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的文化遭遇

2015-05-21 01:43石松
求是学刊 2015年3期
关键词:武松共轭抛物线

摘 要:在中国古代,“侠”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是一种抛物线状态,《水浒传》中的武松,就是这个抛物线的最高点。就武松本身而言,他又是一个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艺术形象。因此,以“武松”的文化遭遇为例,进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侠”文化现象,就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武松;文化遭遇;共轭;侠文学;抛物线

作者简介:石松,男,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发展的潜逻辑过程与逻辑结构”,项目编号:13YJA75104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40-07

从“墨侠”到今天某些人的“侠”意识,大体上是一种抛物线式的演变过程状态。而《水浒传》中的武松,就是这个抛物线的最高点。因此,研究“武松”的文化遭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侠”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意义。

什么叫“侠”?工具书的解释是:旧时指有武艺、见义勇为、肯舍己助人的人。有人认为“侠”是从墨子那儿开始的,即所谓“墨侠”,但整部《墨子》之中却没有一个“侠”字。当然,在墨子那儿,“侠”的思想蕴含却是有的。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1](P4)这里涉及“侠”的基本精神:仗义疏财。然而,对“侠”的更多阐述却是在“兼爱”之中。墨子称具有兼爱思想的人为“兼士”,并与“别士”对比:“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1](P59-60)这种“兼士”,就具有后世侠客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品格了。

墨子而外,先秦诸子著作中“侠”的形象还具有另外一面:争强斗胜,以武犯禁,乃至仇杀灭门。如《列子·黄帝第二》:“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强弱相凌。虽伤破于前,不用介意。终日夜以此为戏乐,国殆成俗。”[2](P199)如《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3](P476)如《淮南子·人间训》:“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于天下。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2](P1295)

秦汉以降,在《史记·游侠列传》、《燕丹子》以及各种书籍文献中,“侠”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有时候,他们还希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决定历史进程。至少,侠客们在积极表现自我意志的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从文学的角度看,唐代是“侠文学”空前繁荣的时代。唐人传奇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就是“侠”。这些小说作品中的侠大致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曰技艺之侠,亦即依靠出神入化的剑术来张扬其侠气的侠客;二曰性情之侠,亦即具有豪情壮志敢于冒险甚至付出生命也要维护尊严或正义的侠士;三曰道德之侠,亦即忠肝义胆,恩怨分明,抱打不平,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四曰勇武之侠,亦即英勇善战,敢于与一切敌人争斗的勇士;五曰犯禁之侠,亦即聚众闹事甚至向朝廷挑衅的强盗。

然而,尽管唐人传奇中形形色色的侠士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但真正能集“侠”的精神气质之大成的还是明代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这一英雄形象。

这里所说的武松,是一个文学形象。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还原历史人物武松的本来面目。或许,武松根本就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武松如此,《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历史真实性大都是不可考的。邱炜萱《菽园赘谈·梁山泊辨》中有精辟阐述:“宋江事,见《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者,大略相同。三十六人,除宋江外,皆不著姓名,更何有于梁山泊?其属杜撰可知。”[4](P117)当然,杜撰者并非哪一两位小说家,而是瓦舍勾栏中的民间艺人,甚至还包括好奇传奇的书场受众。

既然是否是历史人物尚存疑问,我们只好看看武松作为艺术形象的生成过程。

宋代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举了许多话本名目,其中有讲述武松的话本:“言这《花和尚》、《武行者》……此为杆棒之序头。”[5](P5)南宋时,有人给宋江三十六人画像,龚开在每幅画像上分别题写了十六字赞语,行者武松的赞语是:“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6](P147)到了话本《宣和遗事》中,三十六位好汉的姓名绰号就被弄到“天书”中,当然也少不了武松:“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7](P35)

元杂剧舞台上,武松是一个颇为活跃的人物。目前所知写武松的剧本即有钟嗣成《录鬼簿》所载:“红字李二……《病杨雄》《板踏儿黑旋风》《折担儿武松打虎》。”[8](第2册,P113)马廉《录鬼簿新校注》载:“高文秀……《双献头武松大报仇》。”[4](P60-61)《录鬼簿新校注》又载:“红字李二……贾仲明词曰:‘梁山泊壮士病杨雄。板达儿掐搜黑旋风。打虎的英俊天生勇。窄袖儿猛武松。是京兆红字李二文风。才难尽,兴未穷,再编一段全火儿张弘。……《武松打虎》……《窄袖儿武松》。”[4](P63)

到了《水浒传》中,武松被塑造为书中最受欢迎的英雄形象。在这方面,金圣叹的说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9](《读第五才子书法》,P17-18)“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9](第二十五回回前批,P486)毫无疑问,在一百单八将中,金圣叹对武松的评价最高。金圣叹为了表达对武松的喜爱乃至崇敬,拉出一大批梁山顶尖人物来做陪衬,并说武松是融会众英雄所长的结晶体。金圣叹的话很有代表性,也很有道理。进而言之,则武松不仅是梁山诸多英雄形象的集合体,甚至还是此前众多侠客文化精神的大汇聚。即以本文上面所涉及的唐传奇中几种类型的“侠”而论,武松也是全面具备的:作为技艺之侠,武松武功盖世,他的拳术、刀法扬名天下;武松还是性情之侠,为了自己英雄的名头,他可以忍受杀威棒,甚至可以抛弃一切,包括生命;他也是道德之侠,对哥哥的孝悌之情,不仅感动了书中的人物,而且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武松的勇武更是尽人皆知,从景阳冈打虎到大闹飞云浦,简直无敌于天下;至于武松的犯禁行为,也有目共睹,从血溅鸳鸯楼到占据二龙山直至聚义梁山泊,全都是反政府、反朝廷的犯上作乱。但说到底,武松之所以成为超级大侠的关键却在两点:勇往直前与快意恩仇。而这两点,在武松身上却是一种英雄与反英雄的“共轭”存在。

“共轭”在数学、物理、化学中都有出现。两头牛背上的架子称为轭,轭使两头牛一起行走,共轭即为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通俗的说法就是孪生。在书中,“英雄”与“反英雄”同时出现在武松身上,这就是一种“共轭”关系。《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武松具有明显的“反英雄”的一面:他滥杀无辜仅次于李逵,还容易受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人卖命。有趣的是,武松身上这种“英雄”与“反英雄”的矛盾并没有使情节衰退,也没有让武松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坏。相反,这个“天神”一般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栩栩如生。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也更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那么,像这种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人物为什么会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呢?答案是饶有趣味的。因为武松的反英雄的一面同样符合江湖游戏规矩和民众道德规范。其滥杀无辜并非像李逵那样“经常性”,而是表现在复仇的特殊时刻,这就有了道德层次上的区别,“血溅鸳鸯楼”式的滥杀行为是可以被江湖世界所接受的。至于受小恩小惠而报恩卖命的道德观念,在封建时代的农民和市民那里,叫作恩怨分明,叫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不仅不会遭到谴责,反而会被交口称赞。质言之,武松这种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人物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武松身上读出了“自我”,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自我”。这样一来,武松就成为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最具“侠”的精神内涵的英雄形象,从而,也就成为“侠文化”发展演变过程抛物线状态最高点的标志。

《水浒传》以后,武松形象的塑造并未停止,武松的文化遭遇还在继续。

首先是明清两代的文人,并非都像金圣叹那样看好“梁山精神”,有些人对《水浒传》颇有微词,有些则对武松等梁山好汉的形象进行再塑造。

明代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说:“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为赤发鬼,一直撞为双枪将,以至淫辞诡行,饰诈眩巧,耸动人之耳目,是虽足以溺人,而传久失其实也多矣。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三十六于左:宋江、……李英、花和尚、武松。”[10](P271)郎瑛认为《水浒传》虚构太多,眩人耳目,因此他要还原历史真实,重申包括武松在内的“宋江原数”[10](P271)。但他有一个根本问题没解决,既然依据《癸辛杂识》,所谓“原数”就仍然是野史杂记的传说而已。还有一种做法,运用历史资料来证明《水浒传》的虚妄。如钱静方《小说丛考·水浒演义考》云:“擒方腊者,韩蕲王世忠也。乃生前既为辛兴宗冒功,而数百年后,小说家又归之于武松,何蕲王之不幸也!”[4](P126)这样的考证,更是面临双重的问题。第一,韩世忠是历史人物,武松是文学形象,将二者相提并论不妥当。第二,《水浒传》中擒方腊的是鲁智深而非武松:“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庵内寻讨些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是花和尚鲁智深。”[11](P1364)因此,这种考证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对《水浒传》中的武松等人物进行评论、考证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开始了对水浒英雄的重新塑造。戏曲尤为突出,沈璟《义侠记》堪称代表。这部专写武松的传奇戏故事情节基本来自《水浒传》,第一出《家门》中表述:“宋世清河,武松名氏,上应星文。自横海郡中,暂辞柴进;景阳冈上,醉打山君。仗义除奸,报兄诛嫂,刺配从容赴孟城。相逢处,孙娘认义,夫婿识张青。孟州喜遇施恩,济弱锄强受蹇迍。向飞云浦里,提刀大闹;鸳鸯楼内,溅血余痕。别管孤贫,孝姬苦节,正倚孙娘寄客身。还相聚,夫妻党类,同作宋朝臣。”[12](P387)然而,沈璟为了符合传奇戏的不成文规矩“生旦平分秋色”和“生旦当场团圆”,凭空塑造了武松的未婚妻贾若真小姐及其母亲魏氏。最后,作者干脆借着梁山泊接受招安的“喜庆气息”,让武松与贾若真夫妻完聚,宋江祝词曰:“今日黄道吉日,受国家招安赦书,就教兄弟武都头夫妻完聚。”[12](P502)这种改造,表面看来似乎无伤大雅,其实正体现了梁山精神和武松品格的急遽滑落,向着封建统治思想和民众庸俗情趣的双重滑落。尽管《义侠记》具有当时人所极力赞扬的“于武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宛转写出”[8](第6册,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P127)的成功艺术表现,但其思想内涵却极其正统的庸俗、庸俗的正统,不值得过分表彰。稍后,在凌濛初杂剧《宋公明闹元宵》中,武松只是凑数的“备员”而已,没有多大的风采。宋江下山前给众兄弟的分工是:“我与柴进、戴宗、燕青一路,史进与穆弘一路,鲁智深与武松一路,朱仝与刘唐一路。”[13](P435)其他戏曲作品对武松形象的塑造则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但基本趋势是继续下滑。其间,主要作品有《十字坡》、《武十回》、《走岭子》、《蜈蚣岭》、《武松打虎》、《武松杀嫂》、《金莲调叔》、《挑帘戏叔》、《开吊杀嫂》、《武大郎上坟》、《武松孟州结拜》、《戏叔别兄》、《快活林》、《武松大闹董家庙》、《武松擒方腊》等。1最终,形成了京剧舞台上的武松系列剧:《武松打虎》、《挑帘裁衣》、《狮子楼》、《十字坡》、《安平寨》、《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武松单臂擒方腊》。“按:自《打虎》至《蜈蚣岭》有连演者,总名《武松》,又称《武十回》。盖叫天代表作。1954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有整理本。”[14](P244-245)这些剧本相对于《水浒传》整体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不断解构武松的英雄气质而增添太多的市井俗趣。当然,在这一片纷芜杂乱的白草黄茅之中,也有独具只眼的视角和评点:“潮州班用福潮佬方言,故乡俗谓之福佬班。……其演《水浒》也,如与宋江、武松为伍,杀贪官,诛淫妇,民权兴,官权灭也。”[4](无名氏《观戏记》,P642)福佬班演出的《水浒》或许并没有那么新潮、超前的意识,但这位佚名的批评者却从宋江、武松身上看到了“民权兴,官权灭”的深刻表现,这大概也算武松文化遭遇的不幸中之大幸。

《水浒传》武松形象不仅被戏曲舞台重塑,而且在更多的民间艺术乃至民众娱乐活动中继续经历其文化遭遇,但却给人以啼笑皆非的感觉。

民间讲唱艺术中的武松还是很有英雄风采的,如明末柳敬亭说书技艺中的渲染:“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15](《陶庵梦忆》,P45)王猷定《听柳敬亭说书》更是称赞有加:“英雄头肯向人低?长把山河当滑稽。一曲景阳冈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4](徐 《本事诗》卷7,P609)说书场中的武松形象,到了流传至今的扬州评话王派水浒《武松》中,更是被刻画得十二分细腻、十二分生活化。《武松》俗称“武十回”,是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祖孙几代辛勤劳动的成果。那么,发展到王丽堂手上,武松被刻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

王丽堂演出本“武十回”中的武松,基本性格继承了《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他有“两千斤的实力”[16](P605)。“只好酒、气两个字:好贪几杯酒,好动不平之气。财、色二字与他是无份的。”[16](P2)这位武二郎还是那么精细,在斗杀西门庆之前,想到可能坐牢,因此,“最好把家中这些烂产家具请胡老爹托人变卖,卖几个钱以备随后在监牢中使用”[16](P395)。他尤其明白事理,如打倒蒋门神后反而劝施恩不要杀蒋以扩大事端:“武二爷是向理不向人的,能劝劝兄弟,得过且过,得饶人处且饶人。”[16](P678)尤为感人的是他对兄长武大郎那一份天生诚挚的骨肉亲情,斗杀西门庆而被充军,哥哥的“枯骨包”他一直带在身上。当他被张都监诬陷再一次充军时,还让施恩把武大郎的枯骨包卷在自己身上:“我到哪里,枯骨包跟我到哪里。……我弟兄生在一处,死在一堆。”[16](P888)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武二郎的侠义英雄精神内质,均应视为“武十回”对《水浒传》中武松形象优秀品质的发扬光大。然而,“武十回”中的武松同样也是一个英雄与反英雄“共轭”的艺术形象。他有极端残忍的嗜血心理和行为,如杀嫂剜心犹不解恨,竟做出了触目惊心的举动:“武松先把血酒喝了大半碗,然后左手端着大碗,右手用两个指头,扒得一嘴的心丁子,嘴里嚼得血沫子冒冒的。”[16](P387-388)血溅鸳鸯楼的过程更是惨不忍睹,虽然他事先也想到“凡是帮张都监做坏事的人,非杀不可。也有少数的好人,要尽量的避免”[16](P931),但最后却杀得性起,殃及无辜,连同在花园中自杀以明心迹的“韩玉兰在内,共计二十二条人命”[16](P991)。此外,武松还有极端糊涂的一面。他得知哥哥死因之后,自以为在“县官面前也是个红人”[16](P330),可以告倒西门庆。更有甚者,当张都监对他虚情假意施以小恩小惠时,更是被迷了双眼:“他关照的这些话,叫武松听了格外欢喜,足见张都监对他是诚心诚意。其实,全是假的,武松却认为都是真的。”[16](P719)所有这些,也毫无疑问是对《水浒传》中武松性格缺陷的一种发展和放大。

《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不仅通过说书、话本这一条线全面展示,而且还在章回小说作品中有所表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水浒传》续书中按照其基本性格进一步发展,二是在其他小说中作为一种“意象”偶尔露峥嵘。

名气较大的《水浒传》续书有两部:陈忱的《水浒后传》和俞万春的《荡寇志》(《结水浒传》)。《水浒后传》写梁山余部及某些英雄的后裔三十多人在李俊的带领下到海外建立岛国,成就一番事业。其中,武松因为身体伤残,仍然在杭州六合寺为鲁智深守灵。该书写武松只出场一次,但足以使人看到武二郎风采依然:“萧让道:‘兄长往日英雄,景阳冈打虎、血溅鸳鸯楼本事都丢下么?武松道:‘算不得英雄,不过一时粗莽。若在今日,猛虎避了他,张都监这干人还放他不过。众人齐笑起来。”[17](P278)俞万春《荡寇志》的基本精神是反梁山的,作者必欲将一百单八将斩尽杀绝而后快。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武松在一百八人中却是死得最“大气”的。他在被朝廷多名将领用车轮战苦斗了六百多回合以后,“乘机逃脱”到“拔松山”壮烈牺牲:“执棍挺腰,怒目圆睁,踞坐石上。……宋江一看,只见他挺棍怒目,威风凛凛。宋江叫他几声,只是不应,近前向他脸上一按,冷如凝冰,方知他早已亡了。”[18](P866-869)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松是在战场上耗尽了最后一点勇与力而含愤离世的。就连对梁山极端仇视的俞万春,在写武松的“死法”时,所用的口气也是与别人不一样的,试比较书中梁山几位大将的死亡记载:“鲁智深中伤,疯狂身故;武松在秦封山打仗,力尽自毙;董平为金成英、韦扬隐斩讫;张清为陶震霆斩讫;杨志为李成斩讫;徐宁为任森斩讫;索超为云龙乱箭射死……”[18](P976)可见,像武松这样“天神”般的英雄,就连他的敌人也是要表现出些许的崇敬与尊重的。

与《水浒传》续书不同,在另外一些章回小说中,武松被作为一个典故或者话头得到表现。例如《醒世姻缘传》:“姑娘,你没听《水浒》,象那林冲、武松、卢俊义这们主子都打不出解子的手掌哩!”[19](P1291)又如《歧路灯》:“老生道:‘玉花儿唱的《潘金莲戏叔》《武松杀嫂》,好做手,好身法,爷们爱看么?”[20](P187-188)再如《红楼复梦》:“祝母同夫人太太们见上面是各样杂戏,见那些武松打虎、长亭送别、僧尼会、水满金山人物水怪十分生动。”[21](P1131)还有《小八义》:“武松独背擒方腊,灭了梁山那盏灯。”[22](P57)当然,其中也有特例,《九尾龟》中一位票友因为在舞台上借助武松形象大显身手,居然引起了花魁娘子的青睐:“照例‘武松舞刀一场,便要进去,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故意卖弄精神。好个章秋谷!另使出一番解数。把腰刀插在背后,空手开了一个‘四门,忽然左右开弓,连扑两交筋斗,翻过身来,脚跟尚未着地,把一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此路刀法,与前更是不同。风声飒飒,冷气飕飕,刀光映着灯光,异常精采。……那知这一路刀虽然不打紧,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就是那喝采的女子。你道是谁?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23](P13)武松万万想不到,他会当了别人的“幌子”而帮助别人“吊膀子”。

然而,令武二郎想象不到的是,还有更难堪的文化遭遇等着他。

武松代表着古代侠客文化品格抛物线下滑的落地点是:成为赌具和酒筹。这种现象从明代就开始了:“斗叶子之戏……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4](陆容《菽园杂记》卷14,P499)为什么武松等梁山好汉会成为赌桌上的一张牌呢?原来源自宋代官府的一次悬赏公告:“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4](王士祯《居易录》卷24,P93-94)“斗叶子”赌具以外,武松等人还构成“水浒牌”。明末张岱《琅嬛文集》载:“托塔天王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呼保义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行者武松:人顶骨,一百八,天罡地煞。……”[24](《水浒牌四十八人赞》,P252)除了当赌具,武松等人还被用来当猜拳行令的酒筹。如:“武松醉夺快活林(无三不过望,先饮三杯。对面为蒋门神,要连胜三拳方过,再打通关一转。)……景阳冈武松打虎(三碗不过冈,先饮三大杯。与寅年生人或与姓名字带虎头者猜拳,以胜为度。)请诸邻武松杀嫂(以左右四座为四邻,各照三杯。年少无须者为嫂。猜拳以胜为度。)”[4](俞敦培《酒令丛钞》卷4《水浒酒筹》,P541)再如《品花宝鉴》:“那面是‘武松醉夺快活林,下注:‘无三不过冈,先满饮三杯。对面为蒋门神,要连胜三拳方过,再打通关一转。……上写着‘潘金莲雪天戏叔。注:‘三杯,并坐左边的为武松。第一杯要露出了胸,一手搭在武松肩上,叫声:叔叔,你饮这一杯;第二杯要自吃半杯,又道:叔叔,你若有心,就吃这半杯儿残酒。第三杯要站起来,装作怒容自饮。”[25](P285-286)

当然,在武松变作无聊器具的同时,他身上有意义的文化遗存还是有人挖掘的。清代梁章巨《浪迹丛谈》载:“陆次云《湖壖杂记》谓六和塔下旧有鲁智深像,又言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时进征青溪,或用兵于此,稗乘所传,不尽诬。”[26](P81)今天的杭州人据此在西湖边上修建了“宋义士武松之墓”,也可以算是一种民俗文化的纪念吧。另外,据蒋瑞藻《小说考证》载:“包倦翁《闸河日记》云:……土人颂之曰:‘山东有二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今藏阳谷库,相传为武松打死于景阳冈者,景阳冈在阿城东南二十五里。”[27](P48)这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民俗文化传播。

在清代民间,甚至有人将武松当作典故使用甚或当成偶像崇拜。平步青《霞外捃屑》载:“《尺牍新钞》卷八余集生《答心灯》云:‘须是多会几个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扑打几场,方信得过。适见来教云:此事须自己信得过。恐是关了门,在自己屋里与自己撕扑。他日出得门时,蓦然撞见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蒋门神、任原去也。则直用《水浒》之快活林,《后水浒》之神州会。”[28](P560)有趣的是,民间还有学武松而学出麻烦者。袁枚《新齐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马观澜家的仆人陈公祚,其嫂红杏出墙,在哥哥审问嫂子时,居然从哥哥手上夺刀杀嫂,以至于多年后被嫂子魂魄追打。被救后他对众人说:“少年曾有此事,当时看小说,慕武松之为人,不意遭此冤孽。”[29](P161)如此种种,可见武松的文化遭遇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

时至今日,武松的文化遭遇并未终结。由“武老二”发展而成的山东快书等各种民间讲唱还在继续,与武松相关的影视文学也在花样翻新。如近年来的新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关于武松的一些描写,就被不少网友认为是来“黑”武松的。因为剧中写到武松“匕首刺虎”,大挫神勇之气;还写到武松面对潘金莲的勾引,流露出几分不确定的眼神。这些应视为对《水浒传》中武二郎形象的阉割,是武松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文化遭遇。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们也很关注武松这样的人物。刘再复在其《双典批判》中,针对“血溅鸳鸯楼”一段描写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最奇怪的是,武松这种血腥的杀人行为,不仅武松杀人者自美,而且描写杀戮的作者也‘美(字里行间洋溢着笔调之美)。至于金圣叹,他干脆说‘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居然把武松奉为神明。”[30](P46)这种对武松乃至其塑造者、评点者的批判正确与否,我们暂不做评价,但无论如何,这也可以算作是武松的一种“高层次”否定性的文化遭遇。

总而言之,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无论是高雅还是庸俗,武松已经历了太多的文化遭遇,而且,他的文化遭遇正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侠”的共轭形态与抛物线滑落。更令人瞩目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知武松还会面临哪些花样翻新的文化遭遇。

参 考 文 献

[1] 墨翟:《墨子》,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2]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5]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7] 《宣和遗事等两种》,曹济平等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9] 《水浒传会评本》,陈曦钟等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0] 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2] 沈璟:《沈璟集》,徐朔方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4] 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15]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 王丽堂演出本:《武松》,金江整理,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

[17] 陈忱:《水浒后传》,长沙:岳麓书社,1998.

[18] 俞万春:《荡寇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济南:齐鲁书社,1980.

[20] 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

[21] 小和山樵南阳氏:《红楼复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2] 无名氏:《小八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23] 漱六山房(张春帆):《九尾龟》,武汉:荆楚书社,1989.

[24] 张岱:《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

[25] 陈森:《品花宝鉴》,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

[26] 《笔记小说大观》第3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27] 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8] 平步青:《霞外捃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9] 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沈习康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0] 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10.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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