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李俭国，肖 磊

（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成都610074）

创新驱动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李俭国，肖 磊

（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成都610074）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入后期阶段，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部需求造成的巨大冲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创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我国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便在低成本要素投入的优势丧失前，实现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创新；内涵式发展

近年来，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我国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十二五”规划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方面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创新驱动”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明确地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号召，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若干对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进行实践层面改革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表明，在现阶段研究创新驱动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创新的微观方面、创新过程和创新管理等领域，在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宏观经济、创新与国民经济长期转型等领域的研究并不充分。［1］［2］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也主要是基于新古典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的定量分析和经验进行研究，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内在机制则是建立在庸俗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我们无法从中提炼出创新驱动的内在逻辑。“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①波特将国家竞争力阶段化，即根据每个国家的产业表现，将各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竞争优势阶段。这种阶段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斯特的赶超模型，该模型将各国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先实行自由贸易，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第二阶段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即财富和力量达到相当高程度阶段，该阶段则再恢复自由贸易，在国外市场展开无限制的竞争，通过竞争保持既得的优势②。［3］

与李斯特不同，波特主要从竞争优势的来源判断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驱动阶段。该阶段的国家在资源、自然环境、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基本生产要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当一个国家处于这个阶段时，基本生产要素仍然是一项优势，但创造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环境得到了一连串的改善，政府和企业都有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市场规模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此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少，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持续的创新能力，即不仅能够创造并提升先进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而且生产要素的选择性不利条件加速了竞争优势的提升，企业投资国外、服务业走向国际化，产业竞争的焦点是技术和产品差异，政府无为而治；第四阶段为富裕驱动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疲软的局面，国家的目标中心转移为社会价值，人们对其它领域的兴趣大于产业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动机下降、竞争衰退，产业投资不足，过去在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上的累积投资仍然作为一项竞争优势，但需求面的优势窄化到相关的富裕型产业，如精致和高级需求的产业、该国长时间投资特定领域所形成的产业（基础科学、艺术、高级专业化教育、健康医疗）等。［4］

中国经济的成就主要是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种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体。［5］其战略背景在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显然，选择利用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入国际分工等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的实施是成功的，我国利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至少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历程，我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基地，而且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理论的适用性也受具体的历史条件限制。比较优势战略在推动我国经济破浪前进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深层次的局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长期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了劳动、资源和环境的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发展方式，并付出了昂贵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二是逐步融入了世界市场，但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在参与国际生产过程中获利有限；三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受到国际经济的严重制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经济部门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倒逼公共部门不断扩大政府投资；四是国际大循环导致大量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吸引到沿海出口导向部门，形成了内需和外向相分割的“二元经济”，加剧了“三农”问题，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企投资被外企挤占及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6］

经济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应具体的历史条件，随着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自身条件的改变，发展战略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李斯特给予后发国家的重要训诫就在于：“经济政策是同变动中的经济结构有关的，所以不能由一套不变的处方构成”［7］。在生产技术相差较大的情况下，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追赶的必然选择，但是当技术差距被锁定后，后发国家被动地利用要素禀赋，而不能在改变生产技术方面有所助益时，就必须适时地、主动地调整战略。纵观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依据比较优势战略，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而拉美国家由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迷信“华盛顿共识”，缺乏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部门，最终陷入了“依附性发展”的泥沼。两者对比可以发现，后发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自主性，要超越静态的比较利益，要通过自主创新在开放经济中获取发展空间和后发优势。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后起国家要向发达国家开放，但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必须保护自己的工业，保护自己的生产力，获取竞争优势，只有在成为世界市场上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国家之后，才能实施进一步的开放政策。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崛起的经验也同样如此。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超越比较优势陷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面临着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的任务。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0%左右，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但是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持续数年的欧债危机均表明：世界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未来很可能是一个长波的下行周期，这一局面使我国长期施行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因此，必需进行战略调整，应更加注重内源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内生潜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现实诉求，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了党的十八大的一项重要国策。“创新驱动发展”的涵义就是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是打破循环流转的关键，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由“创新”所带来的结构变迁。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指的就是后发国家在利用自身要素禀赋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和创新不足，产业升级受阻，经济结构被锁定在既定的模式和状态中，也就是熊彼特所指的静态的“循环流转”状态。打破这种结构，就必须超越比较优势战略，代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不能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行列，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能在既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形成新的产品种类和产业类型，缺乏竞争优势，落入了既有的产业结构和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模式之中，以至于经济发展在低水平上循环。

二、创新和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1.计划和管制领域的逐步放开

改革开放是一个制度变革过程，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市场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强调了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的激励优势、效率优势和信息优势，认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有利于节约信息成本、减少信息扭曲，但对于制度转型的创新优势重视不够。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核心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创新带动企业家活动的过程，表现为计划和管制领域的逐步放开，每放开一个领域（产业、部门）都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并推动大量的企业家创新行为。计划经济通常表现为短缺状态，将一个计划部分进行市场化，相当于一次创新，在初期该部门表现为极高的利润率，产业发展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经历了大量资本进入，形成相互竞争态势，产品才开始从供不应求进入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时市场化的“制度创新”红利消失，部门利润率下降，质量提升、产品差异化、工艺创新以及替代该行业的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图1 行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红利变化曲线

图1反映了新的市场化部门的利润率变化情况。在原点处开始市场化进程，由于市场需求旺盛，行业的利润率水平较高，随着进入该行业的资本的逐渐增加，利润率开始逐步下降，到t1点时行业利润率下降到r1，假定r1为当时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意味着此时制度红利消失，该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完成，成为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进入整个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均衡过程。从原点到t1点为一个市场化行业的“制度红利期”，它使计划部门的范围缩小，使市场化部门的范围扩大、社会的总资本量增加，是一次制度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时期。根据所放开部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大小，这一次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幅度也会有所不同。过了“制度红利期”，产品市场的竞争会通过技术创新（质量升级、产品差异、工艺创新、创新）来获取新的垄断收益，t1到t2为制度红利消失后一次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利润率波动。一个经济体在运行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大小不等的制度创新，以及由科技创新转化成的创新和工艺创新，它们构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整体。这从制度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变迁解释了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原因。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市场化而产生出制度红利，而每一次市场化的制度红利期过后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表现为要素投入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特征。

2.我国走向市场化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

根据历次中央的重大改革文件，我们可以总结出我国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历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的突破口是从农村开始的。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肯定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措施，总结了各地多种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经验。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③，提出了改革价格体系、实施政企职责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方面的改革蓝图，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份纲领性文件。198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落实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提出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分配制度、发展企业集团、开展股份制试点的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释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明确了苏东巨变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各环节构成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改革的基本举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开始提上日程。1997年“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国策。在具体层面上，从1992年至2001年，中央先后进行了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医疗和住房市场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

2002年，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会议精神，国务院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完善国有经济监督管理体制等改革措施提上日程；针对非公有制经济，根据中央“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务院于2005年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财政金融支持等7个方面的36条政策措施。在要素市场化方面，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以扩大直接融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目标，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的任务；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另外，2004年国务院还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规定》，指出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任务、原则和方法。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政府管理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通过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2007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从确立体制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的市场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领域、商贸流通领域、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中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我国经济形成了由发达板块和欠发达板块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

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形成了由发达经济板块和欠发达板块所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地决定着我国资源、人力的流动方向，以及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FDI和加工贸易带动了发达板块的巨大发展，使发达板块成为了国际分工的一部分。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板块发挥加工基地和制造工厂的功能，承担低端产业的生产和交换，与国际经济的耦合机制日益紧密。这种低端产业的发展逐渐被锁定在既定的轨道上，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结构较深入地被国家之间的“体脑分工”所支配。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导致了三种结果：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要素投入驱动的数量扩张型增长，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所达到的80%左右的水平；二是经济发展呈现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的特征，资源环境压力大；三是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经济发展长期表现为内需不足的状况。

第二，发达板块的崛起成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极，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从不发达板块向发达板块流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等地区成为了我国经济发达板块，是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些地区与欠发达板块形成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结构。这种结构性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劳动力从广大内地向发达板块的大量流动，大量人口每年在发达板块和欠发达板块之间迁徙，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阶层；二是“中心”成为吸收剩余的主要聚集地。经济剩余从欠发达板块以各种途径向发达板块转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均被拉大。

4.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

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而实现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各个层面进行的持续制度创新（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通过释放内部投资力量和吸引外部投资力量，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大起飞。麦迪森将1978～2003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结为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获得的巨大的效率提高、外贸方面爆炸式的迅速扩张以及通过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加快吸收外国技术。但他认为，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到2003年时，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任何处于这种相对落后状态、远离现代技术前沿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其条件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把外国技术与国内要素协调，并且能够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专业化。”［8］97他预测，2003～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将从1978～2003年的6.6%下降到4.5%，中国人均收入到2030年将达到西欧和日本1990年的水平，这是中国追赶终止的时间，当接近这一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会提高，要通过创新取代模仿。［8］7这与本文的预期是一致的，我们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后期阶段，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部需求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创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便在低成本要素投入的优势丧失前，实现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因此，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概括为“制度创新驱动的数量型扩张”，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式将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

三、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1.创新是扩大内需的基点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我国经济长期面临内需不足状态的根源。由于长期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收入分配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④当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降低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低，消费需求在有效需求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因此，有效需求就不得不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1978～2012年，我国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消费率迅速下降，投资率大幅上升，这是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深度嵌入世界经济的结果。从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净出口总体上占比并不高，但从2001年到2012年表现为逐步增长然后下降的趋势，2007年达到8.8%的最高点，这表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产生了影响，降低了我国净出口在GDP中的比例。

我国采用的扩大内需措施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用增加投资的方法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投资的增加最终是服务于生产消费品的，在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会因投资增长而进一步加剧，而通过外部寻找出路又面临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进出口在1978～1993年存在周期性的平衡机制，但在1994年之后的年份全部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况，这是通过外部失衡来平衡内部失衡的反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需不足的压力反映了经济机制的内在作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情况。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是一个短期内缓解矛盾的有效措施，但从中长期来看，缓解矛盾的最重要的突破口还是创新，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生产部门，并由此引致投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投资公共工程，虽然并不是直接地引起生产能力增长，但是政府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会导致私人部门生产能力增加，从中长期来看将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政府投资与由创新引发的私人投资，在经济效率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被动的，容易导致价格扭曲，后者是经济内生的，是一种良性的经济发展现象。

2.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08年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78～2008年可称为“高速增长期”，2008年后我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期”。支撑未来20年增长的主要支柱是发达板块的技术创新、发达板块向欠发达板块的产业转移以及农业现代化。中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能否利用好这些条件，取决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有效管理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

如果不能够通过创新支撑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将进入“比较优势陷阱”，徘徊在国际分工的底端，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也会耗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前沿技术的产品和产业是中国后高速增长时期的主要增长点。20世纪成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和韩国，都走的是引进、模仿和创新的路子，创新是其技术追赶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技术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二、三十年，但通过大量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改良和创新，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就赶上欧美水平，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创新）一度超过了美国。弗里曼对日本崛起的总结是：二战后的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们很清楚对于未来经济绩效和市场拓展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技术，这种能力在日本战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能够将最先进的技术同时运用在已有的领域（如“机电一体化”）以及新产品领域（如计算机和电子技术领域之中）。［9］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一个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工业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原料，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进行加工组装。1973年发表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宣言》中提出了集中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决定，并确定了钢铁、石化、造船、机械、采矿和电子六个战略性产业部门，开始大量引进国外的复杂技术、大量引进外资，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韩国开始建立自身的内生技术能力，由政府主导的技术开发体制向民间主导的技术开发体制过渡。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韩国在与劳动力密集型工程相关的技术领域已经达到先进国家的76%；在汽车工业领域，其加工组装技术相当于美日两国的90%，关键部件的设计技术约为美日两国的80%；在家电生产领域，韩国的设计技术相当于日本的50～60%，生产和组装技术相当于日本的80%；在机械自动化方面，韩国达到先进国家的50%，产品自给率为50～60%，简易自动化率也达到25～30%；在计算机原件技术方面，韩国已经达到先进国家水平的80%左右，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相当于先进国家的37%，大中型电脑相当于先进国家的10%。在4兆位芯片的国际市场上，韩国的市场份额为25%，次于日本的50%，高于美国的16%。在船舶工业方面韩国也达到了较高水平。［10］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从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进入内生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转折点。这两个国家都是经常引进国外的技术，而在生产和应用方面超过了原创国的国家。19世纪的李斯特研究的是德国如何赶超英国的故事，20世纪日本和韩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德国、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历程，吸收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发展阶段转变。

3.创新是推动结构变迁的动力

我国从1949～1978年的经济结构主要以第一代技术—经济范式为主。1979～2008年我国的第一代技术和产品成熟并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下降期，第二代技术和产品确立了主体地位，并进入成长的鼎盛时期，第三代技术经济范式在个别领域实现了突破，但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第二代技术有相当部分是通过FDI或合资、合作实现的，是由外资企业及其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主导的。“数据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21个国民经济最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部分行业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也就是在产业中拥有绝对控制权。据统计，外资的强大控制力在流通行业中比例已高达80%以上；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外资均在中国占绝对垄断地位。此外，汽车工业的外资控制度在95%以上；日用化工行业已接近整体被外资垄断控制；啤酒行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民族品牌，其余全部是外资。”［11］

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深度控制，成为制约我国进行创新和技术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不同于李斯特时代的情况。李斯特时代是落后的德国面临强大的英国的贸易竞争，因而他主张开放后再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达到同等生产力水平，再开放市场，进行平等的竞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生产国际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开放之后国际生产的直接竞争。因此，政府应当实施产业保护政策，扶持本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国际市场上与外资公司竞争，瞄准第三代技术，开发新产品，在几个重要领域实现突破，并以此带动相关部门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从第二代技术向第三代技术变迁、抢抓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先机等应成为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从长期来看，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们必需在追求增长速度和追求产业升级之间进行权衡，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适当地通过信用扩张和财政扩张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滞涨，这是西方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经验；片面地追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忽视经济增长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意义，极易引起各种不稳定因素，从而损害经济机体的健康性，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证就业的需要，也是稳定的需要。因此，在合理平衡速度和质量两个目标的前提下，加大力气推动创新（科技创新、微观和宏观制度创新），由创新所产生的高利润刺激推动投资增加，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缓解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主要手段，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样也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能否有效地实施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制度创新的数量型扩张转变为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我国从一个发展中大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保证。

注 释

①这一概念不同于“Creative industry”、“Creative economy”（创意经济）。有学者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这里的创意经济与创新驱动在涵义上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

②李斯特的理论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展开的，关注的是德国赶超英国的问题，对后来以弗里曼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有明确的预见。

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

④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是必然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供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维持既定工资水平的工业扩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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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春法.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3-118.

［11］徐旭红.国企改革不能片面理解为国企私有化［N］.人民政协报，2012-04-17.

责任编辑：蔡 强

F403.6

A

1005-2674（2015）08-068-08

2015-05-18

定稿日期：2015-06-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A9016）

李俭国（1975-），男，重庆人，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肖磊（1981-），男，河南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