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女性的妥协*——从《玲珑》杂志看30年代上海女性服饰变革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20世纪30年代是属于旗袍的黄金时代[1]，后人称之为“国服”的旗袍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一系列事件又显示那是一个国将不国的黑暗时期。一边是才子名媛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边是纷飞的战火，看似两个不相协调的矛盾体却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上演着。

《玲珑》本着“提倡和增进妇女生活”的创刊目标，它从1931年创刊于上海开始就深受女性读者喜爱。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经提及，“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2]可见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玲珑》杂志对现实生活中新女性真实生态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时，它也为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推波助澜。从《玲珑》杂志深究可以了解摩登女性在那个时代存在的原因以及她们的生活状态，进而分析30年代女性服饰的变革。

本文针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通过对《玲珑》杂志的阅读与分析，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服饰的变革以及原因作了系统的研究。正如《玲珑》第25期《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一文中“服饰进步的最大原因，也就是极端的个人意志主义”所说，本文研究了30年代的上海以及与女性服饰变革有较大相关性的西学东渐、运动盛行、电影风靡等方面，从而从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全面看待服饰的变革。

一、摩登在上海蔓延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这两大主要矛盾充斥着近代的中国，不断地动摇着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与西方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背道而驰，被无情地甩在了别人的脑后，于是按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一次次被帝国主义欺凌。当时的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知识分子纷纷从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来描述理想中的中国，从“国民”概念来描述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2]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期，人们普遍意识到“国之不存，民将焉附？”，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的出路出谋划策：有人主张洋为中用，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这些思想的碰撞不断推进着革命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西学东渐、西风东渐，在它们的重大影响之下，很多人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并且在生活中开始效仿西方。

《玲珑》杂志诞生的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当时被迫开放的上海开始与世界接轨，走在了时尚的风口浪尖。从五四爱国运动到女权运动，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的洗礼以及《妇女杂志》等媒介的宣扬，迫使女性逐渐从家庭步入社会。步入社会后的女性对装束提出了新的需求，女装也因此产生了划时代的大变革：裙长缩短，繁琐的装饰被去掉，富有机能性的男式女服在女性生话中确立。[3]而究竟以何种形象活跃在上海——怎样与男子相处、如何穿衣、如何打扮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们在尝试，在跟风也在创新，在革新也在妥协。《玲珑》杂志作为一个媒介无时不在强化女性关于什么是美和怎样塑造美的思考。

第25期《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一文中“她们受了较高欧美教育的感化、运动的锻炼和电影的熏陶，不由得身体活泼、表情丰富而且美丽，和从前呆如木鸡、静如泥娃的美女，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摩登女性正在向旧时代“林黛玉”式的美发出挑战，探索新时代下的美。《玲珑》作为当时流行的女性时尚杂志，积极参与对都市摩登新女性形象的塑造。[4]

（1）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促进了女性解放，使女性能够认识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于她们心中衡量美的标准在受到西方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强烈冲击后，被开始重新定义。而作为当时地位低下的女性能够接触到新的思想源于女学兴盛。女学兴盛的一大原因就是救国强种，从第17期《请问现代的父母们这是男女平等吗？》中“女子念书难道真的替别人训练人才吗？他们真不明白若是家家都因为这个缘故，不给女孩子去念书，那么将来你的媳妇不也是一个无智无识的人吗？将来有了孙子，给这种无智无识的媳妇教养，怎样能成功一个有用的人才呢？”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下一代的考虑，女学得以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畅行。

第十期《今非昔比的女子》一文中“每以黄金儿子来征服女子，在从前的女子固然只好俯首听命，不敢说句什么。因为她们没有自立的能力，母亲又不愿把你和男孩儿一样看待，不忍气吞声的承受，也是没有办法了。但是在现在女学渐兴、教育行将普遍，凡上中社会的人家，他们总先把子女教养成人，才算完事，所以现在的女子不会再被金钱嚇得倒的了。”正是由于受了教育，女性开始有了安生立命的手艺，一些人开始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从事原本只有男性只能从事的职业，活跃在交际场。这又反过来要求要有符合新时代女性的装束，以适合她们不同职业以及交际的要求。

（2）运动盛行

运动的注意一方面是为了救国强种，一方面也是女性对西方美的追逐所致。从第28期“提倡林黛玉式之女子，遗传至于今日，此种劣根性仍未铲除。今日之女子当然不再甘为男子之玩具，应一洗昔日婀娜袅袅之态。对于之健康，亟加密切之注意，使人人有强健之体格，生育健康之儿童，为中国转弱为强之基础也”以及第4期《新女子应有之准备》“愿吾女界同志注意及之，一致打倒病态美，与碧眼女郎争一短长！”可以得到佐证。

而对于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怎样进行运动，《玲珑》也极力推行。正如第27期“健美的体格是由适当的运动得来的”所说，《玲珑》一方面通过展现西方女性的美丽的曲线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一方面又将日本女子与我国女子进行比较，从而告诫我国女子要想强壮美观非运动不可。针对我国女子存在的一些保守等弊病，第49期“吾国女子，素鲜运动，故身体羸弱，近有摩登女子，畜有良犬，每日必与偕游公园，既为娱乐，又为锻炼身心之媒介也。”与第4期《露腿发生问题》“为要女子强壮，非露腿不可；欲求美观，亦非露腿不可”等其它期中也有类似同样的描述。随着运动的越来越被注意，一些女子运动会也得以举行，有些女子甚至投身于革命，这些女性角色的扩充不仅要求时髦的女性服饰，而且也对实用的符合不同角色的服饰提出了较高要求。当时有针对游泳运动员的泳衣、网球服、女飞行员服、店员服等等，应有尽有。

（3）电影风靡

电影在30年代是个新鲜的事物，电影女明星被奉为潮流的化身。电影在那个时代是人们接触外国社会最直观的途径。而《玲珑》杂志关于电影也是大篇幅的描述：有关于推崇电影技术的，也有反对有声片的，有倡行电影明星行为的，也有特意描述电影明星绯闻的……正是这种批判的宣传，使人们在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仍带着理性。

第11期《女性的权威》“好莱坞是女性的独立国，女性的权威比什么都高，假如一个男性入国而闯禁，那就有被驱逐出境之险。”这使我国女性解放有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持。而电影女明星服装的多变无疑给我国女性服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当时欧美服饰的最新款式仅隔三四个月就会流行到上海来。[5]

二、摩登女性之穿着

女性生来爱打扮，不管是依附于男性的审美而存在的“花瓶”式的美，还是以自我为导向的追逐个性的美，女性都愿意花心思去打扮着并且乐此不疲。何况在抛却了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交际场，她们都在争做一个摩登女性。而服饰与人体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人体的第二皮肤，女性当然不会草率。

《玲珑》杂志对当时摩登女性的穿着有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第25期《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自从旗袍夺去了大袖衫和大脚裤以后，中国妇女的服饰便有了极大的进步。从前是一季只有一种的式样，现在可不然了，每季总有好几种式样，而且一日间又分晨装、晚装、运动装、跳舞装种种。对于配色，也比从前有研究了，而且各人仅穿自己欢喜的颜色和式样，别人绝不会说你不及时。”

（1）面料与色彩

面料作为构成服装的基本要素，在工业不发达的古时一直被当作区分社会等级的一大特征。随着30年代旗袍的结构日趋成熟，面料的重要性又一次被加以强调。30年代的海派服饰大量采用进口的物美价廉的洋布，面料十分丰富。纱、绸、缎、花呢、哔叽等面料应有尽有。印花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色彩鲜艳，花型大而自然立体。当时还特别流行用条格织物和风靡一时的阴丹士林蓝布做旗袍 ，深受女学生、职员和大家闺秀的喜爱。素色和条格棉布的旗袍主要在知识女性中流行，上层社会的礼服则多用华贵艳丽的面料，包括一些镂空和透明的化纤或丝织品。旗袍里面要穿精美的蕾丝衬裙或西式内衣。为了让旗袍开衩处也露出华丽的蕾丝，一些经济能力不强的女子甚至缝假花边于袍里，以充蕾丝衬裙。[6]

对于色彩，《玲珑》尽管大肆宣扬鲜艳的时髦的颜色，但同时也试图为这个不景气的国家的爱美女性出谋划策。正如第56期《巴黎服装谈话》“颜色鲜艳的衣服，每因时而异，惟黑色的终年可以穿着，没有人会批评你的”所述，《玲珑》运用女性追求时髦的心理，告诉人们时尚之都巴黎认为永不落伍的颜色黑色。同时，《玲珑》也在人们着装的面料和色彩上给人以指导，告诉人们要着符合时令的面料，夏季着夏衣，冬季着冬衣。第2期《黑白肥瘦》“皮肤黑的，则穿的衣服不应该过于淡；皮肤白的，应该穿深色的衣服”告诉人们不同的肤色应该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以保持美的状态。

（2）工艺与结构

旗袍尽管替代了古时的上衣下裳，但穿久了也难免让人生厌。人们开始从造型结构上丰富旗袍，给旗袍以长久的生命力。《玲珑》第52期《初夏新装》“光是一种旗袍，春夏秋冬四季都要穿，未免过于呆板。现在大衣用不着了，将见满街遍地的长旗袍，来来往往，大概很有些小姐们想变变花样，现在请注意这个式子，上衣要做得宽大些，裙子却紧扣着，花样最好是深底小白点，浑身极觉朴素活泼。”正是这样的尝试，旗袍才能日久弥新，不管是姨太太、接受过新知识的小姐们，还是女学生、社会低层的人们，她们都乐意为自己购置各式各样的旗袍。

30年代后期旗袍吸收了西式裁剪法，从而具备了体现东方女性玲珑曲线美的技术，使衣服更美观、合体，而女性进入社会交际场后，也对更加美观合体的衣服提出了要求。当时欧美流行收腰、收省等工艺也进一步使得旗袍的合体性更加得以强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从事社会职务的需要，她们也对运动性更强的衣服提出了需求。《玲珑》第22期《夏季新装》“旗袍决不合于家庭中的穿着，因为家庭里坐的机会较多，臀及腿部都应该自由”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不仅追求曲线美，也开始注重舒适性以及服装的功能性，这对造型结构的改变无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穿着方式

造型结构的多变使得旗袍能够日久弥新，但当时的设计与面料毕竟有限，《玲珑》上主张的款式一期都不见得有一款，这很容易让那些追求时髦的女性在街上撞衫，姨太太尚且不能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何况那些自诩有别于粗俗的姨太太的女学生及新女性们。这必然要求穿着方式的多变，同是一款旗袍，搭配不一样的马甲、大衣、外套、裤子、手筒等，更有甚者开始主张接衫的穿着——通过对一件衣服的上身、下身、袖子等部分采用不同面料的方法给人一种着多件衣服的视错觉。这样就算是撞衫了，也会让穿着者的气质立马分出雌雄。

除了满足女性这种嫉妒心外，穿着方式的多变同时也推进了服饰的变革。第31期《小姐们的马褂》“旗袍从膝盖长到脚背，马甲时代便成了过去，不过夹大衣还未穿得上身。初秋时节，女人们最好是学学男人的样子，长袍外面套一件马褂”与第17期《夏季新装》“中国人因为习惯的关系，裤子向来不登大雅之堂，我们不妨当作是游戏的或是家常的看待。好在旗袍究竟在家庭里穿着不方便，这一个式子便是轻便的家常新装”显示，《玲珑》曾在不同时期分别对马褂与裤子在女性服饰中的推广起到了一个积极的宣传引导作用。人们在穿着旗袍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晚礼服、大衣、狐领短外套等西式服装，或单独穿着或搭配使用，这样的穿着方式在摩登女性追求美的同时也延长了旗袍的生命力。

三、摩登女性之妥协

摩登女性一方面在西学东渐、运动盛行、电影风靡的影响下，维系着她们所谓的摩登，但另一方面摩登女性毕竟是少数，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时期，就连当时最时尚的上海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她们。从封建主义与父权制家庭解放出来的女性重又沦为男权社会与商业文化消费的对象[7]，不得不让她们满带失望。于是一些人选择了妥协，一些人则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当中，只有少数的还能称得上摩登的女性在旧上海的浮华中徘徊。正如鲁迅所说的，“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

（1）向家庭妥协

家庭是女性的软肋，不管她们再怎么摩登，那种天然的母性情怀总能挑起她们对家庭的期待。曾经借着救国强种的口号大肆鼓吹摩登，这时家庭与孩子又成为了这些摩登女性的桎梏。家庭在她们眼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即便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地位很高，家庭仍然是最终归依。在无序且纷乱的叛逆性举动之后，回归家庭仍然是女性的最好选择。[4]况且她们并不都是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地位很高，有些女性甚至还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从事低微的工作，满带对这个社会的失望后她们更愿意回到那个相对有着保护的家庭。《玲珑》第12期《这就是提倡的女子职业吗？》“所存的不过是家里的奴婢，社会上的娼妓而已”以及其它期都有类似的描述，可见摩登女性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失望，原以为好莱坞式的女权国并没有在她们身上得到满足，很多人开始妥协。但也有少数的人选择了不嫁主义，坚持着她们的摩登理想，向这个无序且纷乱的社会发出挑战。

（2）向封建礼教妥协

回归了家庭，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向封建礼教妥协，但这时的社会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家庭妇女或者还没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女性经常能在旧上海的各个岗位上出现。封建礼教的魔爪不仅在家庭中限制着女性，而且不断向社会蔓延。《玲珑》第16期《女店员》“雇佣女店员是要你服务，不是要你向顾客献媚，那么你在工作的时候，尽可穿着素雅的衣服，露出你本来的面目，我想也不至于无人过问吧！又何必穿红着绿、浓妆艳抹呢？”并且从当时的《玲珑》杂志上可见看到，那些亮丽的好莱坞明星照片无一例外的展现着对身体的狂热崇拜——浓妆艳抹的脸庞，半遮半掩的身体已经最经常裸露着的双腿。相比之下，中国著名影星像胡蝶、阮玲玉等的照片除了露着双臂之外，身体都藏在长长的旗袍里。[8]可见当时的中国的摩登女性一方面在鼓吹着摩登，一方面又在向着封建礼教妥协。

（3）向国家的抗战妥协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军强占了东三省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军阀内战，洪灾泛滥，民不聊生。而上海却呈现出与这个时代不相符的景象，这样的浮华却不能一叶障目。在《玲珑》发行的七年，国家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玲珑》在奉行摩登的同时也渐渐警示人们爱国。如第36期“提倡工艺，抵制日货”及第12期《贡献给姐妹们的几句话》“我们是中国人的一份子，总要负些责任才是，不要把有用的金钱去送给外国人，使他们在我国多养几个好奢侈的女子。我们应该为国争荣，为己立业，使我国变成转弱为强的富国，勿使金钱外溢，那才是我们应尽的责务”。人们一方面在追求摩登，一方面又在为这个国家担忧。终究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后的“八一三”战事促使《玲珑》停刊[9]，与这个时代不相符的《玲珑》杂志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那些摩登的女性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涤之后一部分回归了家庭，一部分投入了抵御外辱的革命，只有少数还活跃在旧上海的浮华中。

《玲珑》短短的七年生命，是那个纷乱且无序的社会的一个缩影。摩登女性在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及运动的注意与电影的熏陶之后，在穿着上与世界接轨，引领着30年代服饰的变革。但是正如《玲珑》生命的终结，摩登女性在家庭与封建礼教以及抗日战争的限制之下也渐渐更加注意科技与内在的修养，这为以后女性革命及女性从事社会职业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之后的女性服装变革。

[1] 张竞琼.西“服”东渐：20世纪中外服饰交流史[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1:71.

[2]乔以钢，刘堃.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223):41-50.

[3]张乃仁. 外国服装艺术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4] 姜卫玲. 浅析《玲珑》杂志中的新女性形象[J]. 新闻界，2009;(4):104-105.

[5]李欧梵著，毛尖译.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范丽,肖宇强，梁惠娥.从“月份牌”看近代中国时装的流行变迁[J]. 艺术百家，2008;(7):146-148.

[7]白蔚.摩登与反摩登—民国报刊建构的女性身体及其现代意义[J]. 妇女研究论丛，2011;(4):71-77,112.

[8]陈晓云.电影明星、视觉政治与消费文化—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明星[J].文艺研究，2007;(1):12-18.

[9]师文静.《玲珑》杂志及其女性形象塑造[D].山东大学,20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