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因素对西江苗寨空间形态的影响探析★

高 培 龙玉杰

(贵州民族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社会文化因素对西江苗寨空间形态的影响探析★

高 培 龙玉杰

(贵州民族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分析了宗族、风水文化和宗教文化对西江苗寨传统建筑与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作用，指出西江苗寨传统建筑与聚落空间形态民族特征性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结果，而是由多种因素约束影响而成，其中作为非物质的隐性社会文化因素需要深入探究。

社会文化因素，空间形态，影响

0 引言

传统聚落空间作为一种物质客体存在，其物质层面的形态从历史的长期性看，主要是一种自发的生长结果，就如同生物体的生长同时受到内在机制和外在自然条件约束的成长过程，它是由多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而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1]。这些因素成为建筑与聚落空间产生、生长和发展的影响控制因子，是建筑与聚落地域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的动因，它们与是否合理有效地保护传统建筑与聚落空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割裂这些影响因素的保护行为将变得静止而刻板，甚至丢掉传统空间的特征基因。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显像的、物质的自然地理因素外，还有隐性的、非物质的社会文化因素，前者是具体的而比较易于把握和理解，而后者则需要分析探究。不同的聚落各按其具体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贵州黔东南地区西江苗寨，其传统建筑与聚落空间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保存较为完好，这种空间形态的民族特征性同样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1 宗族因素

据相关资料及民间考证，早期定居西江的主体是从江浙迁徙至广西再至贵州榕江转而至现西江村的苗族“西”氏部落，虽然在其前后也有一些氏族迁徙定居西江，但由于“西”氏部落的强大，其他氏族逐渐融于“西”氏部落，西江名称中的西字即指“西”氏部落。此时定居西江的“西”氏部落基本上完成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在单一氏族部落的发展中，宗族因素发挥着十分明显的控制影响作用，它对西江苗寨建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亦是如此。

宗族关系成为控制西江苗寨初期空间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苗族氏族部落的政治领导体系与氏族社会关系几乎平行，即氏族头领领导支族头领，支族头领领导宗族头领等等，氏族头领为第一代，支族头领为第二代，个体家庭或由其组成的家庭公社为第四代，以此类推。由于以上政治关系与氏族社会关系的平行，对土地的行政区域划分实际上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西”氏部落迁徙并定居于西江，对西江土地的划分利用就是以第二代支族进行的。每一个支族各分一地居住耕种生产，如现东引寨范围划分给引虎支族，现平寨范围划分给雕虎飞支族等。

由于西江苗寨长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各支族村寨范围内就必须以宗亲关系为基础“抱团”合作，各具有密切宗亲关系的个体家庭共同使用同一生产工具，在必要情况下共同耕种生产，这就要求其住房需适度靠近方便联系，形成家庭公社。在同一支族村寨范围内的各家庭公社也具有强烈的宗亲关系而彼此相互聚集。在早期，若干家庭公社构成了一个父系大家庭，以此为基础村寨内部形成较完整的面状区域。相对村寨内部空间而言，村寨整体空间相对独立，这是由于村寨社会关系中“鼓”的存在所致。“鼓”即是“鼓社”，它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以宗族为单位建立，因为苗族的迁徙是按支系和宗族进行的，每个宗支置鼓一个，敲鼓前行，方便联络，定居后便按宗支“立宗立社”。因此，每个宗支村寨相对独立，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以来在各寨之间留出了生长发展的剩余空间，使得村寨在常年的自发生长过程中保持了健康良好的态势，就如同树枝的生长发芽一样舒展自如，秩序井然，与沙里宁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有一些相同之处。

宗族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促使族群具有强烈的统一性，各群体同根同族，创造出共同的文化成果。在建筑营建方面亦能形成统一的群体意识，苗寨建筑意匠相同，各单体建筑虽各有不同，但在总体风格、色彩、肌理、尺度、体量和生成逻辑上如出一辙，达到了变化与统一的完美结合。

在宗族关系意识对村寨建筑布局影响的强弱上，可以用传统汉族与苗族作一个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宗族关系不同层次的强弱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空间布局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汉族对家族的概念强烈，汉族更注重家族的整体性，舍小家为大家，单体家庭的建筑空间观念弱于家族。为此，中国传统汉族民居往往为封闭性较强的独立家族式几进院落建筑群体，如北京四合院，山西乔家大院等，它成为村落的基本单位，建筑群体中的个体家庭建筑单元其独立性则较弱化。苗族村寨则有一些不同之处，由于个体家庭，家庭公社，或父系家庭之间宗亲关系较为密切，相互间常相往来，有密切的合作互利关系，亲缘感情浓厚，因此，在支族层面上有强烈的整体观念，而在家族层面与汉族相比则显得弱化一些，反而是在个体家庭层面独立性较强，村寨建筑空间的基本单位为个体家庭建筑，虽每个个体家庭相对独立，但它们之间需要保持强烈的互利合作关系，因此相互之间的相对开放性也较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西江苗寨宗族关系及其思想文化无论对村寨空间格局的形成，生长发展的变化，建筑风格特征等方面都起到隐性的控制作用。

2 风水文化

风水又被称为堪舆、卜宅、青乌、青囊、阴阳、山水之术，等等。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中对都邑、村镇、聚落、宫宅、园囿、寺观、陵墓，甚至道路、桥梁等等的选址、规划、设计或营造过程中，几乎都受到所谓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2]。

迁徙并定居于西江的“西”氏族人历史至今已有上千年，深居雷公山麓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外部文化冲击较小，因此，苗族氏族中从古就有的风水文化成为西江苗寨从选址、营建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思想。

西江苗寨主体的羊排、也东、东引、也通四寨分别位于雷公山山麓两个西南向山坡上，白水河绕山前而过，经几次弯曲相对山体呈包围之势，寨子基本上背向东北，面朝西南，形成内敛型的盆地态势，这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这也正是风水中一种称之为“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是“藏风聚气”，利于生态的最佳风水格局。西江苗寨有如此的风水宝地，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是机缘巧合，而一定是在风水观念的指导下主观的一种选取。

在西江苗族的风水观念中，认为山水具有灵气，在改造利用山体建房时都不能轻易破坏山体，以防损伤“地气”，这也是为什么吊脚楼存在的原因之一，通过吊脚层，就可以解决不破坏山体原貌，而通过在坡面形成架空层，使其上生活层楼板得以水平而方便使用，将建筑营建活动与自然山体遭受破坏之间的矛盾减少到最低。在寨子所依傍的后背山坡，常常保留成片树林，被称为“保寨林”，以进一步增加山脉灵气，以补风水之不足，这样在聚落中则自然形成了片状景观公共空间。在绕经村寨的白水河下游，架桥聚气，“截住水龙，以聚财源”，并于桥头种植长绿阔叶树，以关全寨之风，聚全寨之气，以求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在隔河的寨子之间修建风雨桥，使山脉之间灵气相通，人气通融，追求和谐共生的生活意念。

风水理论从西江祖辈代代相传，融汇于西江苗族人民的骨髓之中，建筑与聚落的空间形态很大程度上也受风水文化的影响，它成为村寨营建的重要思想依据。

3 宗教文化

苗族长期的封闭落后，造就了原始宗教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盛行的局面，原始宗教文化成为苗族文化的一大特色，渗透到苗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聚落也反映出明显的原始宗教文化影子。

西江苗寨深居雷公山脚下，至明清以前，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形成人为宗教产生的社会条件，因而宗教仍停留在原始宗教中。原始宗教中的神灵包括祖先的灵魂、土地神(山神)、树神(枫树、杉树、松树、竹子)、岩神、桥神、板凳神等[3]。西江苗族的崇拜可大致分为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人造物崇拜三类。在祖先崇拜中苗族认为祖先虽然已逝去，其肉体已不复存在，但其灵魂始终存在，并且会经常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保护子孙后代。在西江民居中因此普遍产生供先祖灵魂居住的空间，即堂屋中的祖堂，对它有相关严格禁忌，活人不能随意使用，成为名符其实的灵魂居所。对于自然崇拜物，一般为巨石和古树，苗族传统观念认为神灵附于其上而加以崇拜，为此，在西江聚落空间中能找寻到一种以祭拜的行为方式而存在的公共空间，在整个西江苗寨有若干处，它们或是一些广场，或是一些坝子等。对桥的崇拜是人造物崇拜中的典型，苗族认为桥有阴阳之分，阳桥即是普遍理解的联系河溪沟渠之用的桥。阴桥是架设于堂屋之内地面，按桥的长宽挖穴箝入，旨在求取贵子，也有的架在野外要道之上。在西江苗寨就产生了若干桥，长的用三排木连架，短的一尺；宽的如风雨桥，小的只容纳一只脚。

4 结语

不同的地区，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建筑与聚落的影响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作用强度也不尽相同。西江苗寨建筑与聚落在长期的生长发展中深受宗族关系、风水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强烈影响，它们构成了西江苗寨空间形态的核心非物质内在动因。

[1]张晓东.徽州传统聚落空间影响因素研究——以明清西递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2004：8.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1-2.

[3]侯天江．中国的千户苗寨——西江[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49.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spatial forms of Miao Ethnic Groups in Xijiang★

Gao Pei Long Yujie

(ArchitecturalEngineeringInstituteof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lanism, geomantic culture and religious culture on Xijiang Miao Ethnic Groups architecture, settlement spatial form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and settlement space of Miao Ethnic Group in Xijiang is attributable to various factors instead of coincidence. However, the convert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s the intangible factors, deserve our in-depth analysis.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spatial forms, influence

1009-6825(2015)18-0003-02

2015-04-14★：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黔科合LH字[2014]7393)

高 培(1983- )，男，硕士，讲师； 龙玉杰(1979- )，男，副教授

TU-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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