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论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中国工业增速长期偏高的状态将转到与潜在经济生产率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工业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长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失衡状态将转到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工业增长长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状态将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这些将构成中国工业发展的最重要新趋势。

潜在经济增长率；协调发展；科技进步

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发展新趋势，对于进一步探索工业发展规律，正确把握并坚决贯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发展工业一系列决策，促进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由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都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中国工业发展新趋势之前，先简要说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一、伟大成就

第一，实现了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1949—1952年)，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长到34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1.5%。①说明：国家统计局只发表了1949—1951年工业总产值数字，未发表工业增加值的数字；产值绝对数是按现价计算的，产值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以下均同；原定到2020年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到2013年；本文引用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均来自《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不一一注明出处。此外的资料来源，均注明了出处。这主要是恢复性的增长，但其恢复速度是很高的，而且1952年工业发展水平已经部分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53—1957年)，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119.8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271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9.8%。在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1958—1978年)，工业增加值由1957年的271亿元增长到1 607亿元，年均增速为9.6%。这期间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左”倾错误，使得工业增速大幅下降。但从国际比较来说，9.6%的增速仍然很高。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1979—2013年)，工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 607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10 689.4亿元，在基数大幅上升的基础上，年均增速又升到10.7%。这样，在长达61年(1953—2013年)的期间内，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11.6%。第二，实现由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转变，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1]。第三，实现了由工业小国到工业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工业强国迈进。按汇率计算，201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37 021亿美元，分别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2倍和2.5倍，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位。作为工业核心的制造业在2010年以来就居于世界第一位。作为现代技术最重要载体的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在2007年就上升到了12.7%[2]，其后又大幅上升。2014年，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排名中已上升到第7位。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成就！

但中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并积累了许多矛盾，其中有些矛盾还是很严重的。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这些矛盾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适应这个要求而采取的对策。前者是决定后者的，但对前者也有重要作用(包括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的积极作用和激化这些问题的消极作用)。令人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经济方面采取了的一系列正确决策。从根本上说来，这些决策正是适应了上述矛盾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本文在下面分析中国工业发展的新趋势，就是遵循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二、新的趋势

这个新趋势涉及诸多方面，本文只拟论及以下三点。

第一，工业增速长期偏高的状态将转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轨道上。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首先说明衡量经济增长率高低的标准。在这方面唯一正确的根本标准就看它是否适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客观要求。因为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后者是由前者决定的，当然，各个年度的现实经济增长率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前者总是围绕后者这个中心运动的。在这方面很类似于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尽管价格也经常偏离价值，但从长期看，价格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的。问题的本质在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总供给经济增长率，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各生产要素增长率的总和。显然，经济增速从根本上说是决定各生产要素的。当然，在若干个年度之间，甚至各个年度之间各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但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稳定的。这样说，也不否定总需求对经济增速有一定作用。但相对说来，其作用强度有限，时效也不长。所以，从长期看，现实经济增长率必然决定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依据历史经验数据求得；二是依据经济数学模型求出。

第一种方法的优点是：由于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因而用这种方法求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具有较大的真实性。特别是用包括几个较长经济周期的历史数据求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更是这样。但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因为与决定历史经济增长率的因素相比，决定现实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因而历史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完全等于现实经济增长率。因此，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必须考虑现实情况的变化，对已求出的经济增长率加以调整(包括增加和减少)。第二种方法的优点是：由于它是依据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个主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分别确定不同的权重计算出来的，因而也具有科学性。但同时需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1)它像任何经济数学模型一样，都是抽象的模型，实际上它不可能包括现实经济生活中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众多因素；(2)这种方法在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时，很难做到全面客观反映实际，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3)其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依据样本数据确定的，而样本数据的选择也具有上述第二点相同的缺陷。考虑到上述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点，还可以设想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计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后，再确定二者的权重(比如，各占1/2)，然后计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方法分别吸收了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又避免了其缺陷，相对比较科学。就中国当前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来看，只有少数学者采用第一种方法，多数学者还是采用第二种方法，似乎还未见到采取第三种方法的学者。

笔者依据历史方法，并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将中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确定为7%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增长率将围绕7%上下波动[3-4]。在这方面需要着重提到四点：(1)将潜在经济增长率公式(即“潜在经济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资源增长率+由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导致的增长率”)修正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资源增长率+由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导致的增长率-由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导致的减缩率”。中国资源长期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方面说，以往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虚高的，超越了当时客观存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近几年来在消除这些后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改变；(2)经济增速长期偏高，已经在经济社会方面造成了各种严重后果。这除了上述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以外，还包括经济结构失衡、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固化、经济金融风险加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民福祉没有得到应有改善等方面，消除这些后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适度降低增速；(3)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偏高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投资率长期偏高。其深层的体制因素就是在政资、政企和政事没有分开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这种机制改革前突出表现在中央政府方面，改革后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方面。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这种机制必然趋于弱化。这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投资率过高的局面。如果再考虑到由长期过高投资率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事实上也难以持续下去。而投资率下降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4)以上三点都是同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直接相关的特殊因素。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与此相关的一般因素，即基数(包括总量基数和速度基数两个方面)规律的作用。这个一般规律对经济总体及其各部分的变化都有制约作用。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这两个基数越大，制约经济增速提高的作用也越大，反之亦然。诚然，这两个基数是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谈及基数对经济增速的制约作用时，如果只提前者、不提后者，就不全面。世界现代史表明：在经济总量达到很大规模和经济增速实现长期较高增长以后，经济增长率都趋于下降，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据麦迪森计算，在1913—1950年、1950—1973年和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欧洲、美国、日本年均经济增速依次分别为1.19%、4.81%和2.11%，2.84%、3.93%和2.99%，2.21%、9.29%和2.97%[5]。显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三个时期经济增速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基数并不是主要因素。但从中也可看出，基数起了一定作用。就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则在更大程度上面临基数规律的作用。按不变价格计算，1953年、1978年和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依次分别为752.7亿元、3 548.2亿元和472 436.5亿元。这样，2013年比2012年多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增加4 724.3亿元，分别相当于1953年比1952年和1979年比1978年要增加一个百分点的629.9倍和133.1倍。这种状况也必然使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综合上述四个因素的作用，现阶段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7%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就是要围绕这个中心波动。

但这样说绝不否定经济增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发挥这种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速度必须适当，否则就不仅不能发挥这种作用，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为7.5%左右，这大体上反映了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客观要求。在这以后，中国学界原来存在的那种认为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率仍然可以达到9%以上的观点大大减少，但主张可以达到8%甚至9%以上的仍然大有人在。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值得斟酌，概括说来，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是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良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确实处于良好发展战略机遇期。但这是一个长达70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二者时限的外延是有区别的；二是认为中国现阶段仍然具有后发效应。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前，确实存在后发效应。但它在时限上同样存在逻辑问题。而且，后发效应只是涉及总供给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以这一点来论证作为总供给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是以偏概全；三是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总需求仍然可以支持8%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据显然存在问题，但还属于总供给的范畴，而第三个论据则越出了这个范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总供给增长率，与总需求是无关的。这样，其逻辑上的问题就不仅存在于时限的外延方面，而且存在于问题的内涵方面。这里还没有论及中国现阶段总需求究竟能否支持8%甚至更高的速度。但这个逻辑上的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个论据难以站住脚。即使从统计学的角度说，这个论据也值得推敲。总供给增长率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而总需求增长率是按照支出法计算的，二者虽有联系，但有明显区别。这样说，并不否定总供给对总需求的依存关系。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后者。但前者是属于生产范畴，后者是实现范畴，不能混同。一般来说，社会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总供给的增长率只能决定于各生产要素的增长率，而不能决定于社会需求。如果只是论及有购买力的需求，那归根结底也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在这方面还有一种类似上述看法但为数更多的观点，在2013年中国经济下降到7.7%以来，那种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陷入谷底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应像以往30多年那样达到近10%的增长，但实际上是暗含着这个逻辑前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论及建国后经济周期将实现由以往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超强波周期、中波周期到现阶段轻波周期的变化。

笔者依据中国经济周期变化情况，将经济周期波谷年与波峰年的落差在20个点以上的算作超强波周期，10个百分点以上的称作强波周期，5个百分点以上称做中波周期。这样，改革前经历了两次强波周期和3次超强波周期；改革后经历了5次中波周期(见表1)。但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现实经济增长率将围绕7%上下一个百分点的幅度波动，波谷年与波峰年的落差也就是两个百分点左右。所以，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8%以下，是中国经济周期进入轻波周期的正常状态[6]。可见，那种把这种状态说成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跌入谷底的观点，实际上仍然主张经济增速应像以往30多年那样保持近10%的增长。

以上分析是从中国经济周期进入轻波周期以后正常运行来说的。但中国当前存在系统的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而且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也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因而不排除中国经济增速有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保持这种警觉并采取预防对策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上述的经济周期运行的正常状态。当前还有更为广泛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要实现由以往9%以上下降到7%左右，并将其表述为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显然，这种观点对中国经济增速变化的描述，符合实际，但在表述上和论证上有值得商榷之处。就这种观点针对中国经济增速由以往30多年的9.8%下降到当前的7%左右这个阶段性的变化而言，这个表述无疑正确。但越出了这个界限就有值得斟酌之处。因为与当代大多数国家相比较而言，9.8%的年均经济增速，固然是高速度，7%左右的增速仍然是高速度。而且，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也只是对一个时期经济增速变化做了现象性的描述，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正像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是“经验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7]。要把这种“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就必须要引入作为决定现实经济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本质范畴。当然，这种观点是有其根据的，其根据可能有两个：一是经济数量模型；二是国际经验。但无论是哪一个，其所涉及的关键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增速由以往30多年的近10%下降到当前的7%，是只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引起的，还是部分由这一点引起的。如前所述，中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是由三个因素引起的：一是以往30多年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为了治理这种高速增长造成的“后遗症”；三是本来意义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见，这种观点把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仅仅归结为第三点，是以偏概全的。这样，把中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归结为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它可以全面涵盖上述三种因素的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认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率应下降到7%左右，但主要是从“人口红利”的丧失来论证。“人口红利”虽然是决定总供给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而且，就中国现实状况来看，“人口红利”既有减少的一面(如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也有增长的一面(如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所以，主要从这一点来论证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全面的。

在做了上述详细分析以后，对于这里需要分析的工业增速下降问题，只需要做简要说明。1979—201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0.7%。在这方面工业更明显地存在上述的三种情况：工业以往增速更为严重地存在超越其本身潜在增长率；治理这种高速增长的后遗症更需要减速；工业本身在现阶段潜在增长率更要下降。基于这三重因素的作用，现阶段工业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回归到8%左右。这样，今后一个时期工业现实增长率也将围绕8%左右波动，这将是工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事实上这个新趋势在最近两年来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2012年和2013年工业增速分别为7.7%和7.6%。

第二，工业发展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在长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状态将转到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1953—1978年，中国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增速分别为15.94倍、0.701倍、5.094倍和2.93倍，工业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增速之比(以工业为1)分别为：1 ∶0.043、1 ∶0.319、1 ∶0.183。可见，即使考虑了这期间加快发展工业(主要的重工业)的必然性，工业增速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失衡状况也是很严重的。1979—2013年，中国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增速分别为40.64倍、3.749倍、33.402倍和34.426倍，其增速之比分别为1 ∶0.092、1 ∶0.821、1 ∶0.847。显然，改革后工业增速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失衡状况已有很大改观，但并没得到根本改变。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许多工业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农业基础的粮食生产的供需基本平衡，但这是一种紧张平衡。建筑业(包括生产性建筑业，特别是消费性建筑业)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很明显；服务业(包括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这方面的状况则更明显。国际比较也可说明这一点。2011年，中国工业增长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39.8%，服务业为43.4%。前者比与中国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高出1.2个百分点，后者约低出10个百分点。

因此，必须遵循产业结构升级客观规律的要求，继续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民经济所作的调整。其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继续调整工业增速与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对比关系。实际上这方面的趋势在近两年来也已露出了端倪。2012年和2013年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增速依次分别为7.7%和7.6%、4.5%和4.0%、9.3%和9.5%、8.1%和8.3%。这样，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的占比就分别由2011年的39.8%下降到2013年37.0%、由10.0%到10.0%、由6.8%上升到6.9%、由43.3上升到46.1%。这种增速和占比的趋势仍会继续发展。就工业和农业的增速对比关系来说，今后农业仍会显著低于工业。但如前所述，工业增速本身是会继续下降的，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规律今后仍将发生作用，而且中国是人口大国，对粮食需求量大，又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自给，这种客观状况就决定了农业增速下降将是一个缓慢过程。这样，工业增速与农业增速的差距将会趋于缩小。就工业与建筑业的增速关系来说，伴随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住宅业正在并将于以后一个长时期内成为消费重点，而中国当前住宅业又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这种消费升级规律和住宅业的现状就决定了建筑业增速仍将会继续高于工业。就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速对比关系来说，按照近代和现代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8]，前者增速都是超过后者的，何况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严重滞后。尽管新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样服务业也仍将以高于工业的增速向前发展。因此，工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将继续下降，建筑业特别是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客观趋势。

这样说，绝不是否定工业在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极端重要作用。而且即使在工业化完成后，工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实体经济。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前，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由虚拟经济的膨胀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特别是制造业的空心化，是形成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教训必须汲取。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的激化。这样说，是就工业整体而言，并不否定工业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优先增长。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而高技术产业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最重要载体。因此，高技术产业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必须处于优先增长的地位。这也是中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迫切需要。但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占比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不会很大。所以，它与上述分析并不矛盾。

第三，工业增长长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状态将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1953—1978年，中国由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以及原煤和钢材(这是最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增速依次分别为3.714倍、0.936倍、19.312倍和169.846倍，其增速之比(以国内生产总值为1，下同)为1 ∶0.25、1 ∶5.199、1 ∶45.73。1979—2013年，四者增速为25.08倍、1.91倍、2.71倍、48.35倍，其增速之比为1 ∶0.76、1 ∶0.11、1 ∶1.92。这些数字表明：改革以后，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已有显著改变，但并无根本改变。有资料显示，1981-2012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2.44%。其中，资本存量、劳动和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等因素对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为46.61%、9.25%和42.6%[9]。可见，中国改革后工业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把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拟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做些分析。在农业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得到发展，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但以实验手段为基础的、与技术相分离而独立的、与生产过程直接结合的，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巨大革命作用的科学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在这种条件下，科学还只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还不能直接构成生产力。只是伴随资本主义条件下近代工业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才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所谓条件主要是指近代工业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实验手段。所谓必要主要是适应资本旨在追求利润的生产无限扩张和疯狂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这样，在工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及其在发展对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就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这样，科学技术就成为生产力。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末依据已经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0]但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又在更高层次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主要是：(1)在工业经济时代，一般来说，重大科学发明经历了以下过程：先由生产经验的总结提升为生产技术，再由生产技术的研究升华为科学发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重要科学发明往往首先是在以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实验室完成的，然后再转化为生产技术；(2)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并没有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科学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二者是独立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二者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融合。以致在现代化企业中既有工程技术人员，又有科学技术人员；科学与技术二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3)在工业经济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分离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二者也开始发展并实现了融合，使得二者的作用相得益彰；(4)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不仅科学发明周期和运用周期大大缩短了，速度大大加快了，作用强度也大大增长了。当然，在这方面，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当代发达经济国家在财政、金融、法律和政策等方面支持重大科技发明及其运用，已经成为它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就微观层面来看，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创业板在为科技创新筹集资金的特殊重要作用；(5)知识经济时代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了劳动者的构成，以致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劳动者中的占比迅速上升，甚至成为主体部分。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民占劳动力的5%、蓝领工人占20%、白领工人(即知识分子)占60%～70%，到20世纪末，三者的占比分别为3%、10%和85%。新世纪以来，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6)在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主要是代替了体力劳动。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进一步代替了体力劳动，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代替了脑力劳动；(7)在工业经济时代，工业生产技术不仅装备了其本身，而且逐步改造了其他产业。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则迅速普及到各个产业。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在1996年出版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一书中就宣称：OECD内主要成员国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0%以上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另一项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0%，到世纪中上升到50%，到80年代又上升到60%～80%。知识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上升，同它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有联系的。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农业开始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工业开始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现代服务业开始的，现代服务业又成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重点。而相对第一、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来说，其增长速度要快得多；(8)概括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深度和广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下列经济计量模型可以集中反映这一点：“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的这种乘数效应在农业经济时代就开始发生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已有明显的表现，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则极大地提高了。这不仅是农业经济时代望尘莫及的，也是工业经济时代不能望其项背的。邓小平正是依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在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为了正确把握这个重要原理及其实践意义，需要明确两个理论观点：(1)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生产力指的不是物质生产力，而是精神生产力。马克思曾经明确把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并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归结为精神生产力。但这一点同他创立的唯物论关于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基本原理，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因为：①就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来源来说，它是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反映，这是符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基本原理的；②但这并不妨碍把科学技术看作物质的精神生产力。因为唯物论的物质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科学正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是具有这个基本属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经明确肯定了“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的观点。可见，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物质的精神生产力与列宁的这个提法是完全一致的；③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它像任何对立统一体一样，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④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一客观真理像任何客观真理一样，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列宁对此做过明确分析，他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过这个范围，无疑是相对的。”可见，在确认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前提下，同时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物质的精神生产力，不仅同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不相矛盾，而且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性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确认这个原理，具有它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意义。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正是工业经济时代，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但物质生产力还占主要地位。因此，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主要是分析了物质生产力，对精神生产力的分析并未展开。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尽管这时精神生产力仍然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但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致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代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并能顽固推行其霸权主义，除了它拥有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军事上占优势等因素以外，就是因为他在科学技术上居于领先地位。就中国当前由世界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制约因素来说，除了体制和机制等因素以外，主要也是由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因此，确认科学技术是精神生产力这个原理，对中国还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说，是一个必要的认识基础。马克思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指与其他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在生产中得到运用的现实生产力(或称直接生产力)，而不是指没有实现、在生产中没有得到运用的可能生产力(或称潜在生产力)。对此马克思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可能性上的生产因素。”这个道理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同样是适用的。即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它与其他生产因素相结合才是现实生产力，否则只是可能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时都是指在生产中得到运用的科学。他还明确说过：“作为固定资本的物质载体机器设备，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就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当代经济发达国家极为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源。当然，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然，而且其直接目的是在获取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而相对他们说来，当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但同认识上没有准确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个要义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准确把握这个要义，对于克服那种重成果轻转化的倾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是中国经济和工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特殊有利的时代条件。显然，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后发国家在运用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后发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和较短时间运用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在其他条件下相等的条件下，经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愈高，后发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愈大，其后发优势也愈强。就这点说，中国比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具有更大后发优势。中国在这方面还以其具有的特殊条件，可享有更大的后发优势。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总量大，科学技术有基础，制造业强大等。在中国工业发展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中国在推进科技进步及其运用方面，不仅具有后发优势，在某些重要领域还具有平发优势(即同经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的领域甚至具有先发优势。

总之，把中国工业和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实现以上各项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决排除艰难险阻，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1]汪海波.新中国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及其新的走势——庆祝国庆65周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0)：5-13.

[2]中国新技术产业年鉴(2012)[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

[3]汪海波.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5)：31-36.

[4]汪海波.7.5%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重大落实[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3)：10-15.

[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汪海波.中国经济周期的发展及其走势[A]//汪海波.中国经济年鉴[C].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2013.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汪海波.中外产业升级的历史考察与启示[J].经济学动态，2014(6)：4-15.

[9]黄群慧.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张任之)

The New Trend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NG Haib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The high growth rate of china’s industry for a long time will get on the track that adapts to the potential economic productivity;the imbalance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will be replaced b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e industrial growth mainly depends on more on production elements,but on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se will constitute the most important new trend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growth;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02-09

汪海波(193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F424

A

1008-2700(2015)03-0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