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视野下的老年人幸福度研究
——基于厦门市老年人的调查

陈　茗，陈长龙，王海龙（.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005；.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00）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老年人幸福度研究
——基于厦门市老年人的调查

陈茗1，陈长龙2，王海龙1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00）

近年来，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在厦门老年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分层指标体系中的经济标准和主观评价标准，结合人口特征变量，探究性别、年龄、上学年数、经济分层和主观分层是否对老年人幸福度具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分层对老年人幸福度具有更大的影响。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老年人分层研究对于更好地关注老年人幸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老年人；幸福度；社会分层

一、问题的提出

据“六普”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与国际上将65岁以上的人确定为老年人的通常做法不同，我国界定60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①1996年颁布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因此，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并且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关注人口老龄化，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及幸福状况，对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发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目的就是探究影响老年人的幸福度的因素。幸福度也称幸福感，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1）主观性。这是指它的评定完全依赖于个体本人的标准。（2）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是对生活的总体满意感。（3）相对稳定性。主观幸福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不随时间的流逝或环境的一般性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1］。

截至2010年，国内对幸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23篇）、心理学（26篇）及社会、卫生、管理学（15篇）等领域，其中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然而，尽管老年人幸福感因素研究比较多，但这些研究探讨的影响因素基本集中在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网络、职业、经济水平、婚姻家庭、文体生活、健康、医疗保障、居住环境等方面，缺乏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生活不平等问题是老年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人群体中存在生活状况不平等，社会分层是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决定性作用［2］。那么这种社会分层是否会对老年人幸福度造成影响？所以，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出发，探讨老年人的不同社会阶层是否会对他们的幸福度产生影响。

二、文献综述

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占有的资源不同，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资源相差也很大。所谓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3］。李路路认为，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4］。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分层的存在必然会带来社会不平等。

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社会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许多社会学理论大师都曾涉及这一论题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有人认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5］。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主要依据是对生产资料是否占有以及占有程度，这是相对简单、带有对立性质的二元阶层划分。而韦伯主张从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简单来说，即“权、名、利”。他认为，这三项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可以重叠，也可以通过其中一项进行阶层划分，但韦伯主张用这三种标准综合起来进行分层，这即是韦伯开创的多元分层观的社会分层理论。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表达了他的功能分层观思想，即：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由于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因而分工也必然是有差异的，就需要让适当的人去承担适当的工作，从而形成社会职业角色的适当比例，这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6］。为了缓和人们地位之间的差异，涂尔干又提出建立职业群体，以完善规范体系，调和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失范现象，这也就是“创造出一种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新社会结构，进而实现社会整合”［7］。

马克思、韦伯开创了社会分层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后来的多数社会分层理论家都是在此基础上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继续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以达伦多夫、赖特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以吉登斯、戈德索普等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涂尔干主义虽然没有前两者影响大，但是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传统，不容忽视。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李培林、李强等人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充分研究，涉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演变趋势及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8］。李路路考察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特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主要是“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革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9］。李强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10］。

那么，到底如何划分社会阶层？近十年来，学者对于被不平等分配资源的研究和认识更为深入全面，不仅突破了传统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外，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民权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如格伦斯基归纳了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声望资源、公民资源、人力资源等七种作为社会分层基础并被不平等分配的资源形式［11］。李强教授则基于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情形，将之归纳为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十种资源形式［12］。

综上所述，按照伦斯基的观点，社会分层研究就是探究两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13］。后者是讲社会分层的形成机制，前者是社会分层机制形成后的结果，即不同社会阶层占有资源的多少。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不同社会阶层下老年人占有资源多少对幸福度的影响，因此只需要找到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标准即可。

笔者选择经济资源即收入的多少来区分社会阶层。因为在社会调查中，收入数据较容易得到。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的强弱直接反映在收入的多少。拥有高学历、好职业、较大权力的人往往拥有很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收入的高低也影响着政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文化资源等等。收入高的人会拥有更多的金钱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文化目的，如获得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社会保障、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因此，收入的多少是最能代表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标准。

本文采用五等分法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五等分法最早是由英国学者F.W.Paish提出来的。此方法是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分，然后测量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人口比例与占有的收入比例之间总会有差距，由此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状况和贫富差距状况。前几年，世界银行公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14］显示，按照五等分法，中国社会五个阶层的收入状况与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基本吻合（参见表2）。这也说明了此次研究用收入的五等分法来划分中国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研究假设、变量和测量

（一）研究假设

按照五等分法对厦门市老年人收入多少进行分类，每一个老年人也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同，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幸福度。对此，本文提出：

假设一：按照经济收入划分，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人的幸福度是不一样的。

李强曾提到，测量人们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距的方法有很多，除了五等分法、还有对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这里的主观评价包括两种角度，即自我的评价和他人的评价［15］。因此，为了探究对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的幸福度，也为了探究判断社会阶层的客观测量和主观评价对老年人幸福度的影响有什么异同，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二：按照老年人主观判断划分，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人的幸福度是不一样的。

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就是城乡居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胡军生等人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远低城市老人［16］。因此在假设一、假设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表1　不同自变量下的幸福度得分

假设三：影响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幸福度的因素不同。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厦门大学、厦门市老龄委办公室及厦门市离退休职工联合会共同开展的《厦门市老年人幸福度研究》调研项目，调查采取目的性抽样、老年人自填问卷的方法，在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同安区选取1000位50岁以上的离退休老年人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985份，有效率为98.5%。调查内容主要涉及离退休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生活满意度、健康、情绪与性格、家庭及子女、经济生活状况、就业再就业与社会参与、社会支持、休闲生活、区域和社会环境评价、人生经历与价值观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二）变量和测量

1.因变量

本文以老年人的幸福度为分析对象，我们测量的问题是“您觉得目前的您幸福吗？请打分。”分数从1分到10分，每两分为一个幸福程度，依次为不幸福（1分、2分）、不太幸福（3分、4分）、一般（5分、6分）、还算幸福（7分、8分）、幸福（9分、10分）。在本文中，我们是按照1-10分来计算的。但我们在表2中按照幸福的五个程度来统计每个样本量，以便了解整个厦门市老年人的幸福状况。

2.自变量

（1）人口特征变量。包括三个变量：性别、年龄和上学年数。本研究只选取了三种基本的人口变量，借以考察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幸福度的影响。本研究设计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性别：男、女”；“年龄：____周岁”；“您上过几年学；____年”。在表2中，年龄和上学年数都是定距变量，我们把它们转化为定类变量，只是为了便于直观看清楚它们和老年人幸福度有什么的联系，在表四的回归分析中，笔者并没有把年龄和上学年数如此分为五类，使用的仍然是被调查者回答的原始数据。

（2）经济分层。在这里，我们通过对被调查者的月收入进行五等分，把被调查者分为底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阶层，即为经济分层。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收入划分被调查者的社会阶层。

表2　五等分法测量的各阶层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例

（3）主观分层。即被调查者对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主观判断，分为底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阶层。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了判断所属阶层的主要标准问经济收入，因此主观分层和经济分层是具有可比较性的。前者是被调查者对自己的月收入在全部居民所占位置的主观判断，后者是通过科学方法进行的客观测量。

此外，为了比较厦门市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幸福度是否不同以及人口特征变量、经济分层变量、主观分层变量对城乡老年人幸福度是否有影响，所以本研究形成了三个模型：厦门农村老年人模型、厦门城市老年人模型、厦门老年人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根据老年人的居住地点判断他们是农村老年人或者城市老年人，而不是户口。厦门市的思明区、湖里区在厦门市岛内，属于市区、经济较发达，所以在这两个区的问卷都被归为城市老年人数据中，集美区、同安区在厦门市岛外，经济相对落后，并且在问卷调查时，调查员在这几个区调查的老年人都是生活在偏僻的乡村，而非这些区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因此，在这些区的问卷都被归入农村老年人数据。厦门市老年人数据即为以上两个数据合并在一起的结果①厦门共六区，岛内思明、湖里两区，岛外集美、同安、翔安、海沧四区。岛外四区主要以工业导向为主，同质性较高，比如翔安区即于2003年拆分自同安区，故本文中为方便调查，选取集美和同安两区作为岛外四区数据的代表。。

四、数据分析

运用SPSS中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表3。其中，在厦门模型中笔者加入了“城乡”变量，以考察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度是否不同。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口特征变量中，性别在三个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度，年龄只在城市模型中有显著度，相关系数为0.093。城乡变量在厦门模型中和老年人幸福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上学年数对农村老年人和整个厦门老年人的幸福度具有显著相关性，且呈较强的正相关，分别达到0.185和0.099，这说明上学年数与厦门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度和厦门市老年人幸福度的相关性达到18.5%与9.99%。

第二，经济分层和主观阶层在厦门农村模型中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285和0.311.在厦门城市模型均无显著性，在厦门模型中，上述两个变量只有经济分层具有显著度。这说明这两个变量在不同模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运用SPSS中的回归分析，去验证之前所做的三个假设。结果如表4。其中，在厦门模型中笔者加入了“城乡”变量，以考察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度是否不同。

第一，三个模型都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本研究考察的两个主要变量经济分层和主观分层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

在“经济分层”中，相对于收入处于底层的老年人，收入处于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老年人幸福度得分相对增加，并具有显著性，其中厦门模型中四个阶层都具有显著性，农村模型中中下层、中中层和上层老年人和底层老年人相比，幸福度是不断增加的，而城市模型中只有中中层具有显著度。从整体来看，随着收入的增加，老年人在经济分层中的所属层次也会提高，幸福度也随之增加。

表3　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4　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主观分层“中，三个模型中不同的主观分层对老年人幸福度的影响不一样。相对于底层老年人，农村模型中的中中层老年人、中上层老年人的幸福度是增加的，分别会提高老年人幸福度1.332分和1.278分。在城市模型中，具有显著度的是中下层、中中层，在厦门模型中具有显著度的只有中下层。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主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收入底层的老年人，自认为自己是中下层、中中层的老年人的幸福度是不断增加的。而在中上层、上层老年人中，或许笔者认为影响他们幸福度的因素更加复杂，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上提高就可以的。

影响老年人幸福度的主要因素还是客观经济收入，收入高了，社会阶层也就高了，能够享受更多的资源，幸福度自然提高。而对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易发生偏差，对幸福度的影响力比较弱。

第二，性别、年龄和上学年数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老年人的幸福度影响不同。它们在厦门农村模型中都不具有显著度，厦门城市回归模型和厦门回归模型中都具有显著性，比如上学年数每增加一年，老年人幸福度就会提高0.108分和0.071分。

第三，城乡因素对老年人的幸福度没有影响。在厦门模型中新加入的变量“城乡”并没有显著度，说明老年人居住在城市或者农村对他们的幸福度并没有影响。

五、启示与建议

老年人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过贡献，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应该得到保障，安享晚年。但是社会分层在根本上是难以消除的，只要有按劳分配制度的存在，社会分层就会存在。所以若想普遍提高老年人幸福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全民收入，这是根本方式。拥有退休工资或其他收入的老年人有一定的经济保障，而那些没有退休工资或其他收入的老年人却没有相应保障。提高全民收入，这些老年人会得到亲友子女的经济支持，幸福度会得到一定维持。

第二，完善老年人经济收入再分配手段，这是关键方式。经济阶层的不同对老年人幸福程度影响很大。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改革老年人经济收入分配手段，实现公正公平合理的经济收入再分配，减小各阶层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阶层经济差距，切实提高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第三，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建立福利养老院或开展社区助老服务，使得那些没有养老保障的老年人能够得到照顾，享有安逸、舒适、愉悦的晚年生活。

根据经济收入划分的社会阶层是影响老年人生活幸福度的重要因素。对我国老年人口进行社会分层研究，能够揭示其遇到的边缘化和弱势化问题。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老年人口社会分层研究对更好地关注老年人口问题，建立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社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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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路路.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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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8］李培林，李强.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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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15］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6］胡军生，肖健，自素英.江西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5）：342.

An Exploration of Well-being for the Old in the Vision of Social Strata：A Survey based on the Old People in Xiamen

CHEN Ming1，CHEN Chang-long2，WANG Hai-long1
（1.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2.History&Culture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In recent years，aging problem has been valued.On the basi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urveys in Xiamen，this thesis conducts an exploration of whether the well-being of the old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gender，age，school years，social and subjective strata by means of economic standard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index system of social strata as well as the variances of population traits.The thesis ends with that the economic strata pose a striking influence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old.In this current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the strata studies concerning the old in China will be serving a more meaning purpose in further dedication to the issue of well-being of the old.

The Old；Well-being；Social Strata

C913.6

A

1007-0672（2015）02-0072-05

2014-06-21

陈茗，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老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