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体验初探究

徐茜

(神户学院大学,日本 6512113)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体验初探究

徐茜

(神户学院大学,日本 6512113)

日俄战争后,中韩日三国的交通运输的疏通促进了当时中国观光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全世界兴起的海外旅行风潮为背景,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中国旅行的风潮。从名人的采访旅行到一般高校的修学旅行,中国都是主要的旅行目的地。其中,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值得注目。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来到中国国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观光采访。其间,他是如何审视与记录近代中国,并将其感受传达给读者的呢？本文便以芥川的《中国游记》为素材,结合历年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对其中国体验进行初步探究。

芥川龙之介近代中国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欧洲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日本的胜利，不止使日本人的中国观产生巨大转变，同时也引起日本国民对当时中国现状产生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战争收益，不仅加快了日本国内的近代化发展，同时也为日本国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余裕。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战后的日本国内逐渐兴起了中国观光业。当时，上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的公式采访，到一般的高中生修学旅行，中国都成为主要的观光目的地。

ﾓﾈﾆ萍ﾇﾈﾕｶ碚?ｨ1904｡ｫ1905ﾄ凜ｩ结ﾊ ｬﾈﾕｱｾｴﾓｶ 晥摠ﾖﾖﾐ夺ﾈ｡ﾖﾐｹ?ｱｵﾘﾇ ﾄ铁路所有权，开始着手中韩日三国的交通建设。三国间交通运输的疏通，不仅实现了战争物资的运输，更加促进了当时中国观光业的发展[1]。

综上所述，随着当时国民经济余裕的产生以及三国间交通设施的健全，日本国内的中国观光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4～7月期间，来到中国国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观光采访。芥川的观光以上海，北京为主要停留地，其间他也周游了江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芥川还将此次的旅行经历写成游记，并连载于《每日新闻》(包括《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杂志《改造》《女性》等报刊。

然而，芥川所执笔的中国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在现代研究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以‘上海游记’为例，芥川对上海的风景进行了辛辣的评价“:现代的中国，已不再是古典诗文中的中国。而是现代小说中，猥亵，残酷而又贪婪的中国”。

又如，在‘江南游记’中，芥川认为西湖风景过于“纤细”，用日本人的感官来说“一时优美的感觉，在另一瞬间又变成一种不满”。他又称芜湖是“百无聊赖的地方”，认为北京的万寿山是“西太后的低级趣味”[2]等等。

对此，2000年之前的先行研究中，芥川的这一系列表现都被理解为其对中国的厌恶。

就中国方面的先行研究而言，如祝振媛在《中国游记(特辑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世界)》[3]中指出，芥川接触未知事物时产生了过剩的恐惧，这种过度反应又导致了其在游记对中国的辛辣表现，而这些表现更加反映了芥川对当时中国保有的狭隘的差别意识。

又如刘建辉[4]认为，芥川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层，他并没有用心审视中国的内在国情，这种态度也导致他即使在与中国的学者，也没有达成深层次的对话。

另一方面以日本方的先行研究，则着重于批判芥川的文学表现方式。如吉田精一在《芥川龙之介1》的“二○中国旅行”中认为，芥川仅仅拘泥于中国的表象，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毫无关心可言。这一论述与刘建辉的论述也有共通之处。

除此之外，1990年川本三郎在《大正幻影》中批评道，芥川的中国游记失去了应有的浪漫意识，认为其游记是‘极其贫瘠，无聊’的。

唯一例外的是1997年关口安义的研究。他虽然对芥川的中国之行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游记作出了客观评价，但在2000年前，对芥川的游记评价仍然是批判论占绝大多数。

然而2000年以后，中国之行相关的资料不断被挖掘出来。除了芥川的游记之外，1921年旅行前后芥川的书信，同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相关人物对其的追忆等等，都成为了有力的研究对象，对芥川游记的研究也日趋成熟。

以秦刚为例，他在‘芥川龙之介与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表象—批判‘中国趣味’的《中国游记》’[5]中指出，芥川之所以在游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抵触，其实另有深意。芥川表现中国之旅的方式，相对于同时期的谷崎润一郎来说，更加冷静而犀利。谷崎润一郎更加沉浸于中西相结合的美感中，而芥川则表现出另一番理解。他对欧美文化对亚洲的侵入感到深深的忧虑，并认为‘中国的风景与其吸收的欧洲文明完全不相协调’。

在此背后，不得不推测道，芥川某种程度上隐约将日本的国情投影于中国。其对中国焦急的心境，也可以从另一层次上理解为对无条件吸收欧美文化的日本的担忧。

在此，不得不提到当时日本的发展现状。1888年以后，随着“东京市区改正事业”等一系列近代化建设的进行，日本原有的传统景观，所谓的“江户风情”也逐渐从城市中消失。一方面吸收欧洲文化进行近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开始兼顾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家之间兴起了“中国趣味”。通过中国旅行追寻传统文化的踪迹，并写下游记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芥川也可以说是如此。走访各地，与当时的中国名家相会面，畅谈中国国情，既对中国传统景观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又对破坏中国传统之美的大量欧式景观不遗余力地加以讽刺与批判。

本文以上述先行研究为基础，以下通过对芥川的书信以及游记内容的相互对照，对芥川笔下的中国体验进行再次探讨。

首先，以芥川在关于中国之旅的书信中，对其观光的各地都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本文在此略举一二。

关于上海:

4月23日(致冈荣一郎[6]明信片)

此地为上海城内的湖心亭。中国人皆手携鸟笼于此，一边倾听云雀目白清啼，一边悠然品茶。但亭外尿味甚臭。

5月(收信人不明)

目前仍在上海闲游。上海话也略知一打。此地氛围与其说是中国，不如称作西洋，而且应该称为低等西洋。(笔者译文，后略)

关于西湖:

5月5日

昨日从杭州归来，西湖如明画般景致。夜半湖上萤火虫飞舞，甚为感叹。

关于南京:

5月16日致小穴隆一[7]明信片:‘南京名所乌龙潭’

观其军队之风流，可想而知，中国景致与进口之西洋文明毫不协调。

关于北京:

6月14日(致冈荣一郎)

已达北京。北京不愧为王者之城。若能北京住上两三年也是甚好。

6月21日(致室生犀星[8]明信片)

至北京三天我已彻底沉醉于此城。若不能居于东京，住在北京最为理想。(中略)与北京之壮观相比，上海之类应属俗地。

6月24日(致下岛勋[9]明信片)

(前略)

眼下正身着唐装，每日于北京城中东奔西跑。此处御府之画甚为绝妙，若能留学北京一两年甚好。

以上书信中的表现可以发现，芥川不仅对上海与北京的态度截然相反，并且对江南等地的看法，并没有像《游记》中表现得那么厌恶而极端。

书信中，他感叹道‘北京不愧为王者之城’，‘若能北京住上两三年也是甚好’，‘至北京三天我已彻底沉醉于这座城市’等等，对北京的热爱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在书信中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提到上海，他却辛辣地评价道，‘这地方的氛围与其说是中国，不如叫西洋，而且应该叫低等的西洋’。并且但凡与上海有所类似的地方，如南京等地，芥川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判。

那么是什么让芥川对两地产生如此不同的感情呢？探讨芥川所批判的地区，可以发现，无论是他最为反感的上海，还是冷眼相视的杭州，天津，这些地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存在着欧美文化的投影。

近代的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与此同时，欧洲文化也伴随侵略大量流入中国。在芥川看来，传统景致中西洋建筑突兀的存在，便是列强侵略的象征。而在此时期，上海，正是受欧美侵略最为深刻，欧美文化浸透最为深入的地区。当时的上海，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洋文化，一方面却将传统文化置之不顾，导致了传统景观的逐渐遗失，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为何芥川评论中国不再是“诗文中的中国”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仍然保留着醇厚传统文化的首都北京，便成为了芥川最为热爱之地。因此，结合芥川的游记，对于前文所述的芥川的批判，又可以产生新层次的理解。重新探讨“游记”中的表述，便可以得到新一层次的理解。

如在‘上海游记’中的‘西洋’这一部分，芥川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西洋’中，他再次辛辣地评价了上海的西洋景致，声称“这里的西洋住宅大多都不值一提。至少至今所见都是如此，均为下等之物”，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态度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我并非讨厌西洋，而是厌恶低俗的东西”，“无论如何上海确实饱含了西洋这一面容。不论是好是坏，都是饶有风味之处。只不过在我眼里，还是总有格格不入之感罢了”(笔者译文)。

在“江南游记”中，关于西湖的评论，也不得不注意到芥川对西湖的不满，并非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不解:“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么西湖倒还可以算是怯于春寒的中国美人。可是这位中国美人，却偏偏因为岸边接踵而至的，红灰相间而又粗俗的炼瓦房，受到致命地摧残”(笔者译文)。

也就是说芥川并非厌恶西湖，而是认为掺杂于西湖景致的西洋建筑破坏了“东方美人”西湖美感。

能够表现芥川深意的文章仍然随处可见，并且，芥川游记中的文学表现上，也无不透露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描写西湖的短短数页篇幅中，便有6处引用诗文，2处回忆古典小说，1处联想到国画[10]。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热情。

除此之外，芥川又是如何理解当时日本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呢？其实，在游记的“杂信一束”部分，他也已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说到当时日本占领的伪满铁道时，他讽刺地将其描述为“如一条横穿广阔土地的百足虫”。可以看出，芥川对近代侵略战争抱有深深的反感。

综上，本文以中日先行研究为基础，结合芥川龙之介的书信，对芥川的《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表现进行了反复探讨。由以上分析可知，游记中芥川辛辣的评论，并非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是反复强调了对欧美文化入侵的反感。这种感情既可透视出芥川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喜爱，从另一侧面也可探知他对欧洲乃至日本侵略行为的批判。而其旅行期间的书信，便成为探知芥川深意的有力证据。

除此之外，芥川在回到日本后执笔的多部小说，都可隐约窥见中国体验的投影，如《桃太郎》、《将军》、《湖南之扇》等等。《桃太郎》一文更是被推测为与章炳麟会谈后的影响之作，也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分析。通过一系列文学素材来研究芥川的中国体验，这一尝试将作为笔者新的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1]《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2000年6月.

[2]ﾒﾔﾉﾏｾ □ﾊﾕﾟ译ﾎﾄ｣ｬﾏﾂﾍｬ .

[3]《国文学解释与鉴赏》64(11),p.115-119,1999年1月.

[4]《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2000年6月.

[5]《国文学解释与鉴赏》83(11),p.57-69,2006年11月.

[6]冈荣一郎(1890～1966):近代日本剧作家.生于石川县,东京大学出身.为芥川龙之介的同级生.

[7]小穴隆一(1894～1966)：洋画家,俳人.生于长崎县，为芥川好友.

[8]室生犀星(1899～1962年)：俳人,小说家.受芥川，志贺直哉影响开始小说生涯.

[9]下岛勋(1870～1947年)：医师，俳人，随笔家.当时芥川的主治医师.

[10]芥川在描写西湖断桥时引用诗文3回，秋瑾、名妓苏小小之墓，岳飞的岳王庙时各引用1回，秦桧像以及西湖水面时言及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俞楼时提及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