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文学言说方式看“寓言”文本发生

孙敬华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从先秦文学言说方式看“寓言”文本发生

孙敬华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散见于诸子散文的“寓言”言说，是先秦诸子严格遵循礼乐政治言说原则，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主张，使言说对象能信服并接受其见解而服务的。其虚构和编制的目的，在于阐释自己观点和见解的正确性，或借寓意主题言说自己的理想抱负，或借某种形象言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在简洁而又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中，在耐人寻味的“寓言”情节及主旨中，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动形象而又充溢着无可辩驳的睿智辩论中，诱导和启发言说对象由衷地折服于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使言说对象诚服接纳、甚至采用自己观点的效果而服务。

寓言 言说方式 隐喻 讽谏

散文，是先秦文学的主流形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多以“寓言”言说来构建文章的论证性、说理性、阐释性，成为散文议论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庄子》有186则；《韩非子》有325则；《吕氏春秋》有283则；《战国策》有54则。这种散文言说的构建形式与符合周礼的礼乐政治言说构建形式密不可分，正如先秦时期的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样，被先秦礼乐制度结构为一体，作为礼乐政治的表达形式而存在，“文学艺术”也被当作礼乐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1］说明先秦时期一切文学作品皆出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需要而存在。同样，《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有力地证明所谓先秦的文学言说形式，本质上不过是周代礼乐政治言说形态的方式，因此，对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的认识，是研究和厘定先秦文学言说内容和形式，特别是研究先秦“寓言”文本发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一、先秦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严格规定了君与臣、臣与民、父与子、夫与妻等不可僭越的等级地位和伦理秩序，在言说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由于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性，礼乐政治言说就要求和严格规定言说者在言说内容、言说行为、言说表情等方面必须符合和体现周礼所规定的伦理原则。于是“讽谏”，即用含蓄委婉的言说内容、言说形态进谏就成为先秦礼乐政治言说的主流和时尚。《周礼·冠仪》：“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仪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3］在言说形式上，既要“庄敬恭顺”，又要尽职尽责，《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在言说内容上，即使是国君有过，臣子也不能直言不讳，而是要一不言君恶，二要言说委婉。《赵国策·赵策》：“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哗,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父母有过，儿女也不能直言相向，言语尖酸刻薄，而要和颜悦色，言语柔和。《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以此建立《礼仪·燕仪》强调的“上下和亲而不怨”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因此用“以彼而言此”的言说方式，化解由直接指责批评而带来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之间可能产生的过激反应。《国语·召会谏厉王弭谤》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讽谏厉王不要过分自信手中的权力而低估民众的力量。《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以亲身经历：“妻”、“妾”、“客”对待自己“身体昳丽”的不同态度，讽谏齐王要广开渠道，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以此完善治国策略。《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以生活情形，历史事实为谈话内容，在融洽和睦的言说氛围下，与赵太后一起探讨了怎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的问题。通过婉委的劝谏，最后说服赵太后送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颖考叔以“食舍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来讽谏庄公与其母和好，等等。这种严格遵守周礼体制，符合伦理原则的礼乐政治言说方式，成为先秦时期一切言说形式的主流和时尚，已必然成为先秦时期的文学言说的主流和时尚。

二、先秦文学的主要言说方式

正如《诗经》在臣子、名士游说各诸侯国时所使用的目的一样：（1）言说《诗经》以达到对时政进行美刺的讽谏效果。（2）赋诗言志，从《诗经》中“断章取义”来委婉地表达自己意愿。（3）以诗教化，把《诗经》作为宣传和教化周礼的工具和手段。

先秦贵族、“士”阶层把对《诗经》的学习和接受当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外交言说方式和生活交往言说方式。《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经》的目的不在于诗本身，学诗的意图不是为了了解作者是谁？诗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技巧如何？怎样写诗？等等，关注的是在群雄争霸背景下的现实政治与隐藏于《诗经》字面背后意义相关的真实意图，借用对《诗经》中某些句子的言说隐喻自己的某种思想或愿望。《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鲁文公和晋侯谈判结束后，在归国途中遇见郑伯，郑伯宴请文公，想请文公代他向晋侯说情，表示愿意与晋和好。这场政治外交是以言说《诗经》的方式完成的。“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特别是孔子在遵循周代礼乐政治言说方式下修《春秋》时所形成的“春秋笔法”，即《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4］这一委婉其说，借曲笔来掩盖君恶的言说方式受到普遍推崇和仿效。于是用“以彼而言此”来阐释和论辩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诸子散文言说方式的主流和时尚。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阶层的诸子百家，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各地诸侯称雄争霸时代。他们既无世袭之贵，又无匹夫之勇，因此，传播已有文化，建构诸子各自思想，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而且已成为诸子向社会言说，进而对社会施加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格局的重要谋略和手段。先秦诸子在言说形式上既出于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的伦理规范需要，又要想尽办法力争使言说对象接纳自己的观点。但诸子的观点并非言说对象能够轻易接受、采纳的，于是“隐喻”成为建构诸子散文中阐释、论证、说明自己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庄子散文就多以“寓言”言说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正如郭庆藩在《庄子集释》卷九注：“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外借耳。”“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庄子·寓言》说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5］“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庄子集解》卷七谓姚云：“其托为神农，皇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庄子集解》卷七：寓言，“室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案：义在此而言寄于彼。”“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6］说明所谓“寓言”、“重言”就是假借他事或他人的话语来阐述或论证自己所要说明观点和主张的言说方式。庄子之所以借用“寓言”、“重言”来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是“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7］

为了使自己的言说更具讽谏力、说服力，诸子不仅讲究和追求论辩技巧，更注重选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素材作为言说内容，从而使自己的说理更加生动形象，明白易懂，分析论辩更加精辟透彻，观点见解更具说服力。因此，诸子在言说时常常或比方于物，或托物于事，或以圣贤之事之语劝说，或以他人话语对比君王行事之误。“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去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故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抑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8］因此，本身就具有篇幅短小、具体生动，变抽象为形象、化高深为浅显等优势的“寓言”言说，就被诸子广泛采用。从而为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寓言”言说奠定坚实基础。

三、“寓言”文本言说的发生

先秦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激烈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动，促成了各种政治主张的产生和不同哲学派别的形成，由于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不同，形成了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形势。他们在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时，出于既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又要想方设法营造和睦愉悦的言说氛围，在避免激怒言说对象的前提下，进一步使言说对象信服于自己的观点，甚至乐于接受、采纳他们的思想主张的需要，于是“寓言”言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子宣扬和传播其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主要言说内容和重要言说手段。因为“寓言”言说具有以下特点：

1.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言说抽象道理。

寓言，顾名思义，就是含有寓意的言语，是一种借助具体形象来说明抽象道理的言说方式。寓言具有双重结构：表面看是一个语言精练、形象鲜明、情节单一、常用想象、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具有荒诞色彩的人物、事件或主题，即“寓体”，而故事背后却隐含着自己对时政真知灼见的思想和见解，即“寓意”，是先秦诸子兜售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和言说手段。于是以具体形象言说抽象道理（化抽象说理为具象叙述），或不离具体的抽象言说（在具体形象的叙述中说理）成为主流。这种思维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是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言说环境氛围下达到“上下和亲而不怨”的最佳效果而采取的言说表现手段，其言说目的是通过“寓言”的“能指”，达到和实现诸子思想的“所指”。庄子采用“寓言”、“重言”的言说方式，不仅出于遵循和符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原则，以及世人多不信于自己言说的考虑，也是出于使言说对象能形象地理解和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的需要。

以散见于《庄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为例，其“寓言”所刻画的重点不在于故事情节建构的跌宕曲折，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形象，场景描摹的具体细腻，而在于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大量对白，甚至有些连篇累牍的对话，假借他人(它物)之口来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通过对言说内容的精心设计，使人感到庄子说理的精析巧妙，议论的磅礴气势，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应帝王》通过南海帝倏，北海帝忽，为报答中央帝混沌之德而“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阐释哲学思想：人的本性是自然的，如果有意地加上心机、智巧等小聪明，人纯净的本性就会遭到破坏而死亡。

《庄子·盗跖》以“盗跖”、“子张问于满苟德”、“无足问于知和”三个“寓言”、“重言”故事，构建成一篇完整的言说整体，通过层层说理，意在建立庄子破除名利观念，指出名利权势对人的身心的危害，并将儒家的圣贤名士讽为残命伤性的人的思想。为使说理更富生动形象性，在“盗跖”篇章中对“孔子率其弟子游说盗跖”的简要情节虚构；以盗跖“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案剑瞠目”、“声如乳虎”等某一形象特征的突出描摹，以及“子张与满苟德”、“无知与知和”的充满睿智的辩驳，阐释和印证庄子的这一淡泊名利，无羁于世俗的思想观念。

从《庄子·逍遥游》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的对比叙述和刻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庄子超然物外、任天适性的精神境界。

《秋水》无论是对虚构中的神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论辩；生活中的物埳井之蛙与东海之鳖的不同生活环境描述；或是以言说主体而出现于文本中的庄子、孔子、惠子人物形象，其故事叙述、情节展开、形象塑造等莫不是以为阐释和论证庄子：道无所不在，要应合自然，顺应天道，“上善若水”的哲理观念而服务。

2.寻求“寓言”言说的意义，而非追求“寓言”本身的真相。

如果说《庄子》寓言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奇人其事、想象丰富、情节奇特，运用充满浓郁奇幻色彩的“寓言”言说来展示自己的丰富思想和人生哲理的话，那么《孟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韩非子》《墨子》等诸子的寓言则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对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的选用和剪裁，诸子关注的不是如何真实记录、描述和反映生活，而是精心设计在与言说对象的言说交际过程中，如何巧妙运用来源于历史、生活而又经过自己精心虚构、编制、加工的“寓言”，通过对描述对象某个特征的有意放大、变形、夸张甚至怪诞的渲染，作为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警示言说对象对自己某种观念、见解的注意。因此，“寓言”中的形象，大多采取概括性的、粗线条式的记述手法。如《韩非子·自相矛盾》中用一个楚国商人卖什么都不能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真相”故事，言说礼制和法制的不可并存的道理；《韩非子·守株待兔》中对宋国一个种田人愚蠢做法的描述，结尾处用警醒的议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批判那些墨守成规、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吕氏春秋·掩耳盗铃》用夸张的漫画式笔调勾勒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来阐释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会依人的主观意志、行为而改变；《吕氏春秋·刻舟求剑》塑造一个墨守成规、死守教条的楚人形象，嘲讽那些拘泥成法、不知变通的人。《韩非子·郑人买履》则借一个宁可相信自己脚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的人，讥讽那些墨守成规、迷信教条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等等。这些“愚人形象”给“寓言”言说带来了旨意悠长的意味：这样的“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中的“蠢”，而是在某种事理上的“不开窍”，他们经常会做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理由出现的，看似“违背常理”又非“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傻味、愚拙味在“寓言”形象上实际就是一种审美的趣味，它在为言说对象带来可爱和可笑的种种令人愉悦的感受的同时，又使言说对象认识到“寓言”背后意味深远的旨意。这种感受除了使言说对象感受到“傻”形象的特殊味儿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最大限度地帮助言说对象认识现象背后的真理。

由此可见，诸子散文大量运用“寓言”言说，其目的是通过言说内容所呈现出的主旨、形象、情节，使言说对象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激发情感活动，达到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在某种精神层面的共鸣，从而实现寓言言说内容所隐含的内在的丰富意义。因此，先秦诸子在寓言的虚构编制上，强调和重视的是寓言的寓意，而非寓言本质的真相。是言说主体通过描述一种简短而又生动的情节，塑造一个简洁而又典型的形象，展示一个单一而又鲜明的主旨，一步步将被言说对象引导到特定的言说环境中，使被言说对象信服于言说主体的说理，从而达到叶燮“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境界。

3.重在对言说对象情感的“激起”，达到诸子言说的目的。

面对诸侯列国纷争的现实，诸子以雄辩的口才，机智的应变能力，在好辩尚争的风气下，各自施展智慧，为了达到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目的，诸子百家常常在言说环境中利用人们共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情感，巧妙机智地设计“寓言”言说内容，激发言说对象与自己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体验，同时也能通过这一委婉言说，将不可直说或不易言说的观点主张表述出来，达到讽谏、说理目的。即先秦诸子在对社会、诸侯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哲理时，不是把思想观念、生活哲理作为对立的客观现象来言说，而是把自己作为置身于其中的某一种行为和过程来参与，因此在言说中也充满了言说主体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不像通常那样讲这个“理”，也不像通常那样用这个“言”，而是在论述其思想和哲理时也使人感觉是在言说诸子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向公孙丑言说如何赡养浩然正气，先讲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不要伤害它；要日积月累，时刻记住它，但千万不要操之过急；紧接着用《揠苗助长来》阐释：凡事要按规律办事，否则欲速则不达。类似于这种用“寓言”言说来阐释论证先秦诸子自己思想观念、生活哲理的言说方式在诸子散文中数不胜数：《孟子·缘木求鱼》说明行事的方向、方法不对,必将徒劳而无功；《庄子·庖丁解牛》阐释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研究，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孟子·学奕》说明学习之道，虽有良师，但学习是否专心致志，效果却大不一样；《庄子·涸辙之鱼》和《韩非子·远水不救近火》说明舍近求远，是解决不了急迫问题的；《孟子·楚人学齐语》说明一个人学习哪国语言，关键看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孟子·月攘一鸡》告诫治国者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就应痛下决心，坚决改正。《吕氏春秋·澄子亡缁衣》批判那些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损害别人的利益，还公然宣称其行为使被掠夺者得到了利益的强盗逻辑；《韩非子·讳疾忌医》告诉人们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韩非子·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会遇到挫折，需要作出牺牲，但只要坚持到底，不折不挠，真理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韩非子·击鼓戏民》说明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千万玩不得儿戏。如果拿原则问题开玩笑，就会失信于民，招致大祸；《韩非子·鲁人搬迁》说明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必须找到合适的地方，如果找错了地方，长处就会变成短处；《墨子·楚王好细腰》劝告领导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吕氏春秋·杀马取道》批判了治国者不讲究正确方法而只知靠严刑峻法实行统治的现象，等等。

余论

寓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鼎盛于先秦时期，这种散见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是作为言说主体的诸子百家，在严格遵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标准要求下，为了说服言说对象，达到讽谏、说理目的，使言说对象由衷的接受，甚至采纳诸子思想观念而虚构编制出来的。

诸子运用寓言言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以此来向社会、向诸侯兜售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实现自身价值，谋求一官半职的重要言说手段。在诸子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诸子议论散文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

［2］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0.

［3］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79.

［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735.

［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947.

［6］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181.

［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98.

［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