·恢国》云:“(驩兜、共工、三苗、鲧)罪皆在身，不加于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19］303唐甄《潜书·善游》云:“诛戮直臣，放流贤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虽有善道者，亦无所施其术矣。”［20］150这里，“放流”的本义就是“流放”、“放逐”［21］414。张氏于“放流”本义弃之不顾，不惜辗转为训，这样解释显然有违“放流”本义，实际运用语言当不会如此。所以，笔者认为，尽管各位做了努力，而“放流”问题尚未解决。

其次，《屈原列传》两段议论的问题。《屈原列传》的两段议论，前段从“《离骚》者，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段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至“岂足福哉”。错简说、窜入说、拼凑说等均对之质疑，而维护说则极力肯定它的原貌。

针对所谓“文气不畅”、“自相违戾”、“不合文律”的批评，陈子展云:“太史公之文，雄奇酣恣，反复终始，不知端倪，数数如此，非必时有首尾横绝，不相照应之失。”又云:“言楚人已咎子兰，屈原也旋复嫉子兰也。下文突用虽字作开拓连词，似与上文不接。晴天霹雳，惊奇之至，自‘虽放流’以下，暗用追溯法。”又云:“此遥接法”等等［22］10，9，11。他将文理失次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修辞手法。

张叶芦则以行文布局来解释，他引用《古文观止》注家对《屈原列传》的评注，如“屈平既绌”后注曰:“间接，又如叙事”;“令尹子兰闻之”后注曰:“接上‘屈平既嫉之’，妙!”［7］147别小觑三家村先生的眼光，其实他们的理解很有道理。在这些认识基础上，张氏以破折号来标识《屈原列传》两段议论的结构特点。即:“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平既绌，……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顷襄王怒而迁之。”［7］146这样别出心裁的作法，确实可以消除许多误解。因此，他说:“《屈原列传》这两段议论，或为前面叙事所感触而引起，或在议论中紧扣前段叙事;同时后段议论跟前段议论亦遥相呼应。议论与叙事，议论与议论，其间都有严密联系，从而使文章结构成有机整体。”［7］147然而，古人既不用破折号，这种以今律古的解释恐怕也不完善。

两段议论存在着问题，而褚斌杰仍然说:“我的意见还是俯就《屈原列传》此处原文，做些必要的分析，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解决。”［8］58对于前段议论，他认为“除掉刘安窜入的几句话外(笔者按:指传统认为太史公引刘安的几句话)，其思想观点与司马迁全传中所表述的对屈原的看法是一致的，行文上也是衔接的。”［8］39对于后段议论，他认为“《屈原列传》中此段文字，是最为难解的”［8］57。特别对“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他的看法是:“长久以来，这里的‘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被理解为指《离骚》。实际上关于《离骚》的创作时期，背景和内容等等，在《屈原列传》上文早巳写得很清楚了，绝不应在这里蛇足。那么这里所指的作品应是什么呢?我推断，或正是‘太史公曰’中所举的四篇作品之一《招魂》。”［8］59

褚氏的看法之外，也还有其他的看法。如林庚认为指《哀郢》［16］56，也有人认为指《抽思》［23］623，陈子展则认为统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举的几篇”［22］722。张叶芦对这些认识均作了澄清。他引《古文观止》注家评语“忽又转到《离骚》上”，认为此处“文思极为严密［7］150。前文未出现《哀郢》或《抽思》，怎么突然冒出‘一篇’之称指的是《哀郢》或《抽思》?有这种没头没脑、来路不明的文章思路吗?”［7］150至于“一篇”指《招魂》，或统指几篇，张氏认为，它们“都是说不通的”［7］151。

与张氏的看法一致，熊氏也认为，“一篇”乃指《离骚》。他说:“两处分叙，可以较好地照顾到创作动机和定稿时间两个方面。如集中在前面写，读者将误以为《离骚》作于被疏之初，与实际情况不符;如集中在后面写，又要重复说明根由，行文不便，还有结构上畸轻畸重的毛病。”［5］3这样来理解，《离骚》的作时似乎也逐渐清晰。熊氏结论是:“据本传定《离骚》完成并发表于怀王入秦之后。”这与“老冉冉其将至”、“及年岁之未晏”等《离骚》内证也颇相符合［5］4。

褚斌杰认为:“关于《离骚》是创作于早期怀王之世还是后期襄王之世，一般还是要从《离骚》本文来取证。”［8］29而“就《离骚》全文来看，所谓‘延伫乎吾将反’，‘退将复修吾初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以及就重华陈词，向灵氛问卜，向巫咸求出路等等，都表现了他在进退去留问题上极为复杂的心情，最后眷恋祖国而不忍去，均较为符合被疏失位时的心情，而与其后期更遭不幸，被放迁时情事不合。”［8］34这些意见使《离骚》作时问题愈来愈接近于最终的解决。

再次，子兰因何发怒的问题。熊任望回答的很干脆:“一是‘屈平既嫉之’;二是《离骚》中有明显影射子兰之处(本传未指出)。本传所叙‘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紧承二事之后，当兼指二者。”［5］6

张叶芦与熊氏观点只有部分一致。张氏的看法是:“‘闻之’的‘之’字显然是指代‘屈平既嫉之’……‘屈平既嫉之’的‘之’字，是指代其上句‘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7］152。张氏不同意“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是由于《离骚》，认为《离骚》作于“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而距离“子兰闻之”已过去了十余年，难道《离骚》写成藏于名山，十余年后才传之人间?［7］151－152

张氏认为，这种错误观点是对《离骚》原文的产生了误解。朱熹云:“使其果然(按:指‘兰’为令尹子兰，‘椒’为大夫子椒)，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24］175他反对将兰、椒坐实为具体个人。而清人陈本礼则云:“兰、芷、椒、榝，皆实有所指，子兰闻之，所以怒也。”［25］10127近代以来，主张坐实《离骚》花草的不乏其人，如所谓《离骚》对子兰的“千古奇骂”，又如谭介甫草派与木派党争之说［13］37，真是愈辩而愈玄了。对于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张氏的辩驳无疑有醒脑作用。

对待这个问题，褚斌杰颇为重视。他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所说的‘闻之’是指什么?是指读了《离骚》，抑或是指其他?”［8］56他的看法是:“文中所谓‘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这里的‘反(返)’，正应该是指欲怀王返归楚国说的，又说‘反复之’，正是就返归楚国就其君位而言。”屈原“欲楚怀王归返的意图和感情，因而引起了子兰的大怒，以至‘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因为楚怀王的归返，是与他们既得的权位不兼容的。特别是当初劝楚王人秦的就是子兰。对于怀王入秦被囚的事，他当然有不可推托的罪责，正因为这样，在怀王回归的问题上，子兰的反应也就异乎寻常的强烈。”［8］59

笔者以为，以“屈平既嫉之”为子兰所怒的原因，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他只是与楚人一样“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实不至于引起子兰大怒，更不会引起襄王发怒。而以屈原欲楚怀王返国复位的政治意图，才是子兰、襄王所怒的真正原因，这样理解接近于事情真相。褚氏洞察此义，可谓难能可贵。

(文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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