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视域中的“三严三实”

李美玲

[摘要]“三严三实”阐明了领导干部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对政党执政规律的正确把握和科学运用，是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和实践领域的根本指针。“三严三实”基于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政党目标为指向，通过充分发挥政党功能，凝聚政党力量，以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旨归。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三严三实”进行分析解读，有助于深入理解其理论逻辑，为在实践中坚持和贯彻提供认知前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严三实”；公共权力；民众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5000305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由此提出了“三严三实”。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一端连着民众、一端连着公共权力，是联系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三严三实”基于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从党的领导干部主体的角度对如何处理好政党与民众、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明确的规定，既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对政党执政规律的正确把握和科学运用。从政党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三严三实”提出的理论逻辑，提升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自觉性，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参照、奠定认识论前提。

一、“三严三实”与政党目标

“政党是政治团体，是专门为政治而生、而存在的，没有政治，便没有政党。”[1]（P20）何为“政治”？古今中外学者对此看法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的含义表示为城邦国家；柏拉图将政治与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2]（P21）；拉斯韦尔认为：“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配”，“政治行为就是人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活动。”[3]（P27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对政治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上述关于“政治”的理解和定义都反映了“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始终是和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党是政治团体，并且是为政治而生的，因而也就和权力紧密地联系起来。

政党不仅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且以影响和控制公共权力为目标，这是政党运作的一条基本规律。一般说来，政党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得民众授权，成为执政党，直接控制公共权力。沙茨施奈德尔对此宣称：“政党首先是一个为获得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尝试。”[4]（P50）熊彼特则进一步指出，政党是一个其成员在竞争斗争中为获得政治权力而一致行动的集团。政党影响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当作为在野党、反对党或参政党存在时，影响公共权力运行，间接作用于公共权力。对于直接控制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而言，政党手中的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授予，民众才是公共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有选举权的公民人数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利益分化越来越加剧，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古希腊雅典城邦式的直接民主赖以存在的条件被破坏。于是，人们创造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另一种形式——间接民主，这种民主最典型的特征是所有民众不再直接参与选举、投票和决策，而是由他们选举出一部分人代表自己去参与政治，完成选举、投票和决策过程，直接民主开始向间接民主转化。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转化的本质，就是人们将自己手中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并交由专门机构去行使，这个机构也即政府的雏形。当政党政治出现时，政党直接参与广义政府运作中，成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政党便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但是，民众在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时，是以“契约”为前提的，这种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5]（P25）卢梭的话意在说明：公共权力的形成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和前提的，而且人们之所以订立这样的契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确保公共权力能够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所以，在选举过程中，民众只会将自己手中的选票交给那些能够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人。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人民群众历史地选择的。民众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搞独裁专制，谋的是一己之私、一党之利，其本身由“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6]（P365）。中国共产党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民众谋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其成员为人民利益浴血奋斗，流血牺牲。但是，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公共权力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用来为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民众——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公共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谋私利。在权力到底为谁谋利益的问题上，某种程度上存在“零和博弈”。也即是说，一旦权力被用来谋私利，民众的利益就会受损害。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是下次选举过程中选票的转移。权力到底起何种作用，关键在于掌权者对权力持何种态度。于是，掌权者权力观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权力观是人们对待权力的观点、态度和看法。“三严三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如何对待手中权力的问题，其中无论是严以修身还是严于律己的直接指向都是为了“严以用权”。“严”是对权力的态度，要求权力的制度设计要严格，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加强自身修养，树立科学的权力观。在此基础上，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权力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严于律己，严以用权，谋实事，重实干，“权为民所用”，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此坚持和巩固执政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实现政党目标的过程中，“三严三实”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处理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

二、“三严三实”与政党功能

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当今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一般说来，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特定利益组成政党，通过政党对社会公共权力施加影响，以获得或维护特定权利。换句话说，政党政治表现为：政党在整个政治体制的运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政治活动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1]（P44）。而政党所以能在政治活动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是由政党的功能决定的，其中利益表达是一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P82）在他看来，“‘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P103）。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形成了人类社会前行的动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表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如个人、利益团体、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但是，在间接民主条件下，政党是民众表达、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方式。利益也是人们对政党进行评价的主要维度。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人们在选举过程中，选不选择某党，是选择A党还是选择B党，都直接与利益有关。据此，斯蒂格勒认为：“在决定把票投给哪一个政党时，选民会以在他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为基础来评价处于竞争的政党的业绩。在处于低收入地位的集团看来，这个问题倾向于失业方面，在处于高收入地位的集团看来则是通货膨胀方面。”[9]（P361）实际上，自诞生伊始，政党便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利益是将民众与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性因素。

利益也是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广大民众的纽带。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但其承担的革命任务十分繁重。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力”。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得出一个结论：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但是，农民阶级是有利益诉求的，只有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才会积极参与革命。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再次深入调查和分析，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因此，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民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的同时，依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土地政策，适时开展土地革命。实现了民众的利益，履行了自己的利益表达功能，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样是利益，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民众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正是意识到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但是，宗旨的确立只是解决了思想认识的问题，只是为共产党人的行为提供了方向指导，要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实现和维护好民众利益，还必须在实践中履行党的宗旨。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实现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认识层面，即作为执政党在公共权力各个层级的领导干部，通过加强党性修养，严以修身，严于律己，严以用权；二是实践层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层级的领导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实”字做文章，立足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将党的宗旨转化为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将两方面结合起来，也即“三严三实”在处理政党与民众关系方面的具体要求。从这个角度而言，“三严三实”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履行政党功能，正确处理与民众关系的保障。

三、“三严三实”与政党力量

政党是政治组织的一种，而组织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自愿组成的集体或团体。马克思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者，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也有学者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阶层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与任何组织一样，政党成员是政党力量的主要来源，政党的力量来源于因成员对于组织目标认同而达成的行动一致和政党在它周围团结起来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以革命党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民主主义。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0]（P620）决议试图通过扩大党员的吸收面，从数量上提升党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长期置身农村，党组织只能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吸收新党员，至革命中后期，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党员也就成了党员队伍的主体。受近代中国社会社会性质的影响，中国的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比在思想意识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同刘少奇分析的：“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11]（P223）很显然，这些思想意识与革命发展需求是不相符合的，也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需要予以克服。于是，加强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成为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此举旨在通过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党员思想上的一致达成行动上的一致，从党员质量上为党完成革命任务凝聚起巨大力量。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判断仍旧适应。预见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提高广大党员党性修养的自然的客观的环境不再存在，刘少奇提出了“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12]（P7）的要求，并在1951年写下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文章，目的是不断提高党员标准，确保在执政条件下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值得指出的是，政党毕竟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小部分。就政党诞生而言，它本身就是作为“部分”的利益代表者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在政党最初诞生的西方，“党”这个词，无论是英文“party”，法文“parti”，德文“partei”，还是意大利文“partito”，西班牙文“partido”，其词根都是“pars”，意思是“一部分”，意在表明政党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表达的是一部分人的意愿。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虽已达到八千多万，成为当今世界上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但党员人数也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少数。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党承担的历史使命都是繁重的，单纯凭借政党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借助民众的力量。于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坚持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最终确保了革命的胜利。在三大战役时，陈毅深有感触地道出了革命胜利的真谛：三大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实践证明，政党的力量是内在和外在有机统一的综合体，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内在素质过硬，力量强大，形成的是方向一致的合力，呈现给民众的是积极的印象，民众就会提高对政党的认同度。因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形象是影响民众对于政党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每当大选来临，西方国家就会在竞选广告、购买媒体等方面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的是要向大众传递一个正面的政党形象。为了增强内在力量，一方面，政党会尽量增加党员人数，扩大党员队伍；另一方面，政党也会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质量。“政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对党的忠诚。但是，在执政党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利益驱动会挤压这种忠诚的空间。利益因素挤占的空间越多，起的作用越大，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大，党员对政党的忠诚度越下降。”[1]（P384）相应地，政党力量就会被削弱。确保党员对党的忠诚的一条重要途径即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引导政党成员正确认识权力，了解权力的来源，进而科学对待权力，防止权力遭受个人利益的侵袭。这个过程也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的过程。党的外在力量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政党的领导干部是该组织的骨干，其言行也是群众评判政党的重要依据。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通过谋事要实、做人要实、创业要实，将党的宗旨转化为民众看得见的利益。这是政党运作的基本规律，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适应。从这个角度而言，“三严三实”以从严治党为指向，以党的领导干部为主体，阐明了增强党的力量的理论逻辑。

四、“三严三实”与政党执政合法性

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得或巩固以合法性为基础和前提。在政治学上，“合法性”被解释为：“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13]（P410）马克斯·韦伯说得更为直接，“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14]（P238）据此，一般认为，合法性就是公民对政府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对于执政党而言，也即民众对执政党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合法性对执政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合法性能使执政党更加持久地维持执政地位。卢梭指出，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合法性就是心理认同。心理认同是服从的基础，民众对于执政党的心理认同是政党长期有效地行使权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合法性能使掌权者在实施控制过程中花费较低的成本。执政也是有成本的。在民众对政党认同度高的环境中，执政党推行方针政策的阻力就会小得多；相反，在民众对政党持否定态度的环境中，执政党每推行一项政策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比别的政权多出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人力、物力、财力。长此以往，政党将难以为继，最后破产了事。值得指出的是，执政党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是以公共权力的归属为标志，而是在获得公共权力的基础上，通过正确行使权力获得民众对这种归属的承认。李普塞特说：“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5]（P55）也即是说，执政党若要提高执政合法性，就要使民众觉得当前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是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

执政党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权力在手，对于推行这个政党的主张十分有利。因为权力在手，执政党就拥有了为服务民众、获取民众支持、维护执政合法性进而坚持或巩固执政地位的砝码。但是，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双重属性，因而执政党也存在因为靠近权力而被权力腐蚀的危险。所以，西方政治学认为，权力一经产生就存在权力的悖论：服务的工具也可变成奴役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权力的异化”。毛泽东要求：“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16]（P98）一般说来，要防止权力的异化，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权力的获得必须以尊重人民主权为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的，其公共权力的获得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其执政下的国家体制本身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17]（P1475）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很好地遵循了这个原则。二是权力设置要求得到制约和监督。对于这一原则，我国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都从制度层面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在这个框架内，党既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三是权力运行必须坚持公平高效的原则。西方国家通过政党轮流执政的方式来防止某一个政党对权力的垄断，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执政集团中的官僚主义。我国不存在政党之间轮流执政的情况，因而要坚持权力的公平有效运行，一方面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坚持科学合理设置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教育，通过主观认识的提升筑牢拒腐防变的根基。而党员干部个人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也即是严以修身的过程，通过严以修身，在行动上严于律己，最终实现严以用权。而严以用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使权力回归本位，回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并通过“实干”实现和维护民众利益，进而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三严三实”科学地处理了政党与公共权力、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坚持和巩固执政地位为核心，将三者有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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