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如何反对资本主义

吴宗铖，卫 东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马克思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资本主义，连同恩格斯在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通过资本主义批判创立了人的解放学说，这一批判历程作为诚实的研究，其思想结晶表现在《资本论》等著作及其手稿之中。对于后世人们来说，通过这些遗著领会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首先涉及到马克思的理论方式。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面前，一种辩护似乎是善意的，那就是，不能要求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然而，这种辩护恰恰以牺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代价，以这种辩护引导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要么具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嫌疑，要么陷入到认识论断裂的泥潭。所以，马克思如何反对资本主义首先是一个对于理论才存在的问题，理论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资本主义破产是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实现方式，本文以此为论题求教于方家。

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中，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方面均有其特殊表现，马克思作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实际地反对资本主义，内在地包含领会社会现实的“主旨”，惟有这种“主旨”才有可能克服“思想和现实的抽象对立和无限分离”[2]，马克思把这种“主旨”命名为“新唯物主义”，恩格斯进一步把这种“主旨”在理论的发展形式上比较具体地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3]，这和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研究历程的叙述是一致的，这可以算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对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的表述。然而，诸如这种表述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引导人们接近马克思主义却依然是成问题的。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均无法逃脱这样的一种困境，马克思总是以其作品表达和表现其观点，在这些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的形式上，唯独不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讨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可以算作对上述困境的一种补救或者克服，或者说，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内在地具有一种克服主观任性的“法宝”，这个“法宝”现在通常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方式，其对象即资本主义，基本的方法即否定的否定。

毫无疑问，马克思学说是一个崎岖道路上的艰辛探索过程，至于这一过程的起点能否确定为“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4]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难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方式，马克思绝不是以其一己之见或者个人好恶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所达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马克思研究的起点，为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敲响丧钟的也不是马克思，而是自资产阶级夺得政权起日益鲜明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从这一事实和“资本主义”的事实的比较对照中发现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序列，马克思做到了“把两种事实尽量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以《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为自豪。[5]同那些有意无意掩盖阶级斗争历史事实的辩护士比起来，更为无知的莫过于把阶级斗争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了，相比于前者理论上的笨拙，那些装扮成评论家的“各种知识的杂拌”以其能言善辩而不觉。所以，重温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无非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对立，这个作用是马克思的学术语言和概念所能够实现的，从某种意义说，学术语言和概念问题恰恰是现代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能力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也是把学术语言和概念问题置于社会生活中的解决方案，在规定性、现实性等可以算作是学术语言和概念本身的问题（这里似乎出现了思辨哲学的问题）在一般形式上的专门技术性讨论话题上，马克思解决了理论本身的问题。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范畴可以表现一定主体（主体，即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但“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6]，而且“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7]，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方式上继承了理论前辈们的思想财产，这同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及其表达和表现的问题。对于马克思的学术历程，学者们研究的结论是马克思扬弃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的重要的环节。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中不仅发现“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且“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8]，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上表述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不仅建立了生产方式概念，以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叙述方式，内在地，概念的历史产生作为解决方案（当人们把马克思哲学革命落实于“生产概念”这一说法时，如果把“重音”落在“生产”而不是“概念”，马克思哲学就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学说）才是唯物史观对于考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这是先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9]的结果。如果人们只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果的经典叙述形态，而把唯物史观和这一“总结果”的关系（其中涉及如何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0]的问题）放到一边，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哲学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的对立，例如，阿尔都塞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11]所提出的学术语言和概念的理论职能问题。如果说唯物史观“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意味着近代哲学观念论“主旨”的唯物主义奠基，是说“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2]，哲学因此也获得了其“栖息地”即作为“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13]意识形态，那么，只是这种历史观才能够如此这般，因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4]，而“对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15]意味着剩余价值学说在科学的形式上只能是批判的。所以，在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理论把握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强调“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6]包括抽象（分析）和具体（综合）两条道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则强调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其中的要害问题即马克思指出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17]抛开那些不加思考地甚至连起码的“望文生义”都谈不上的词句堆积。现在的问题是，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学术语言和概念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我们能否据此达到思想具体，在已经叙述出来的方式上总要比研究得到这一结果的过程容易得多。

一般而言，剩余价值（不是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又一个伟大发现，就其作为发现因而根本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而言，可以从马克思极其罕见地明确归为自己并确认其理论地位的思想成果“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们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8]得到提示。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不仅知道而且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逻辑上的混乱“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19]，这里的“价值形式”也就是阻碍亚里士多德做进一步分析所缺少的“价值概念”[20]或者“人类平等概念”[21]的形式，这种形式即交换价值表现出的价值对象性，它“纯粹是社会的”，所以，“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22]马克思正是从人们所习惯的经济科学价值概念和哲学价值概念的区分（对立）建立起价值概念，就其能够容纳人类平等、自由等“类特性”而言即“人类智慧”[23]的形式，在其现实性、规定性或者内容上就是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人类解放运动，这样说或许就是马克思在价值理论方面所卖弄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4]；因而，在理论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5]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件理论事实，剩余价值学说在其科学形式上是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学上是一个伪命题；在另一方面，“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6]，在这个意义上说，抛开阶级概念的价值研究只能是抽象、思辨的，不仅无力面对现代性问题，而且在知识上也只能是陈旧的。

毋庸置疑，剩余价值生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方式，这一方式以劳动力价格得到其现实规定，在其完整的形式G-W-G'上，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加额，马克思把这个增加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27]，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28]剩余价值作为一种剥夺形式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生产的人身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分离为历史前提的，促成这种分离的条件当然是多方面的，需要注意的唯一要点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意味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在形式上或许也一样，但是，“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29]，而且，“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30]所以，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1]以区别于经济学家的论证方式，后者要么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要么只看到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如果说，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32]，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这个制度必然会改变其自身形态，不只是出于证明的需要，具有足够法律知识素养的马克思消化了大量的以英国为典型的历史材料。在改变了的形式和内容上，“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33]炸毁这个外壳的，是解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34]运动，这一运动即一定程度上跟着资产阶级即资本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用由资产阶级“锻造的”武器毁灭它自身。

上述在理论的方式上“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即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就是揭露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种理论作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产物，这个产物在科学形式上是否定的否定，可以表述为资本的毁灭在剩余价值的形式上是一个纯粹“数学”上的事实，这个事实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35]如果我们使用“增长的极限”这一概念，无非是说，资本的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可能而且是既定的形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有其界限或限度，确定这个界限（一定的质所规定的量的范围）的存在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理论事件，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论争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事件的特殊表现。

卢森堡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更多地是一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她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不仅有力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具体化和发展，后一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她基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她的剩余价值实现理论直接地和她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批评有关，这也招致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或反对。除开这些批评或者反对本身是否存在理论喜好因而有所取舍以外，本文的兴趣在于剩余价值资本化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方式上的限度问题。卢森堡的理论方式是否有助于我们接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把社会的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类，卢森堡利用了这一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末尾分析规模扩大的积累公式称为马克思的图式，她所继续的工作是，从充分理解的马克思“对典型性的资本主义积累进程所持的一般见解”来考察扩大再生产的图式，“第二卷终末的图式的一些缺陷”[36]是很容易看出的，那就是“这个表式完全没有考虑到增大的劳动生产力”，实际的积累过程表现为“社会生产物（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的实物总量，要比图式所指示的它的价值量，增大得更快”，或者说，在价值的量上，资本的构成以及剩余价值率是变化的，社会总不变资本增大的程度要高过V+m即“新创造出的价值全体（劳动生产力的社会表现）”[37]，这就是社会生产物的物质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之间的不均衡。在一系列的分析之后，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通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侣等作为消费者，是应当计算在两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之内的。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这里适用的场合就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38]她的结论是，在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环境里，积累是不可能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图式中那些数字的变动理解为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变化的反映，这就是剩余价值实现的资本主义趋势，这是在纯粹的形式即关系的经济方面所做的量的分析，从这方面看，卢森堡坚持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她对帝国主义现实经济基础的研究，需要我们注意到她的军国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唯一变化了的就是“消费资料”再也不是作为个人消费资料而是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武力消费，显然，这是纯粹的经济形式所不能容纳的内容。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以及殖民地和反殖民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能否构成研究卢森堡理论的一种方式，这本身涉及理论的特殊针对性。对于我们来说，在这里，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提示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如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39]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性质问题上，“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40]存在理论逻辑上一个细节，这或许也是马克思以后所有自称经济科学的理论所无法避免的通病，并非“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也不是只有“到了一定发展阶段”[41]才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说资本主义在纯粹的经济形式上根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积累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只是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在其现实性、内在规定性上就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42]，当然，在形式上就再也不是资本主义这一抽象的、不发达规定，“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43]如此，“社会主义积累”这个词就不只是克服了形容语的矛盾，剩余产品再也不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这种完备的理论逻辑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克服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

[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62-63.

[2]吴晓明.回到社会现实本身[J].学术月刊，200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0.

[4][6][7][9][10][13][15][16][17][34][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24，23，32，34，33，33，18，31，33，87.

[5][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

[35]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15，55，98，74，75，61，7，24，24，18，172，219，176，784，98，788，831，36.

[1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5.

[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92.

[36][37][38][39][40][41]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262，263，273，376，376，376.

[43]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