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记者如何报道国际新闻

陈卫华

或许是当初毛主席教导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的缘故，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度向来较高。近年来，随着中国派驻海外的记者队伍的迅速扩大和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以及媒体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如何更好地向本国读者报道国际新闻、讲述他国的故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消除思想和体制障碍

随着中国近年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各主要新闻机构纷纷在世界各地扩张，招兵买马，这和西方传统新闻媒体萎缩裁员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就我现在驻扎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无论是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还是国会及各智库的会议等活动，处处可见中国记者活跃的身影。特别是有些与中国或亚太有关的活动，中国记者的人数往往是各国之中最多的。很多驻外记者，包括相当多的年轻记者，都展示了非常高的工作热情和专业精神，不怕艰苦，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全媒体时代，力争第一时间把新闻呈现给国内读者和观众。这可以说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可喜可贺。

然而，要培养一支能与强大的国际新闻媒体相比肩的高水准新闻采编团队，我们还有相当差距。

就队伍而言，我们记者驻外一般三年时间，这意味着记者在熟悉当地情况、建立消息来源网络后不久就会离任。前不久我在华盛顿见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认识的路透社记者，他现在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北京记者站，二十多年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如数家珍。而我在华盛顿或纽约还没有见过常驻超过六、七年的大陆主流媒体派驻记者。并不是说每个记者都要常驻几十年，因人而异，但国内目前派驻记者的体制严重阻碍专家型记者的产生。

正如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那是因为你离得太远。记者深入现场对做好报道非常重要。

无论今年4月份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发生的骚乱，还是去年密苏里州弗格森案引发的暴动和种族骚乱及其在各城市的蔓延，都有中国记者在现场报道。但也有一些记者因每月发稿量的要求，怕遗漏稿件，而无奈采取在办公室编写稿件的策略。这种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可取。

美国一些新闻机构，包括一些获得普利策奖的项目，都允许自己的记者花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深入调查挖掘一个题目，而我们有几个领导能给记者如此“奢侈”的待遇？我常和一些同行开玩笑：领导只给了番茄炒鸡蛋的时间，却时常要求我们做出红烧肉甚至佛跳墙。

还有，某些传统的思维也影响着记者的工作。比如，有一位非常敬业的国内主流媒体驻华盛顿同行常常向我抱怨，相关负责的编辑和领导只保留她稿件中对中国有利的事实和评论，而一些“平衡”的事实和专家评论往往会被删除。在这种压力下，有些记者“被迫”去搞印证式报道，从而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原则。

其实，这种传统的“正面报道”往往让读者产生疑问，效果并不好，而且影响媒体的可信度。这种所谓的“好心”其实是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和软实力建设。必须认识到，客观公正报道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在做他人的传声筒，而是让本国的受众充分知情，不被误导。

促进中美读者相互了解

新闻媒体为了抓眼球，往往投入大量精力报道负面新闻，如灾难和丑闻，这无论在西方和中国都一样。最近几年，国内的电视台纷纷推出与军事相关的节目，特邀所谓的军事专家，用煽动性的语言进行评论，好像战争一触即发似的，据说这类节目收视率还特别高。

然而在美国，主流电视并没有这样的节目。难道我们反而为了追求收视率而到了更不择手段的地步？比如，这些报道经常引用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作为消息来源，但该报是美国保守鹰派的报纸，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就像日本《产经新闻》一样，或者像我国个别擅长使用煽动性标题的报纸一样。不熟悉情况的记者往往把一张报纸甚至某一记者的报道解读成该国政府如何认为。这也包括美国有的报纸把我专栏文章中的个人观点解读成中国政府如何想的，这完全是误读。同样，我们不少记者经常把美国某报刊、某国会议员或专家的看法说成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这也是一种误读。美国有五百多国会议员，几乎各种观点都有。

再比如，我们常讲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妖魔化，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主要集中在政客游说集团聚集的华盛顿。走出华盛顿，你会发现美国州长和市长们对吸引中国投资的无限热情，因为中国投资在当地创造了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为他们连任做了贡献。我有次去华盛顿州西雅图参加中美市长会议，就撰文解读了这一现象。我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呈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华盛顿”，即充满政治游说气氛的首都华盛顿和充满务实精神的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我们目前的报道过多纠缠和沉迷于政治漩涡中的华盛顿和一小撮政客，而忽略了广大美国人民。

这些年，我和同事一起去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的“肉制品”小镇斯密斯菲尔德采访，了解被中国双汇集团收购后当地市民的感受。我也利用在明尼苏达州出差的机会采访了当地一位二十年来领养了四个中国孤儿，并且正准备领养另两个女儿的美国人。针对日本首相安倍的右倾历史观，我在一个场合遇到美国著名学者阿米泰（Amitai Etzioni）。这位犹太裔美国人年轻时逃离纳粹德国，现在对战后德国和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有强烈感触。这几年我也采访了几十位终身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中国通”，讲述他们的经历。这样具体的、鲜活的故事往往要比华盛顿那些政客的胡言乱语更能帮助中美读者相互了解。

目前，我们很多国际新闻还是来源于外电，但我们绝不能被他们的议题牵着鼻子走。比如，今年三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华盛顿发表国际大宗武器报告，西方媒体纷纷强调中国成为了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但却忽视了这个第三与美俄的第一和第二相差甚远，并且中国的武器进口在大幅度下降。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我们需要自己研究报告、分析情况并据此得出结论，而不是跟着西方设置的议题走，在话语权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虽然激烈，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抹黑其他国家。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不停地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在高铁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不少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只有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积极报道西方在科技、政府治理、环保和人文等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在未来取得更多的进步。

不同于报道本国事件，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我们的国际报道一般需要更多的解释性内容，给国内读者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以便帮助他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只看到表面现象得出错误的印象。

我们的报道应该形式多样，包括新闻、特写、深度报道、专栏、评论等等。虽然美联社仍保持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但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开始用“评论分析性”的方式报道新闻，来迎接新媒体时代的挑战。从电视媒体来说，这些年在美国推出的半岛美国台（Al Jazeera America）、今日俄罗斯（RT）和央视美国台（CCTV America）为曾经被BBC和CNN主宰的国际新闻报道注入了新的活力。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西方传统媒体在萎缩，驻外记者在减少，但新媒体却在蓬勃发展。比如像《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这样的网络媒体已准备发展到十几个国家，使得新媒体在国际报道中起到更大作用。同时，同美国一样，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习惯于通过新媒体包括社交网站获取信息。

《中国日报（美国版）》目前在美国亚马逊Kindle电子阅读器上的亚洲排名为第一，并拥有140万脸谱粉丝和35万推特跟随者，这显示了新媒体在扩大传统媒体读者群方面的巨大潜力。

总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迅速崛起和中国媒体近年大举进军海外，为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转变观念，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发展自己的特色，我们不仅能为中国真正争取到更多更有效的媒体话语权，同时也能让我们的国民对复杂的世界有一个清晰和客观公正的了解。这是我们新闻从业者的职责。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