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的基础作用

刘长庚，许 明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论消费的基础作用

刘长庚，许 明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反映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导向和拉动作用。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符合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发展思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十三五”期间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保障居民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转化为消费，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消费；基础；经济增长；消费需求

引言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以概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但由于出口是国外需求的函数，属于外部需求，主要受汇率、投资政策、国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波动较为强烈，出口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作用有限[1]。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经济增长短期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中期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长期靠制度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投资和消费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1978—2012年，投资和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48.6%、49.5%。①本文有关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后同。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这表明加快内需调整的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而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具有长效机制的。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再次强调，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这更进一步要求在“十三五”期间要将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逐渐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其基础是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一、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投资是指投资人将目前持有的金钱用于购买具有孽息能力的资产，以换取未来的财富[2]。正是由于投资的这种本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最直接的手段[3]。长期以来，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链条，即投资拉动的链条[4]。通过对货币和资本的直接投入，增加产房和生产，刺激生产活动；生产活动的展开需要劳动，这就促进了就业；就业使劳动者获得收入，可以购买各种产品用于消费；消费刺激更多产品用于生产，促进了经济的运转。扩大投资需求可以增加供给，最终实现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扩大，经济的活跃和繁荣源于投资这一经济运行发动机的启动，投资拉动型经济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但是，依靠投资拉动的高速经济难以持续。洪银兴(2010)认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能在供给约束型经济长期有效，通过资本或资金的投入就可以促进需求[4]。然而，当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依靠投资所增加的供给并不能完全被市场消化，投资拉动就不再有效。具体来说，投资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会更加有效：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投资在各国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化的起步与建设阶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在这一时期也保持较大的投资比重和较快的投资速度。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的背后正是投资接近50%的贡献支撑，高投资率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另一种情况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当经济的繁荣期结束后，将会进入经济的衰退时期。此时，生产收缩导致消费收缩，而消费的收缩又进一步限制生产，最终使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逆周期的投资可以使经济迅速恢复，犹如“强心剂”一般为经济重新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11月，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迅速、及时地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保证中国在2009年仍能保持9.2%的GDP增长速度。然而，需求导向型经济早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也已经进入增速换挡期和巩固期，在这一阶段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由于投资的“双重属性”导致投资对经济的短期增长不具备基础作用。投资在短期可以形成产品并转化为需求，但是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来保障投资带来的产品能够顺利被市场消化，往往会与市场需求脱节。与此同时，投资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过度投资不仅会带来无效投资，影响投资效率，而且会在既定的时间段内挤占消费，带来诸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从长期来看，投资已经不能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的投资规模过大、增长过快情形将难以为继。从投资规模看，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总额从1 377.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52 773.2亿元；投资率从38.2%增长到2012年的47.8%。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一般在高于29%左右就会稳重有降，但是中国的投资率却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投资贡献看，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48.6%，平均拉动GDP增长5.1个百分点。但在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背后，却带来了总需求结构日益失衡的严重问题，导致最终消费率始终偏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较为弱势的一方。内需结构的“紧张关系”使长期较大规模的投资更加难以维持。一方面，根据储蓄-投资恒等式“I=Y-C=S”，一国的投资离不开储蓄，长期高增长的投资率更离不开高储蓄率的支持。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经济发展中期并不支持较高储蓄率的维持。2012年美国储蓄率只有16%，德国只有23%，而中国储蓄率达到了51%；*国外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cn/)，后同。另一方面，在一国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投资势必会通过挤占消费来提高储蓄，长期受到抑制的消费也会使投资进一步萎缩。

第二，过度依靠投资将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地方债台高筑等一系列问题。GDP的增加可以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来衡量，只有投资带来的GDP能够用于消费，才能被称作有效投资。然而，过快的投资增长可能并没有带来有效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原材料供应可能满足不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并不具有导向性，往往与市场需求相脱节，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5]近些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始终高于投资率，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72.2%，但是当年投资率只有47.8%，差额率达到23%，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全部转化为有效投资。其结果，在没有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来保障投资带来的产品顺利被市场消化的情况下，过度投资带来的消费挤压最终导致中国近几年出现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基础”一词的解释是“①建筑物的根脚。②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6]由此看来，“基础”对任何事物而言都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脱离“基础”，任何事物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犹如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恰恰具有基础性作用。首先，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7]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个方面影响生产：①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②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7]与生产创造消费的静态过程不同，社会通过消费，创造供给，不断推动新的生产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尹世杰(2012)就曾不断的强调，“只有从扩大消费需求入手，才是真正抓住了扩大内需的‘牛鼻子’。”[8]其次，消费需求反映的是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消费包括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对生产资料的消费，而对生产资料的消费等同于投资，投资反映的是中间需求，而只有消费才反映最终需求。经济增长的效应还是要由最终需求决定[4]。马歇尔(Marshall，1981)曾指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9]马克思强调，“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7]目前，中国市场早已由传统的供给导向型经济转为需求导向型经济，单纯依靠投资不仅周期长、见效慢，而且一旦不能及时形成有效投资将不利于创造就业，中国近些年来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也佐证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内容中写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再次，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消费通常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增加供给，最终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马克思指出，“社会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不等同的，第一个范畴即消费者范畴……比第二个范畴即生产者范畴广的多，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10]可见，消费不仅会影响“经济生活过程”，而且会使其发生“极大的变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对“消费者支出(Consumer’s Expenditure)”一词的解释中指出，“由于消费总量占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超过3/4，消费行为的波动或‘消费冲击’对产出、就业乃至经济周期都有重要的影响。”[11]一般而言，投资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生产，使其变成有效投资，而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才能扩大生产规模，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后，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投资拉动型经济往往忽视消费需求，通常“为资本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而只有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才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符合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发展思路，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理念。

从实践来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第一，与投资的变动相比，消费的相对变动更加稳定。1978—2012年，从波动幅度看，中国消费变动的标准差只有2.2，而投资变动的标准差达到了5.1，投资变动的波动更为剧烈；从波动范围看，投资的波动范围是-6.61%～16.39%，而消费的变动范围只是-4.97%～3.7%，波动范围明显小于投资。总体而言，消费和投资通常是同步的，二者的决定因素大体相同，都属于内需范畴，但是消费的相对变动要比投资的相对变动小得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更具有稳定性。第二，消费是推动GDP增长的最重要因素。1978—2012年，消费为中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49.5%，而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分别为48.6%、1.9%，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最为直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证明，高消费和高收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高产出和高质量的。第三，消费推动GDP增长具有巨大潜力。根据笔者统计，1982—2013年，中国平均居民消费率为43%，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巴西在这一时期的平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3.4%、62.5%，中国消费率的提升具有很大空间。第四，消费结构日趋合理。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从1981年的59.5%和56.7%分别下降到39.3%、36.2%，且有继续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目前已经达到相对富裕水平。

三、中国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重投资，轻消费”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潜在作用长期被忽视。主要问题如下：

(1)近些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弱于投资。中国经济始终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虽然消费的总贡献接近50%，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断下降。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投资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总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日益严重。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结果是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6%的历史新高，但自2000年以来，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从65.1%下降到2012年的55%，平均贡献率只有46.3%；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却从22.4%提高到47.1%，平均贡献率达到49.6%。这表明投资无疑转变成为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消费的作用却在近些年日益被忽视。

(2)消费率不断下降，总需求结构失衡。2000—2012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6.7%，但投资率却从35.3%上升到47.8%。与投资率的不断攀升相比，消费率不断下降。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相比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都维持着较高的居民消费率。过去十年，美国平均居民消费率为70%，日本为57.6%，英国为65%，且波动较为稳定。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因为资源、资本等多方面限制，需要靠储蓄来积累资金，这一阶段不可避免的会不断增加投资，其结果是消费率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却不断攀升。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会伴随着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消费率会趋于回升，然后开始稳定。但是，中国在这一阶段消费率的变化却反常，并没有出现消费率的回升和企稳，而仍处于不断下降的阶段。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对消费和收入的研究逐渐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AIH)，其公式为：C=C0+βYb，其中，C为总消费，C0是一大于0的常数，β代表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of consume，MPC)，且0<β<1，Yb代表即期可支配收入。消费主要由自发性消费C0、边际消费倾向β和可支配收入Yb来确定。C0是指当可支配收入Yb=0时的自发性消费，C0的高低主要由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决定；边际消费倾向β既与可支配收入Yb有关，又与个人的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相关；可支配收入Yb由一国的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决定，而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由分配制度决定。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等消费函数都表明收入与消费具有密切关系，一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至关重要，提高消费的重点在于收入分配制度能否有效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1995—2007年，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从51.4%下降到39.7%，下降了11.7%，资本所得占比从36.3%提高到46.1%，提高了9.8%，政府生产税净额占比从12.3%提高到14.2%，提高了1.9%[12]。企业和政府所得占比不断提高，而劳动所得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所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弱，劳动报酬占比较低、劳动报酬提高较慢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直接限制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二，再分配逆调节问题严重。按照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测算[13]，再分配使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占比在1992—2005年分别下降了1.16%、2.01%，而政府收入占比却相应地提高了3.17个百分点。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税收等再分配手段不但没有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造成了再分配的逆调节，扩大了收入差距，并没有减轻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三，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过低。财政部企业司的数据显示：2012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2.4万亿，利润总额2.2万亿，净利润为1.6万亿，国有企业累计上缴利润0.16万亿，占利润总额的7.27%，占净利润的10%。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拥有分享国有企业利润的权利，而大量的利润却留在了国有企业内部。另外，上缴收益用于保障民生的支出只占5.4%，全民分享的数值很小。而反观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其利润上缴比例一般处于42%～65%的较高水平。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确实较低，既没有有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又没有大幅提高居民社会保障的收益程度，不利于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力的提升。

四、提升消费的政策建议

在“十三五”期间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保障居民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转化为消费，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要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一，切实维护劳动收入主体地位，合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经济成果要向居民个人倾斜，千方百计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从根本增加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一是对《劳动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为劳动者获得工资收入创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提高劳动者地位，平等保护劳资双方权利；二是结合经济发展、物价等因素，调整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并逐步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积极稳妥地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劳动报酬合理增长；三是在企业内部逐步推广以股权、期权等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长期激励制度，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四是建立健全公平、多样化的晋升机制，长期激励劳动者工作热情，以提高劳动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第二，政府要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逐步增加居民收入。要对高收入人群进行有效规范，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解决收入分配“逆调节”问题，为居民消费提供充足的保障。一是充分发挥国家财政作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新增财政用于民生支出，尤其是给弱势群体更多补贴，均衡区域发展，切实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功能，调节收入差距；二是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建立健全与各级财政相匹配的转移支付体制，合理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税收分成比例，将一些公共性较强的财政支出责任收归中央，加大中央事权，促进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三是加快完善税收制度改革，逐步由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转向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税制，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实施方案，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切实做到“调高降低”。

(二)要将居民(增加)收入有效转化为居民消费，从根本上保障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第一，要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一是企业要不断强化自身社会责任，要做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产品的良知企业。近些年来，有关食品安全的“塑化剂”、“苏丹红”、“地沟油”等事件层出不穷，信息不完全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使消费者无法选购放心的产品、满意的产品，这就间接制约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鉴于此，企业要从自身做起，提高企业责任，保障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放心安全的消费品；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财政投入，为居民消费创造良好的外部消费环境；三是要制定相应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

第二，提高服务性消费质量，促进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消费热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老三件”，到80年代的洗衣机、冰箱、彩电，再到21世纪的房子、车子、票子的“新三件”，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显著改变，居民对吃、穿、用等商品消费的需求日趋刚性，而相对应的服务性消费发展空间巨大，花钱买享受、健康、时尚等新的服务需求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为此，一是政府要大力鼓励文化消费、旅游消费、文化娱乐消费等服务性消费，落实相应的鼓励服务性消费的措施；二是企业要提高服务性消费质量，为居民提供更多种类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

第三，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近些年来，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考虑到生病开销、孩子学费、住房还贷等费用，便会实际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一是逐步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负担，适当降低“五险”缴费比例，并将降低部分转化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是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原来企业匹配的住房公积金全部转化为职工货币收入，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三是有效利用国有资本收益，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降低返还给国有企业的资金，提高用于民生保障的支出。

[1]李江.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投资和消费的一致性[J].当代经济管理,2011(2):1-5.

[2]谢剑平.投资学:基本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辛明.“两驾马车”如何拉动中国经济健康成长——投资于消费应实现良性互动[J].财会研究,2010(6):29-31.

[4]洪银兴.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和扩大消费需求[J].经济学动态,2010(3):10-13.

[5]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尹世杰.尹世杰选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2]张玉台.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J].党建研究,2010(12):14-17.

[13]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99-115.

(责任编辑：周 斌)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Role of Consumption

LIU Changgeng，XU Ming

(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Consumption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economic growth,and it is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which reflects the ultimate demand.Given its fundamental role,economy is orientated and driven.Consump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accords with idea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in developing China’s socialist socie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eo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The 13th-Five-Year Plan of Chinese government lays stress on raising income,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raised income is for consumption.In this way,the demand for consumption would be expanded,and China’s economy could develop sustainably and durably.

consumption; foundation; economic growth; demand for consumption

2015-01-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动态跟踪和效果评估研究”(12&ZD049)

刘长庚(1964—)，男，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许明(1986—)，男，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

F014.5

A

1008-2700(2015)03-0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