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里坊制”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杨 可 扬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60)



结合“里坊制”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杨 可 扬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60)

介绍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里坊制”的建立、发展及背景，阐述了其松懈瓦解的过程，探讨了西方古代城市没有产生“里坊制”的原因，通过分析“里坊制”的出现与否，论述了中西方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背景的差异。

里坊制，文化，制度

1 “里坊制”的发展及背景

1.1 “里坊制”的建立

“里坊制”始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统治者根据宗法血缘的政治需要大势推行宗法分封，以稳固统治者政权。旋即，从中央天子到各分封诸侯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城邑活动。为了指导营建活动，当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建制度，即“营国制度”，并作为一种礼制确定下来。“里坊制”就是当时这套“营国制度”里确定下来的。

1.2 最森严的“里坊制”

北魏时期的“里坊制”无疑是最为森严的：《洛阳伽蓝记》描述到：“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这是一个管理森严的社会群体单位，对居民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网。《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载了其他很多关于“里坊制”的内容和故事，从正面和侧面反映了当时“里坊制”森严无比的情况。

北魏的“里坊制”十分森严。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5年迁都洛阳。《隋书·经籍志》云：“后魏迁洛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魏书·高祖纪》又说：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东迁洛阳的移民人口众多而且成分相当复杂，加上洛阳原来的居民，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为了保卫统治者的安全，它建立了一套森严的完整有效的安置和管理居民的制度。

1.3 “里坊制”松懈与瓦解

“里坊制”发展到唐朝，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极严格的管束，但到中唐之后，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当时人们已经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里坊制”开始出现松懈。

北宋初期沿袭隋唐旧制，京城置东西两市，设封闭里坊，勉强维持不到100年，“里坊制”就瓦解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城已是市场杂处，居宅邸舍直接对着商业街开门，店铺市肆分布于各个里坊中，夜市更是通宵不绝。

唐宋时期长安和东京(开封)不仅仅是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符商业活动的需要，商业活动的蔓延，必定会由“东西两市”向外侵蚀周边的“里坊”，最终导致“里坊制”的瓦解。

2 西方古代城市没有产生“里坊制”的原因

“里坊制”在中国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和等级制度而产生，最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灭亡。在西方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同样也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但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制度或形式。

回顾西方发展史，各个历史阶段都没有能够产生类似“里坊制”这种制度和形式的契机。

古希腊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为雅典出现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孕育出崇高的自由思想，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在这种高尚的人文主义的光辉照耀下,古希腊自然不会出现“里坊制”这种有悖自由精神的制度。

古罗马时代，分为城邦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城邦时代和共和时代受古希腊的影响，仍然过着全民民主式的政治生活。帝国时代整个社会出现一种伦理化的倾向，从国王到平民都沉浸在“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中。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担心自己的统治是否会被推翻，因为他们拥有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皇帝们最需要的是享受胜利带来的财富与荣耀，宣扬自己的功绩；对于公民的统治，尽管已经不强调全民民主，但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民心；在这种举国享乐的氛围中，奴隶主们几乎把创造的全部财富都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当时的服务业(商业)必定非常繁荣。故“里坊制”是不合时宜的。

中世纪，文化与生产力极端破落，国力衰退，城市凋敝，社会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入了乡村。神权几乎凌驾于王权之上，国王与教会的权力之争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衰退和权力之争，使得中世纪的国王们无暇，也无力去管理和约束他的公民。

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为了动摇封建统治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他们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提倡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提倡人性、人权、人道等。在这种背景下也不可能出现“里坊制”这种集权管理制度。

绝对君权时期，君主王权与资产阶级相互勾结。而且启蒙运动的掀起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自然也不会出现“里坊制”。

3 通过“里坊制”的产生与否，看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差异

3.1 “里坊制”中反映的中国文化思想背景

从“里坊制”的形式上，我们可以形象的了解其作用：古代城市的城墙是用来防范外来之敌的，如果我们把“里墙”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城墙，可以得出一种结论——“里墙”是用来“防民”的。纵观中国历史，朝代更替并不都是外来之敌造成的，而更多的是农民起义。故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止要筑城墙御敌，也要建里墙“防民”。

追溯这种“防民”思想的源头，似乎也只能回溯到周朝，“里坊制”出现的朝代。这时的“里坊制”，“防民”的意味并不明显，更显著的是等级制度。黄土地上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的祭礼祖先仪式是周礼产生的基础，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统治秩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层层分封的制度，便是周礼最核心的内容。周礼尤其重视教化工作，使得礼乐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在周王朝崩溃以后，以文化传统形式保存下来，构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基础。

“里坊制”实际上是周礼通过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传播与发展，并且与“防民”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管理制度。

3.2 西方古代城市没有产生“里坊制”所体现的文化思想背景

在西方历史中，“里坊制”不曾出现，这与其文化背景也是离不开的。当我们要去分析它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成两个部分来研究，一个是希腊文明的影响，一个是基督教的教化：

“里坊制”没有出现，至少体现了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人本)主义”与公正平等的政体意念。希腊哲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第一位的。希腊的宗教也没有那样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宗教空气是非常自由、甚至开放的。希腊文明的“人文(人本)主义”光辉一直引导着西方人民寻求自由。

基督教更是一种平民的宗教,是贫苦人的安慰。基督教与王权的争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并不是被统治者利用的，用以统治其民众的工具。

综上所述，“里坊制”的出现与否体现了中西方古代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周礼与御用哲学儒教和“防民”思想，一方面是寻求自由与平等的希腊文明和平民的宗教——基督教。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城市方方面面的不同。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刘临安.中国古代城市中聚居制度的演变及特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996,28(1)：125.

田银生.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城市规划汇刊，1998(6)：9-11.

赵海丽.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里坊形制.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9(2)：60-62.

Discussion on Eastern-Western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bining with “Lifang unit system”

Yang Keyang

(GuangzhouAcademyofCityPlanningSurvey&Design,Guangzhou510060,China)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background of famous “ Lifang unit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describes its disintegration process, explores causes of “Lifang unit system” occurring failure in ancient Western cities, and discusses deep Western-Eastern cultural and ide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by analyzing the “Lifang unit system” occurrence.

Lifang unit system, culture, system

1009-6825(2015)18-0006-02

2015-04-18

杨可扬(1981- )，男，硕士，工程师

TU-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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