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晋绥的八路军电台女台长

● 何广华 何明圆

2014年9月30日，四川省广元市烈士陵园内，一座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汉白玉制作的浮雕上，抗日女英雄宋玉生的雕像尤其令人瞩目。

上午10时，广元市暨利州区烈士公祭活动在广元烈士陵园举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广元军分区等主要领导出席了仪式。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600多名社会各界群众，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向宋玉生等13121名烈士敬献了花篮，并回忆了这位女英雄短暂而又悲壮的一生。

1942年5月，八路军晋绥支队无线电台台长、无线电支队队长宋玉生带领全队战友，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无名山岗上，与凶恶的日军展开殊死拼杀，弹尽援绝之后，为掩护战友撤退，她献出了22岁的如花生命……

千里求学，跋山涉水赴延安

1920年3月，宋玉生出生在广元县下河街一个小商贩家庭。父亲常年经营土特产，因为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生意红火，家境逐渐殷实，遂购置门面和房屋多间。7年之后，弟弟宋安邦“呱呱”坠地。宋玉生11岁那年，父亲因长年操劳患病，不幸离开人世。从此，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在宋安邦的记忆里，姐姐宋玉生是一个活泼开朗、颇有主见、爱憎分明的人。

广元，古称利州，是四川最北的城市，也是唐代“大周女皇”武则天的故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元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区域、西线的主战场。1932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建立了10个县级、55个区级、245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嘉陵江两岸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宋玉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宋玉生从小喜爱文娱活动，上小学时便爱唱歌、跳舞，尤其喜欢唱的歌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 《满江红》。上初中后，她带头把长辫子剪成短发，积极从事反对妇女缠足的反封建活动。1934年，宋玉生在广元照了一张像，照片上的她剪短发，穿学生装，面带微笑，青春靓丽，光彩照人，展示出少女的青春魅力。

1935年，因为旧习俗的影响，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托人给15岁的女儿说了一门婚事，宋玉生坚决反对，说：“婚姻大事是关系男女终身幸福的大事，完全抛开子女意愿，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过去了。”她自编、自导、自演独幕话剧《出走》，表现了她誓与包办婚姻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学校演出后，深受全校师生的好评。

1936年9月，宋玉生打听到陕西西安卫生学校招生的消息，于是决定同陈绍香、吴子华、王秀华等同学一道，远赴西安报考卫校。

俗话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时，川陕公路尚在修筑，4个小姑娘家里贫穷，什么交通工具都乘不起，只得背着简陋的行李，徒步向西安进发。她们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开始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一路上，她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饿了就吃点儿干粮，渴了就喝点儿泉水，困了就倒在破庙或草棚里休息。

整整20多天，她们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脚上磨出了无数个血泡，硬是从广元走到了西安。

可是，当她们千辛万苦来到西安，好不容易找到西安卫校，得到的答复却是卫校不招生了。4个小姑娘顿时心凉了半截，可仍然四处寻找适合她们报考的学校。

经过几天奔波，报考学校的事仍无着落，然而盘缠却所剩不多了。心灰意冷的陈绍香、吴子华、王秀华决定返回广元。宋玉生建议再等几天，到别处碰碰运气，然而那3个姑娘去意已决，宋玉生只得含泪与她们告别。

孤身一人的宋玉生徘徊在西安古城，漫无目地的游走，引起了陕西姑娘杜培毅的注意。杜培毅是华县杜家堡人，家中有父母、3个哥哥和1个弟弟。1927年随长兄杜松寿参加革命，1936年12月在西安西京医院组织护士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此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延安成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圣地。“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

杜培毅比宋玉生大两岁，她向宋玉生灌输抗日救亡的思想，给她讲青年人应有的抱负，也给她介绍抗日圣地延安的情况，鼓励她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宋玉生第一次听到这么多新鲜名词，觉得杜培毅非同一般，并且值得信赖，当即决定与其结为好姐妹，并约定一起去报考延安陕北公学，没想到竟然双双被录取了，她俩高兴得跳了起来。

“打断骨头还有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从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里。两个姐妹背上行囊，和15名热血青年拄着木棒，一路上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双脚打起燎泡，两天走了40多公里，到了三原县。她俩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喉咙冒火，腿脚都肿了起来，再也不能前行，经八路军三原办事处介绍到吉阳短训班受训。

短训班条件较好，她们休息了3天便开始上课，一天三顿大米饭，四堂政治课，两堂军事训练，晚上听故事，甚至写画练习都有。两星期后毕业了，她们又回到三原，预备还是要到延安去。

从三原到延安还有267公里，两个姐妹再次汇入11人的队伍出发，整整10天，她们脚板上打起了血泡，痛得一步一咬牙。但她们毫无怨言，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终于到达了日夜向往的延安。宋玉生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路，这次走了七八百里地，真是我的幸福和骄傲啊！”

杜培毅之后进入陕北公学及八路军通讯学校学习，后在中央军委二局从事报务情报工作，并与延安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李宗岱结为夫妻，育有两个儿子。1946年2月受党派遣赴东北接管矿山。为战后恢复矿山，创建我国煤炭工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1966年10月调西安煤矿机械厂工作。1988年4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西安，终年70岁。

燃烧希望，追求真理心向党

“知识青年们来到延安，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青年诗人何其芳当年对延安的描述。

1937年8月，宋玉生被党组织安排在陕北公学读书，在那里，她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3个年头。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是著名作家成仿吾。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教员有邵式平、周纯全、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吕骥、徐冰、陈唯实、宋侃夫等人。

开学那天，毛泽东亲自到校讲第一堂课，那时没有课堂、讲台和课桌，学员们冒着严寒在黄土坡上抡镐挥锹，铲平一块场地作为课堂，每人端着小板凳，面朝讲台一排排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毛主席讲道：“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哪里有咯多房屋给你们住哟。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挖窑洞。今天，我要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毛泽东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并号召大家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宋玉生听后深受教育和启发。

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也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写下了著名的题词。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再次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

“窑洞初映晨曦白，急登草鞋拔步发。北风如刀面似割，练兵场上习兵法。”宋玉生被编入第七大队第十六班第四分队，这个大队全是女学生。后来又编入年龄较小的第十八班。学习的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知识。全体师生还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荒挖窑洞。

在陕北公学的学习、军事训练均相当紧张，生活十分艰苦，但宋玉生和学员们的抗日热情很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高唱成仿吾校长创作的 《陕公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宋玉生离开广元的7年里，曾经给家里寄过她在延安的照片，并写过许多信，由于家人的疏忽，保存下来的仅有3封。她在信中陈述去延安途中和到延安后生活的艰苦，抒发学习和参加各种竞赛的欢乐，给母亲讲述革命道理，什么知心话都对母亲说。摘录如下。

第一封信：“亲爱的妈妈，有一月余未写信了，我想妈妈一定在焦虑中吧。九月十五日我同朋友培毅出了医院，在她的朋友家里连住九天，就去报考陕北公学，运气不错考上了。我们一路十七人，四五位女同志，走了九十里路，到了三原脚痛腿肿，才到吉阳短训去班受训，本想在吉阳写信，因一天忙得要死，天不明就起床，离街很远，甚为不便，所以未写。从三原起程共有十一人，没有车只好走路，都是用培毅的钱，共走了十天。到了延安我们住的公学，女同志共有一百多人，都是发的军衣，吃的小米饭，两个月毕业。妈妈：在这国难期间，一般青年者应给国家做事。我是为了国家民族、自己的前途才到这里来，虽然这里很苦，我很愿意的——从来没走过路，这次走了七八百之地，真是我的幸福啊！这里天气冷得要命，八月就下雪了，我们恐怕要搬到甘谷驿去，敬祝身体健康！小弟好！

玉儿，10月15日。”

第二封信：“亲爱的妈妈，几个月未写信给您，不知身体可好？儿常常挂念您老人家，还有幼小的弟弟。前次儿从陕西寄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也许失掉了，为什么不回信呢？妈妈：您知道现在祖国的危机吗？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要保卫祖国，必须要全国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的来参加抗战，一致的联合起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可是一般的民众，他们不了解国家的情况，所以不愿自动的来参加国家抗战，那我们就要去说服和宣传他们，可是要有领导他们的人组织他们。所以我就是来上陕北公学，训练组织群众的干部，我们所学的毕业之后就要用到农村和城市中去，使他们了解每个中国人应尽之责任，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前线去，或后方工作，这都要我们去作的，我们不应懒得作下去，胜利之日还是我们的。可爱的小弟弟是怎样，念书用功吗？我非常想念他，如有照片，请寄给一张。”

第三封信：“妈妈：近来，我校特别忙，我是在七队十六班。因为三四五队的通知毕业，我们六七八九十队欢送他们上前线去，又是演剧呵！跳舞呵！……等一切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又是我们七队竞赛。七队里又分一二三四分队，四分队完全是女同志，在竞赛当中，每个同志都想争取胜利。每个人每班每队都想争取飞机，竞赛的结果，还是四分队、女分队得飞机呵！大家狂叫着四分队胜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

妈妈：这里的天气太冷了，每个同志都穿着皮大衣。我呢？连一双棉鞋也无有的，前次杜培毅的哥哥杜松寿寄来一双棉鞋子，可身上有点冷，我一个钱也无有。妈妈：如有信件等，请寄往采育中学 （西安）杜松寿转好了，我现在又编在十八班，我班六个完全是小鬼。敬祝福体健康！

玉儿叩”

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喂养下，宋玉生逐渐成长起来，1938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毕业后，她留在通讯学校学习了3个月无线电技术。该校后来迁至延安以南百余里的富县东村。结业时宋玉生坚决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在她的一再坚持下，组织上将她分配到晋绥抗日根据地。

离别的前夜，大家坐在炕上，用被盖捂住脚，唱着喜爱的歌曲，借以抒发她们的情怀。她们深情地唱到：“祖国召唤我们奔向战场，战士已整理好出征的戎装。挥手告别亲爱的战友，报国的豪情在胸中激荡。同学们，挺起胸膛，让我们重逢在胜利的前方。”

第二天，宋玉生和一批上前线的同学出发了。大家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至延安的一条小河旁边，有的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痛哭起来。宋玉生强忍夺眶欲出的眼泪，挥手告别送行的同学们，离别抚育她成长的延安，大踏步向晋绥边区走去。

壮烈牺牲，战地血花分外红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二○师在贺龙、关向应的率领下，于敌侧后的晋西北广大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5月，第一二○师派出由李井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向绥远挺进。12月开辟了绥西、绥南、绥中3个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宋玉生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她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不久被任命为晋绥支队无线电台台长，后又提升为晋绥无线电支队队长。宋玉生带领无线电支队随同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一起行动。他们昼夜工作，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使其抓住战机，反击日军的“扫荡”。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和大青山根据地连续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并在根据地增设据点，扩大占领区。晋绥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1942年5月的一天，宋玉生奉命带领无线电支队，携带无线电收发报机，外出执行任务。第二天在行军途中发现了大批日军。宋玉生当即命令撤退，然而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将他们堵截在一个山头上。危急关头，为了保守军事机密，掩护战友们撤退，宋玉生决定烧毁文件材料，并用石头砸碎全部无线电通讯设备，然后自己留下来阻击敌人。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勇敢决定。宋玉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们，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战友们要她一道突围，有的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她一起阻击敌人，但宋玉生坚持自己的决定，深情地说：“敌众我寡，我们不能与鬼子硬拼，你们快走，我来拖住敌人！”看到战友们迟迟不愿离开，宋玉生怒目圆睁，大声吼道：“快走，执行命令！”战友们只好含着眼泪撤走了。

“抓活的，抓活的！”“女八路，快投降吧！”日军发现山上是个女战士，便狂叫着往上冲。宋玉生不顾子弹“嗖嗖”乱飞，顽强阻击敌人，此时敌人已将她团团围住，她的枪膛里也只剩下3颗子弹。宋玉生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悄不作声。敌人见无人还击，便大胆地冲上山头。当敌人冲到大石头旁边时，“叭！叭！”宋玉生突然连开两枪，前面的两个日军士兵应声倒下。

此时此刻，宋玉生的枪膛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敌人再次发起攻击。当敌人冲到面前时，宋玉生发出了胜利的微笑，用仅有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敌人仅看到了被砸烂的无线电通讯器材，还有令他们胆颤心惊、宁死不屈的女英雄遗体。

宋玉生牺牲后，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部通报了她英勇顽强、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晋绥日报》和八路军 《军运报》先后予以报道，并号召边区广大群众和全军学习宋玉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中国通讯史册、 《广元县嘉陵镇志》和 《四川省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了她的事迹。

1942年以后，家里再也没有收到宋玉生的来信，每逢春节和中秋，母亲总要拿出女儿的照片和信件，怎么也看不够。直到1950年底，才由女儿的战友，原四川省邮电局长程文定送来了川北行政公署颁发的“烈士证书”。母亲捧着女儿的“烈士证书”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弟弟则不相信他和姐姐从此阴阳两隔难相见，程文定不停地安慰母子俩，并沉痛地讲述了宋玉生的英雄事迹。

受女儿的影响，宋玉生的母亲深明大义，爱党爱国。解放初期，广元县政府慰问军烈属，给她家送来了9担谷子，被她婉言谢绝。1951年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她捐出了家里仅有的200个银元，又卖掉了南街的4间门面，1个巷道和3间后房，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人民政府。

2002年9月，时值抗战胜利57周年，古稀之年的宋安邦给姐姐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祭奠文章，题目是 《姐姐，你听我说》，摘要如下：

“……亲爱的姐，今年是你壮烈牺牲60周年。60年来，你的小弟无时不刻不在思念你。亲爱的姐，你走得太匆忙了，22岁，那可是人生最美的花季啊！亲爱的姐，你走得太悲壮了，让小弟刻骨铬心。

亲爱的姐，你走了以后，我和母亲相依为命，5年后，我同东山街的权玉楹小姐结了婚，共生了五女一子。我和妻子既要拉扯6个孩子，又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好在母亲也帮我分担了不少忧愁，1971年，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念叨着你的名字去世了。多年来，无论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无论生活多么艰辛，我和妻子都以你为榜样，少索取，多奉献，从来没有给党组织和单位找过麻烦，住的房子也是母亲留下的遗产。姐，现在我和妻子都已进入古稀之年，6个孩子也很孝顺，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姐呀，小弟说的这些话，你都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