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与“中国合作模式”

2015-05-30 10:48田文林
山东画报 2015年9期
关键词:亚非大国国家

田文林

60年前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亚非国家首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60年,沧海桑田,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亚非国家深化合作正当其时。

“中间地带”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

近年,国际格局“南升北降”加快。美西方经济总量持续下降,2013年西方国家经济总量首次低于世界经济总量一半。同时,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50%。当前,西方“将弱未弱”,新兴经济体“将强未强”,国际权力格局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权力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激化期和战争高发期。囿于“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当前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但其他领域博弈和斗争将日趋激烈。

其中,“中间地带”成为大国争夺的关键领域。亚非拉地区占全球国家总数的3/4,全球土地面积67%,世界人口总数77%,是大国博弈成败的关键因素。从地缘政治看,第三世界是“摇摆不定的地区”(尼克松语),也是实现霸权的争夺重点。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地缘经济看,“中间地带”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国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越大,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乃至经济规模就越大。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日益扩大,大国衰落大都始于丢失“势力范围”。当年英国丧失了殖民地后很快走向衰落,前苏联崩溃同样始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

“中间地带”基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多“在路上”,其需要在几十年时期内解决西方花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出现群体抗议和社会危机。一旦这些国家出问题,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通过利益拉拢、外交孤立、网络攻击、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策动分裂乃至发动战争等手段,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前伊朗、利比亚、苏丹、委内瑞拉、叙利亚、乌克兰等分界线国家动荡加剧,背后均有大国激烈博弈。

与亚非国家合作恰逢其时

中国逐渐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角色转换,外交战略将逐渐由“撞击反应式”的“大国小外交”,向“参与塑造型”的“大国强外交”转型。中国需要更多政治盟友、更大经济空间,以及更加有利的国际新秩序。亚非国家对中国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

亚非国家是中国崛起可以信赖的政治盟友。毛泽东曾说过,“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发挥更大影响,需要在国际上多交朋友,尤其需要一批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衡量敌友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在涉华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中国崛起,排挤、削弱和打压中国是其长期目标,双方斗争多于合作,很难成为平等相待的盟友。西方国家大多是利益取向,“见胜兆纷至沓来,见败亡则落井下石”,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中东剧变中,突尼斯总理本·阿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都曾将西方国家视为战略依靠,但其一旦处境危机,这些大国均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中国对西方大国不能抱太多战略幻想。相比之下,亚非国家是中国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共同点大于差异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新中国建立后,屡遭西方外交孤立和围堵,正是广大亚非国家鼎力支持,将中国“抬进联合国”。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真心希望中国强大,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同样离不开亚非国家的支持。

新兴市场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但发达国家不愿放弃现行“中心-外围”的产业链结构,加上目前欧美经济萧条,全球合作意愿弱化,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未来开拓欧美市场空间有限。相较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尤其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比发达国家快2~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将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倚重对象。加强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规模保持和扩大,还是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据报道,中国出口发达国家以贴牌生产为主,出口发展中国家产品则以自主品牌形式呈现。这些年来,正是通过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形成了中兴、华为、长城汽车等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中国要想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强化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合作重点就是亚非国家。

“中国合作模式”

现行国际关系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 就连“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也是欧洲历史的产物。欧洲国家早在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就形成了国家林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欧洲国家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勾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种早熟的国际体系,决定了西方的国际政治观十分“早熟”,其中充满了对人性和现实世界的悲观看法。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政治理论,在骨子里一脉相承,认为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一样,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结果。这些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崇尚弱肉强食、缺乏是非感的强权政治理论。在西方眼里,国家间历来是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游戏规则主导下,相对弱小的亚非国家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被动挨打、积弱积贫境地。因而这种治理世界的模式逐渐被时代和世人所唾弃。

相比之下,美国式治理世界模式更具有迷惑性,也更值得中国警醒。二战前相当长时期,英法等欧洲强国强势主导世界格局,美国则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由此使美国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进步势力。体现在对外政策中,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民族自决、废除密约等),明显地比英法推崇的强权政治理念有进步性。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如注重经济合作和思想传播,反对殖民压迫、推动“非殖民化”运动等等,也可圈可点。然而,随着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日渐占据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凭借自身的压倒性优势,轻易获得带有垄断利润性质的霸权收益。这种地位变迁使美国逐渐丧失了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以及道义感召力,而更多地靠“损人来利己”:外交上奉行单边主义,地缘上分裂他国,经济上搞新殖民主义,政治上策动“颜色革命”,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换言之,美国日趋走向自己的反面,由被压迫者日趋变成压迫者,由历史进步力量变成反动力量。

对矢志成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这种美国式治理世界模式值得警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的三重身份,决定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交往,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蹈西方覆辙,而必须另辟蹊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合作模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合作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兼顾利益与正义的“权利政治”。一方面,这种合作模式承认并基于相互间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与亚非国家合作又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之上。倡导公平正义与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看似互不搭界,实则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如果没有道义原则,忽略甚或抛弃公平正义,一味奉行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必然导致行为短视和机会主义。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非洲期间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认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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